李 煜

《诗经•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两句诗，《左传》引用过两次。第一次见于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对此注释：“言孝子为孝，无有竭尽之时，故能以此孝道长赐予汝之族类。”认为“类”指族类，本于《诗》之郑《笺》。按，《诗•既醉》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本意是说：人世间的孝子不会穷尽，他们将不断向人们提供学习的榜样（关于“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本旨，笔者另文论述）。我们认为，前人对“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解释，既与《诗经》本义相左，更与《左传》引《诗》之用意远不相符。谓“类”为族类，则“族”指宗族。以人物的宗族关系来说，郑庄公为郑国国君，姬姓，而颍考叔只是颍谷之地的一个“封人”（守疆之吏），姓“颍”（或以为姓“颖”），二人并不是同一宗族之人。无论是史书所述，还是后人之考察，均未见有郑庄公与颍考叔为“同宗同族”之类的记载或论述。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册《郑伯克段于鄢》于“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注是：“孝子的孝没有穷尽，永久把它给与你（指孝子）的同类。”仍把这个“类”字看作类别之类，所不同是未取“族类”之说，而是解释为在伦理道德上与孝子“同类”。这种解释本于《左传》之杜《注》与孔《疏》。《左传•隐公元年》“《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杜预《注》曰：“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孔颖达《疏》云：“‘族类’者，言俱有孝心，则是其族类也”，“颍考叔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大概因为看到了颍考叔与郑庄公并无“子孙族类”关系，所以杜《注》用“孝心不忘”将郑庄公与“纯孝”之颍考叔拉扯为同类之人，而孔颖达又进一步解释说“俱有孝心，则是其‘族类’”。

问题在于，颍考叔是“纯孝”，是个大孝子，而郑庄公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孝子”，也谈不上“孝心不忘”。因为，《左传》明文记述了，郑武公从他出生那一天开始，便为母亲姜氏所恶，所以继位后从未听顺母亲的话；甚至还处心积虑地让胞弟、受母亲偏爱的共叔段一步步走向“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绝路，从而达到了逼弟出逃、幽母于颍的目的。所以，在郑庄公身上，何曾表现出孝心？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之所以又后悔，只不过是有点觉得自己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担心“政治影响”不好吧？所以后人或认为，郑庄公之所以后悔，纯粹是一种政治需要。这一点似乎是可信的，因为《左传》巧妙地写了事件的结局：郑庄公与姜氏在“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之后，“遂为母子如初”。“如初”，又是什么情况呢？“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很显然，这个“初”，便是母子面和心不和的关系。所以，要把郑庄公硬往“孝”字上拽，说他与颍考叔在“孝”道上是同类（“般类”）之人，实在太牵强了。

从文法来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类”，也不宜说成是颍考叔与郑庄公为同类之人。因为，这两句诗的主语都是“孝子”，其动词谓语分别是“匮”和“锡（赐）”。如果说“类”是指类别，那么，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直译出来就是：“孝子是不会穷尽的，它会永远赐给你的同类。”这个“尔”既不能看作是指“孝子”，也很难说是指郑庄公。而且，“赐给同类”什么呢？尤使人莫名其妙。于是说者便于“孝子”下面加上“孝心”之类的内容，说是“孝子的孝心不会竭尽，它将永远赐给你同类”，将文句主语“孝子”偷换为“孝心”以“足成其义”，这是典型的增字解经。

今案：“永锡尔类”之“类”不是同类之“类”，“类”谓“律”也，“法”也，“则”也，“仪表、范式”之谓也。《广雅•释诂》：“类，法也。”王念孙《疏证》：“‘类’之言‘律’也，‘律’亦法也。”《荀子•儒效》“其言有类”，王先谦《集解》云：“类，法也。”《诗•大雅•既醉》“永锡尔类”，王先谦《三家诗义疏》云：“鲁训‘类’为‘法’。”法度、律法谓之“法”，仪表、楷模亦谓“法”。故《易•系辞上》“法象莫大乎天地”，焦循《章句》云：“‘法’亦仪也。”《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仪也。”又《明法解》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慧琳音义》卷三“谢法”，《注》引顾野王云：“‘法’，犹楷式也，轨也。”“仪表、楷式”云云，即今言之“表率、楷模、榜样”者。“法”可训为“仪”，“仪”有楷模、榜样义，故“类”训为“法”，既可为法度之“法”，亦可为仪表之“法”。《楚辞•九章•怀沙》：“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以为类”，即是说以执忠死节为表率、为楷式。故《史记•屈原列传》“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张守节《正义》云：“类，例也，以为忠臣不事乱君之例。”以“例”训“类”，便是“榜样”的意思。

知道了“类”有“法”义，有“仪表、楷式”犹今言之“楷模、榜样”义，我们再来看《左传》两次引《诗》的用义，其义也就可迎刃而解了。《左传•隐公元年》：“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其是之谓乎”即指“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之事件及其结果。“永锡尔类”系双宾语句，“锡”是动词谓语，“尔”是近宾语、间接宾语，“类”是远宾语、直接宾语。“永锡尔类”即是“他（孝子）永远会给予你榜样”，或“他永远会将榜样提供给你”。所以，《隐公元年》之文若翻译为现代语言便是：“颍考叔，真是大孝啊！爱自己的母亲，还感动（影响到）了庄公。《诗》上说‘孝子不会穷尽，他永远会给你以表率（榜样）’，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左传•成公二年》第二次引用此诗句：“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德类”者，道德榜样也，其“永锡尔类”与《隐公元年》所引之意是完全一样的。

《左传•成公二年》杜预注说：“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长赐其志类。”后又说：“不以孝德赐同类。”所谓“志类、孝德”之“同类”云云，其义显然非“族类”之谓；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于此之注：“古人常以‘类’字置于‘德’‘义’诸字之下，‘德类’犹《诗•大雅•荡》之‘义类’，犹言‘道德法则’。”则明显与其《隐公元年》注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