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 艳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与民族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长期以来，道教的道士自我谦称为“贫道”，佛教的僧人自我谦称为“贫僧”。考其源流，僧人最初的谦称不是“贫僧”，而是“贫道”。僧人为什么自称为“贫道”呢，又从何时改为“贫僧”呢？学术界尚没有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使用文献学方法，考察佛教徒最初谦称为“贫道”的原因，改用“贫僧”的时间和原因，以及背后的佛道关系变化。

一 “贫道”的由来

(一)“贫道”的产生是僧人礼敬君王的需要

可考文献中，“贫道”首先出现在佛家典籍中，“贫道”是表示谦虚的称谓词，是佛教与儒家礼教矛盾调和的产物。据宋代《大宋僧史略》之《对王者称谓》云：“西域人多称我，卑于尊所称亦无嫌。故阿难云：如是我闻也。”说明印度没有谦称文化，在称谓上不讲究尊卑。佛教进入中国，出家人才开始谦称“贫道”，《僧史略》云：“若此方对王者，汉魏两晋或称名，或云我，或云贫道，故法旷上书于晋简文，称贫道。支遁上书乞归剡，亦称贫道。道安谏苻坚，自称贫道……汉魏佛法未兴。不见纪传，自伪国稍盛皆称贫道。”[1](P251)佛教徒起初对王者是称自己的名字或我，或者“贫道”，后来“贫道”成为普遍的称谓。说明佛教初来中国，问题之一是面对君王如何自称，因此，“贫道”最初是僧人面对君王时所用的称谓，是佛教出家人迫于礼敬王者的压力创造出的谦称。

中国的宗教包括佛教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基督教会一样能与世俗政权抗衡的宗教组织，均在政权管辖之下，臣服于世俗政权。佛教初入中国，必须得到世俗政权的支持方能顺利发展。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是儒家。儒家在传统中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佛教的态度大多是排斥与批评。因为佛教出家、修行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君孝亲的伦理精神相违背。儒家常与道家、道教站在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排斥佛教。东晋慧远所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反映了当时世俗社会要求沙门臣服、礼敬王者的要求。

佛教初来，一方面争取上层统治者的支持，一方面做出某些让步。根据佛教教义，出家人不再礼敬在家的俗人，包括国王和父母，这点遭到儒家的强烈批评。为了缓和与儒家的冲突，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部分去掉，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

佛教徒使用“贫道”即体现了对王者的礼敬之义，是向统治者做出的让步。古代中国讲究尊卑礼仪，注重称谓，中国的谦称文化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在称谓上对己强调谦词，对他人使用敬词，上至帝王诸侯自称朕、孤、寡人，下至平民自称鄙人、在下等，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皆有相应的称谓，谦称的用语超过百个。[2](P74～75)佛教为取得君王支持而礼敬王者，“贫道”成为僧人面对君王的谦称正是在此种情况之下产生的。随着佛教进一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僧人使用“贫道”不再局限于面对君王，成为僧人广泛使用的谦称。

那么，为什么僧人以“贫道”作为谦称呢？

(二)“贫道”与道教、道士相关

关于僧人最初为何以“贫道”作为谦称，佛教文献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贫道”源于“沙门那”，英文Shramana，梵文s′ramana，也译为“沙门”，意为息、息心、净志。唐代慧琳《一切经间义》云：“(沙门那)梵语也，此义译，云乏道，沙门名乏，那名道，僧称云贫道者，即谦退自卑之辞也，亦更有多义也。”[3](P480)宋代也有佛家著作持同样的观点：“修八正道，为沙门那。今言谦虗者……言我贫乏于道。是以古高僧，多称贫道是也。”[4](P875)此类解释将“贫道”通过“沙门那”与佛法建立联系。

另一种解释认为，“贫道”之称源于僧人自称为道士。元代《初学记》曰：“佛法初来，僧人皆名道士，自称贫道，今循古说也。”[5](P727)认为“贫道”源于佛教僧人最初称为道士，《初学记》是普及教化的书籍，代表着民间的普遍认识。

道教关于“贫道”的解释始于六朝[6](P872)的典籍《三洞奉道科戒·法次仪》， 其中云：“贫道是出家之谦词，弟子是在俗之卑称。”认为贫道是道教出家者的谦称。唐代的《道典论》[7](P106)曰：“贫道之言，盖上清道土之通称也……《太上太霄琅书经》云‘道士，谦辞于道未富，自言贫道，亦贫士理未周足。’”[8]道教文献明确认为，“贫道”是道士的谦称。

笔者认可第二种观点，即“贫道”的来源与僧人最初自称为道士有关。

二 “贫道”与道教、道士相关

(一)道士、道人原为道教徒的称谓

今之道士是信奉道教教义并修习道术的道教徒的通称，西汉之前，道士意为道德情操高尚之人，并非专指道教徒，如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9]西汉刘向《新序·节士》：“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10]其中道士都是有道之士的意思。

东汉时，道士已用以指称有道术之人。东汉荀悦《汉纪》云：“少君病死，道士以为化去不死也。”[11]“少君”即指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此处“道士”指与李少君一样有道术之人。《史记·孝武本纪》曰：“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可知李少君的道术包括祠灶、谷道和却老之方，祠灶指祭祀，谷道指辟谷不食，却老方则泛指长生之术，其所行道术与道教组织完备后道教徒所行道术相符。

汉魏时，道人、道士均指致力于道教长生实践的人。《庄子·秋水》：“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庄子称道人为道家得道之人，与真人和至人的意义相近。[12]东汉高诱注“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之句，注曰“子华子，古体道人，无欲故全其生，长生是行之上也”[13]这里子华子即是实践道教长生之术的道人。《汉书·京房传》云：“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颜师古注：“道人，有道术之人也。”[14]成书于汉魏的《列仙传》，其中称为道士的有稷丘君、黄阮丘、谷春、浮丘公，称为道人的有昌容，都指信奉并修习道术的道教修行者。[15]

(二)佛教徒起初亦使用道士、道人的称谓

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当时社会上盛行道家神仙思想。汉代佛教刚传入时，《高僧传》中记录了佛教僧人以各种道术吸引信众。人们把佛教当作为黄老道术的一种，于是“浮屠与老子共祠”。

佛教初期经典，以“沙门”(与“沙门那”同)泛指佛教及其他宗教的出家者，后秦释僧肇《注维摩诘经》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门。”[16](P367)沙门一词来自印度，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佛教是沙门中的一种。意即沙门为普通出家人，既指佛教徒，也指其他宗教的出家者。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最先着手译经的是东汉安世高、支娄迦谶、支曜，三国时吴国的康僧会、支谦、竺律炎等人，翻译佛经时同时使用“沙门”“道士”“道人”“沙门道人”指称佛教出家人，其中使用“沙门”的频次远高于“道士”或“道人”。安世高大量使用“道弟子”“道德弟子”，这样的称谓，更加具有道家色彩。为何译者使用几种不同的称谓呢？“沙门”与“道士”、“道人”有区别吗？

首先，初期“道士”与“沙门”有明显区别。以安世高为例，所译经有7次“沙门道士”，出现2次“道士”，出现沙门78次。17其中“醉便不敬明经贤者，不敬道士，不敬沙门。”“人于世间得财产，悭贪不肯布施，不爱视诸家贫穷者，不给与之，不供事沙门明经道士。”[18](P518～519)此中道士与沙门的含义明显是有区别的。

其次，“道士”和“道人”皆是用来指称有较高修为的沙门。南梁慧皎《高僧传》曰：“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19](P352)此处道士指“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的沙门，可见道士的修为层次高于普通沙门。这也解释了初期“沙门”比道士使用频率较高的原因，因为一般修为的沙门不够资格冠以“道士”的称呼，而普通沙门人数量较大。

随着时间的发展，南北朝时，道士、道人成为僧尼普遍的称谓。如《高僧传》云：“恢嘲之曰：‘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20](P156)此处僧人既称“贫道”，又自称为道士。又《比丘尼传》：“(妙音)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21](P936)此处尼姑也是既称贫道，又称道士。《南史·宋宗室传》前称慧琳为道人，后又称沙门，说明沙门即是道人。宋代《避暑录话》云：“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22]说明晋宋时期僧人都称为道人。宋代佛教文献《释氏要览》云：“道人，智度论云：得道者名为道人，余出家者未得道者亦名道人，道者亦同此说。”[23](P261)由上可知，道人、道士起初仅指修养层次较高的佛教徒，至南北朝时成为佛教徒的普遍称谓。

前文已讲，汉魏时道人、道士已经用以指称有道术的道教徒了，佛教进入中国，亦称其教徒为道人、道士，且以道人、道士为佛教徒修行层次较高者才可享用的称呼，说明佛教初入中国时，没有强调与道教的区别，且对道人、道士持有敬意。魏晋时期，道家玄学思想成为思想主流，佛教初期传扬不易，常依附于黄老道教而行。学界将魏晋称为格义佛教时期，格义佛教即是以中国固有的思想，主要是借用老庄玄学的用语和概念，来理解诠释佛教的思想。

佛教教理及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被视为道术之一。《庄子·天下篇》把儒、墨、阴阳、名、法等各家之学统名为道术，后世把方士称为方仙道，之后道教有太平道、五斗米道、李家道、天师道等。 汤用彤说：“盖汉代佛教、道家本可相通，而时人则亦往往并为一谈也”，“当时渐流布之佛教，亦附于此种道术。《牟子》称释教曰‘佛道’，《四十二章》自称佛教为释道，道法。”[24](P50)佛教无论在世人眼中，还是佛教内部，均与道教“并为一谈”。佛教以道自居，称异教为外道、邪道、他道、异道等，其教徒除称为道士、道人，还称为道弟子、道德弟子，民间对佛道两教教徒都称为道流。

佛教徒面对君王选择谦称之时，其当时的身份为道士与道人，因而选择了“贫道”一词作为谦称。

(三) “贫道”与“沙门那”无关

首先，“贫道”是称谓词，是对自己的谦称，有本道士的含义。而“沙门那”不是称谓词，“沙门那”有断邪道的含义，没有自称之义。如果依“沙门名乏，那名道”的解释逻辑，更应解释为“沙门名乏，那名法”，因为成熟的唐代佛教不再称为“佛道”，而是称为“佛法”。正是由于佛教初来时，以道自居，自称为“佛道”，其教徒称为道人、道士，因而“贫道”的来源与含有“道”字的称谓相关，与“沙门那”无关。

因此，元代佛教典籍《初学记》认为“贫道”源于佛教徒最初称为道士是可信的，《初学记》反映了民间的共识。

“贫道”首现于晋代，唐代距晋代已远，唐代慧琳把“贫道”与“沙门那”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是试图使“贫道”的来源去中国化，回归印度正宗。隋唐之时，佛教发展壮大，与道教产生纷争，而佛教初期依附道教发展的痕迹不利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

正是由于“贫道”与道教、道士存在不言而喻的联系，“贫道”虽由僧人首创使用(至少从文献上看)，道教的道士也自然地使用“贫道”作为谦称，并至今仍成为道教徒使用的谦称。

三、“贫道”“贫僧”的演变与佛、道二教关系变化

(一)三国至隋朝

“贫道”用于自我谦称始于东晋时期，最初源于佛教文献记载。如《大宋僧史略》称“法旷上书于晋简帝”，“支遁上书乞归剡”，都称贫道。南北朝至隋代，“贫道”在佛教典籍中大量出现，佛教典籍《比丘尼传》《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大量使用“贫道”指称僧人。道教文献仅有《无上秘要》《三洞奉道科戒》出现“贫道”，总计出现3次。

从文献记载来看，佛教徒首先使用“贫道”一词，南北朝时“贫道”的使用盛行，佛教徒使用的时间和频率都胜于道教徒。从侧面说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附于老子和道教进行传播。

随着佛教的发展与强大，佛教自身的特点越来越鲜明，与道教的矛盾日益突出，南北朝时发生了儒释之争和道释之争。《南齐书·顾欢传》云：“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辩)是非。”[25]《南史·陶贞白传》云：“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26]说明至南齐时，佛教与道教已有明显区别，道人与道士分别指佛教徒和道教徒。

(二)唐至宋代

唐至宋代，“贫道”广泛地出现在各类书籍中，包括佛、道教文献，“贫僧”开始少量出现。 “僧”来源于梵文“Samgha”，译为僧伽，指信奉佛陀教义、修行佛陀教法的出家人团体。《五分律》云：“僧者，从四人已上。”[27](P20)说明“僧”起初并不是用来指代单个僧人，四人以下的佛教徒不能称为僧。清代《称谓录》云：“六朝和尚皆称道人，不称僧，唐始称僧。”[28]僧从最初指称四人以上的僧人团体，到指称单个僧人，这种变化产生于唐代，即佛教徒称为僧始于唐代。

二是加强“职业化”建设，在技能培训上强力度。近年来，马鞍山市人社局充分发挥下岗再就业培训基地的职能，联合马鞍山市妇联开办家政服务员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和专题讲座，共开办培训班16期，培训人员3871人次，2465人获初、中级职业资格证书。马鞍山市工人文化宫职教中心围绕“家政服务工程”举办培训班6期，300多名农民工、失业人员参加培训。

由文献可知，“僧”在唐代的使用并不普遍。唐末五代成书的《旧唐书·李训传》可能为首先使用“贫僧”的典籍，然只出现一次，文曰：“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29]此处“贫僧”有谦称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另外出现五次“贫僧”，都是“贫穷的僧人”之义，分别出现在唐代佛教文献《广弘明集》，[30]唐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唐代张鷟《龙筋凤髓判》、《酉阳杂俎》中。[31]因而唐代“贫僧”用于谦称属于极个别现象，尚未通用。

宋代“贫僧”的使用有少量增加，“贫道”的使用仍为主流。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与cbeta电子佛典所收入宋代文献为例，“贫僧”仅为19处，“贫道”则达641处。其中cbeta佛典中“贫道”使用271次，“贫僧”则只出现在两部书中。[32](P638～646)(P299～612)宋人所撰重要佛家典籍《释氏要览》《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佛祖统纪》等皆沿用“贫道”的使用，而无一使用“贫僧”。使用“贫僧”的文献中，更多地使用“贫道”，以《太平广记》为例，其中“贫僧”既有表示贫困的僧人意义的2处使用，也有表示僧人谦称的3处使用，而《太平广记》中道士和僧人自称“贫道”的则有71处。[注]《睿陵僧》、《虢国夫人》两处“贫僧”为清贫的僧人之义，《翁彦枢》和《唐高祖》僧人谦称“贫僧”3处。说明宋代仍以使用“贫道”为主，“贫僧”的使用属于少数现象。

唐宋时期，佛、道二教虽有纷争，但关系基本上融洽。佛教在唐、宋两代取得较大发展。道教在唐代的地位等同国教，宋代统治者同样尊道、崇道，因而唐宋两朝道教地位很高，佛、道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唐宋两代均提倡三教融合，僧人与道士有时几无分别。如宋代苏辙《龙川略志》之《烧金方术不可授人》篇，讲述了僧人从事黄白术的事迹，“僧曰：贫道平生好药术，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33]黄白术本为道教方术，是招致儒家、佛家批评最多的道术之一，文中几位僧人不仅从事黄白术，其传承也符合道教“道不轻传”主旨，如果文中没有一个“僧”字，从内容上看不出他们是僧人，说明截至宋代，佛、道二教在理论上相互吸纳，在道术上也相互借鉴。

(三)元代为“贫道”“贫僧”变化的重要时期

元代为重要转折点，称“贫道”者仅为道士，称“贫僧”者仅为僧人。元代佛家典籍《肇论新疏》称：“贫道者，古之沙门谦称。”[34](P222)“古之沙门”说明元代时，僧人已不再以“贫道”作为谦称了。前面《初学记》亦云“佛法初来，僧人皆名道士，自称贫道，今循古说也。”[35](P727)“古说”说明“贫道”为前代使用的称谓，至元代已不通用。元代使用“贫道”的佛教书籍，如《释氏稽古略》《佛祖通载》，所述内容均是承袭前代，而非当代。世俗文学中，元杂剧流行，杂居作家大多为汉人，“贫道”大量出现在元杂剧中，《翫江亭》《襄阳会》《蔡伯喈琵琶记》《升仙梦》《庄周梦》《古今杂剧》《黄鹤楼》等元杂剧含有大量神仙教化内容，其中道士皆称“贫道”，僧人皆称“贫僧”，说明僧人与道士谦称的区别已深入人心。并且，这种分明的区别一直沿用至今。

元代佛教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在民间的影响却不如道教。元代道教神仙剧的流行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元曲中取材于佛教的作品很少，和取材于道教的作品相比，实在是寥寥无几”。[36](P95)笔者统计了《中国古籍库》中除佛、道教文献之外的“贫道”出现的频率，为170次。与此相比，“贫僧”的出现极少，只有《裴度还带》《水浒传》《破窑记》共计10次，反映了道教在民间更受百姓欢迎。

佛教徒谦称由“贫道”一致改为“贫僧”在元代是突然发生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元代佛教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其在民间的影响却与道教相差甚远呢？

四、元代发生转变的原因：佛、道二教严重对立

元代是佛教出家者称谓由“贫道”到“贫僧”转变的关键时期，元代佛、道的冲突既有文化层面，又有政治层面。佛、道二教分别在1255年、1256年、1258年展开了三次辩论，最终皆以佛教胜出告终。关于此次辩论的文献，多来自佛教，道教文献鲜有记载。

首先，元代是汉民族第一次完全被“蛮夷”占领。蒙古军队在中国境内大肆屠杀，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作为世界纪录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虽然，学术界迄今没有发现元代统治者把国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根据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显示元朝执行了民族不平等政策，由尊到卑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汉人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空前高涨。

其次，道教在元代初期发展迅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220年，道教全真派丘处机以七十余岁高龄，历时两年多，远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得到成吉思汗的赞许，被成吉思汗封为大宗师，掌管天下所有出家人。丘处机广发度牒，安抚受战争荼毒的民众，吸收大量平民入道，使他们免除所承担的苛捐杂税，全真教获得巨大的发展和广泛的赞誉。由于道教与成吉思汗的这种特殊亲密关系，道教在前期蒙古帝国中的势力一直很大，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

但是，在1227年，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先后去世，道教逐渐失去了与蒙古上层的密切关系。随后，蒙古与南宋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其间，蒙古领袖窝阔台、忽必烈和蒙古贵族逐步接受了藏传佛教。

更重要的是，元代发生的三次佛、道论辩，均发生在蒙宋战争期间，南宋灭亡之前。元代发生由判别《老子化胡经》真伪而引发的佛、道辩论，裁判是地位显赫的藏传佛教领袖八思巴，他在两年后(1260)被奉为国师，其后晋封为帝师。他在论辩中既扮演了裁判的角色，也扮演了佛教一方辩论者的角色。关于此次论辩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总结道教失败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因为元朝统治者也是胡，《老子化胡经》如果被承认，元朝统治者执政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由此犯了元朝统治者的大忌；其二，其时南宋还没有被灭亡，道教力量被元统治者视为异己力量，而道教在前期势力迅猛增长，引起了元统治者的忌讳。

道教在论辩中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元室所依靠的蒙藏民族世奉萨满和藏传佛教，‘崇尚释氏’为其国策，在释道斗争中支持佛教，是其必然的举措。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最现实而直接的原因，即全真道自丘处机以后，发展异常迅速，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种情况已经给元统治者造成了一定的威胁”。[37](P226)与之相联系，佛道辩论的目的并不在判定《化胡经》之真伪，而在于主张佛在道先，蒙古入侵者所信奉的佛教尊贵于被入侵者所信奉的道教。因而，道教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无胜利的希望。道教遭受重大打击，并被判焚毁除《道德经》以外的所有道经。

由于道教崇道，以道自居，对于元代佛教徒来说，称为道士、道人、贫道都暗示其与道教的联系，不利于反驳《老子化胡经》，因而，佛教徒把谦称由“贫道”改为“贫僧”，以消除初期通过附会老子传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谦称的改变是元代佛、道斗争的一部分。

至明代，佛、道二教对立的政治因素消失，但谦称分别保留下来，明代通俗文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八仙过海》《警世通言》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中，大量出现“贫僧”“贫道”，所指分别为僧人和道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