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从此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但是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和政治混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1978年5月，胡耀邦同志组织理论界、新闻界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终于扭转了“左”倾错误方向，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

《解放军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重灾区。“四人帮”对《解放军报》横加指责，甚至强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因此，打倒“四人帮”后，《解放军报》的同志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思想空前活跃。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舆论宣传中，《解放军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创新，走在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列，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精彩的篇章。

一、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扩大“突破口”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央的部署，《解放军报》组织了揭批“四人帮”的三大战役，每一个战役都推出了在全军乃至全国有影响的重头文章。特别是连续发表10篇“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评论员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推动全军部队的思想转变;同时，还发表了3篇脍炙人口的杂文：《“风派”人物脸谱初析》《奉劝“震派”人物改恶从善》《给“溜派”人物画个像》，把“四害”横行时期一些丑恶人物的面目，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风行一时。

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比揭批“四人幫”更为重要，就是如何排除继往开来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确立新的前进方向。1977年2月7日，全国媒体普遍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著名的“两个凡是”。此文引起老同志的极大反感，耿飙同志直言不讳地说：“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这篇社论以“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两报一刊”名义发表，其实《解放军报》的同志并没有参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开了反击“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解放军报》当即予以转载。尽管当时在解放军报内部也有一些表示拿不准的意见，但是在值班副总编辑薛真的主持下，《解放军报》在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此之前，时任《解放军报》时事处副处长的邵华泽已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文风与思想路线》。胡耀邦看清样时十分重视，说：“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邵华泽的文章最早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并联系实际做了说明，理论界人士后来称之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曲。但文章主题是讲文风问题，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随后发表的《光明日报》的文章，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这个势头很快就遇到了阻力。吴冷西对转发此文的《人民日报》提出了批评，认为是“砍旗”。1978年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召集中宣部和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要求向各地打招呼，不准再刊登此类文章。

《光明日报》的文章先发表在胡耀邦领导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是由吴江等同志修改的。文章公开发表受到指责后，吴江与作者之一的孙长江商量，赶紧撰写第二篇文章，但是因为中宣部下达了禁令，《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不可能再刊登这类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吴江把稿子送给了胡耀邦，同时求助于《解放军报》。他给老同学、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写了一封信，将孙长江执笔写的第二篇文章交给《解放军报》。当时《解放军报》刚刚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是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吴江当时找《解放军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承想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吴江提议不用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其实，吴江将此稿报送胡耀邦同志后，胡耀邦同志即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多次联系，并派秘书将稿子送到罗瑞卿手中。罗瑞卿明确表示支持。

早在《解放军报》转载《光明日报》文章后，罗瑞卿即给华楠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很好，意义重大，《解放军报》要认真学习和宣传。”6月上旬，《解放军报》发表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后，罗瑞卿又指示《解放军报》要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组织后续文章。在看到中央党校文章清样后，罗瑞卿又认真查阅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要求《解放军报》和作者商量，加上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为了这篇文章，他先后给《解放军报》打过5次电话，直到去德国治病登机前，还对《解放军报》的领导说：“（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长达1.6万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纸普遍刊用。理论界、新闻界称之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由于军队媒体的特殊性，这篇文章对于冲破阻力，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到了积极作用。刚刚被封上的突破口再次被打开，并且扩大了。

这一年内，《解放军报》发表了100多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消息、评论和理论文章。

1979年初，由于发生边境战争，许多部队未能充分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此，《解放军报》在战事结束不久，就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当时，“补课”的意见并不是来自上级的指示。这在当时是冒尖和极具创意的，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海军领导同志汇报时，讲到补课问题。《解放军报》接着连续发表《补课要补到实处》《敞开思想讨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等评论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了军事领域。

二、怎样看待解放思想和高举旗帜的关系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怎样看待解放思想和高举旗帜的关系。《解放军报》也经过了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方面逐步清理被“四人帮”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在舆论宣传上展开拨乱反正;另一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并且逐步明确，要警惕右，主要是为了防止左。

（一）最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上拨乱反正

1977年11月，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到广州见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为修改叶帅在年底召开的军委会议的讲话稿征求意见。总政机关的几位同志和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的华楠及一位编辑随同。

在去广州的途中，大家讨论讲话稿的主题，邓小平问：“讲话稿中有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华楠答：“没有提。”罗瑞卿说：“阶级斗争为纲是根棍子，‘四人帮用这根棍子把一大批老干部打倒了。你们查查资料，看看毛主席在不同时期是怎么讲的以什么为纲的？”

华楠随即打电话布置解放军报有关部门收集资料，整理一份历史上毛主席有关“纲”的提法。《解放军报》随后整理的资料表明：毛主席有关“纲”的提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的。如1958年提出“工业以钢为纲”，1960年提出“农业以粮为纲”。这说明，军队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站得住的。

罗瑞卿看后说：“这个材料驳‘凡是派有说服力，说明以什么为纲是可以变的嘛！”邓小平说：“在某一个时期内，我们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是可以的，但是要很快转，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应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1978年1月30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编辑部文章《军事战线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继而在2月3日，又在一版头条发表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不容篡改》，这两篇文章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实际上也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舆论准备。

（二）勇于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宣传进行反思

“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曾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并在一篇编者按中，对《人民日报》提出的“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政治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没有无业务的政治”等观点，蛮横地斥之为“统统是谬论”。

粉碎“四人帮”之后，要不要对这些错误的宣传“还账”？解放军报专门派了3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征求意见。此后又在解放军报内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1979年2月22日，《解放军报》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公开检讨“文化大革命”中在宣传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这种检讨和反思，不仅是为了澄清被“四人帮”颠倒的思想理论是非，而且根据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营造了舆论。

“突出政治”的宣传，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解放军报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粉碎“四人帮”后，在要不要“还账”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在政治工作是“领导”还是“服务”的问题上，也是如此。1979年，《解放军报》曾连续打出通栏标题“政治工作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但同时，全军政工文件也依然强调“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和保证作用”。1984年整党期间，这在《解放军报》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直到1985年4月24日，《解放军报》一版头条通栏发表编辑部文章《保证·服务·改革》，鲜明地提出了端正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指出“政治挂帅”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政治工作发挥保证作用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不能因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就把政治工作同黨的领导相提并论。此后，才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不再提“领导作用”了。

（三）反倾向宣传中值得总结的经验

围绕解放思想的宣传，整个宣传战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党报作为喉舌，其宣传倾向是与党内不同意见有密切关联的。从《解放军报》来说，有两个典型的事例，一是1980年宣传“兴无灭资”，二是1981年批评电影剧本《苦恋》。

“兴无灭资”是《解放军报》宣传的各种口号中争议最大的一个。这一口号在“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年代，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紧密联系。但是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再提出来，已经明显落后于人们的认识实践，显得很扎眼了。

1978年5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打好灭资兴无的思想仗》;1980年4月，又集中展开“兴无灭资”的宣传。当时在地方上，穿高跟鞋、戴太阳帽、烫头发都被说成是“精神污染”的表现，部队也有相应的问题。1978年12月，《解放军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广州军区政治部作出规定，取消战士不能买收音机的规定，受到广大战士的欢迎。这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匪夷所思？连听收音机都成了新闻，可见当时思想解放遇到的障碍有多大。

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前些时候解放军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

1981年4月批评白桦创作的电影《苦恋》，是《解放军报》宣传中又一个引发争议的事例。尽管《解放军报》是奉命刊登，并非自己组稿，但确实是以《解放军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因此也引起很大的波澜。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此发表意见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高质量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解放军报》批评《苦恋》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背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刊登黄克诚的文章《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文章指出：“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确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这样做是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但是《解放军报》的批评也让一些知识界人士担心：是不是又要搞运动了？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此事有了圆满的结果。后来，白桦公开发表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的信，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这两个事例的起因都有一些所谓的“来头”。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历史启迪呢？那就是，在重大的理论或矛盾问题争论中，不能只讲“唯上”、只是“紧跟”;面对不同意见，媒体宣传要防止主观武断，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围攻批判”;要善于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形成正确的意见。这是办好报纸吸引读者的策划之道，也是运用报纸统一思想的成功之道。

在这方面，《解放军报》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1979年9月4日，《解放军报》转载叶文福的政治抒情诗《将军，不能这样做》，引来读者一片叫好。但是因为触动了某些人，发表之后又奉命进行“消毒”。今天回过头来，用“实践标准”看，谁能说这不是一首具有警示作用的好诗呢？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认识，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反左，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解放军报编辑部内部也有分歧，有些领导在把握反倾向重点时，往往是反“自由化”比较有力，而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鲜明，导致社会上产生《人民日报》说“三”、《解放军报》说“四”的印象。

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肃清错误思想影响》，最早公开在报纸上批驳“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内部问题，“右”是敌我问题;或者说经济上要反左，政治上要反右。评论提出，不要用一个框子去套，什么事情都贴上一个“左”或者“右”的标签，是什么问题就纠正什么错误，实事求是，用正确思想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此文发表时恰好《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隔日两报同时转载对方的评论，都强调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一致，社会上流传的《人民日报》说“三”、《解放军报》说“四”的议论也随之淡化了。

但是这时候，《解放军报》还没有鲜明地提出把纠正左的错误作为重点，直到党的十二大之后，特别是经过整党，才彻底扭转了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1984年2月9日，《解放军报》报道当时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视察“南京路上好八连”，强调抓基层要摈弃左的一套。此后，《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好八连及上海警备区党委肃清左的影响的经验，对推动部队清除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入军事领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军队来说，最高的实践就是实战。因此在1979年初的中越边境战事结束后，《解放军报》迅速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入军事领域，呼吁军事训练改革。

1979年4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把自卫还击战的经验变成全军的财富》，文章强调总结经验要系统、全面、成套，“西瓜要抱，芝麻也要捡”。局部参战，全军受益。这个阶段的《解放军报》宣传不等不靠，自下而上地总结和宣传了大量来自基层和实战的经验教训。

1979年7月25日，《解放军报》一版发表读者来信《尽快恢复提拔干部经过院校培养的制度》，从边境作战的经验入手，强调干部经不经过院校培养大不一样，批评“没经过院校培养照样打胜仗”的错误认识。

当年11月，推出《军事纵横谈》专栏，刊登《以敌为师》《参谋考将军的联想》《纸上谈兵辩》等大量反思性的杂文，对于打破僵化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早在边境作战之前，1978年11月，《解放军报》就发起了《怎样训练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12月。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强调合成训练改革，改变“车马炮不见面”的状况。

在这种舆论背景下，《解放军报》推出了一个重大典型——“蓝军司令”，为此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从研究敌军上突破》。这个典型可以说是继1960年宣传“硬骨头六连”“郭兴福教学法”之后，军事领域又一个影响深远的典型。如今，人们也许忘记了蓝军司令王聚生的名字，但这个典型的意义已经融入了部队改革实践，“蓝军司令”已经成为一种训练观念、一种训练方式。

四、走在新时期新闻改革的前列

粉碎“四人帮”后，《解放军报》曾经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公开检讨“文化大革命”之初，《解放军报》在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中，鼓吹“突出政治”、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等错误，坦率地承认：“那时本报在新闻界是带了头的，调子是最高的，所起的作用很壞。”这一检讨让《解放军报》很快放下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投入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宣传中。这一时期，《解放军报》在新闻改革的实践中，走在了新闻界的前列。

（一）举起一面旗

1977年9月，《解放军报》在新闻界首先发起声讨“帮八股”，大张旗鼓整顿文风，连续发表评论《讨伐帮八股》《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从领导作风上找找原因》，吹响了新闻改革的号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转载了这几篇文章，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办了两期班

1980年2月到8月，《解放军报》先后举办了两期新闻业务研究班。第一期侧重理论探讨，提出“努力按照报纸的特性办报”“正确理解新闻的指导性”等观点，形成了《改革军报新闻的建议》，就改革重大事件报道、改革会议新闻、改革工作报道、扩大新闻报道面等，提出改革方案。第二期研究班侧重新闻改革实践，组织评改新闻和下部队集体采写新闻35篇。两期研究班的成果，汇集成《谈谈新闻改革》《新闻改革尝试》两本小册子，受到新闻界的重视，纷纷索取，风靡一时。

（三）开了三个专栏

两期研究班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军报版面上得到了体现。比较典型的有三个专栏：1981年11月，《解放军报》创办《一句话新闻》;1982年1月创办《谢顾问答读者》;1984年3月创办《鸡毛信》，刊发当日或隔日新闻。这3个专栏都被《新闻年鉴》作为新闻改革典型栏目予以介绍。胡乔木同志在谈新闻要新、短、多、广时，给予这些栏目肯定和赞扬。

这一时期《解放军报》的新闻改革，不仅在打假、揭短上颇有勇气，在抓文风、抓时效方面卓有成效，在揭露问题、触及时弊上也尖锐大胆。例如《成都军区干部部长王拙如以权谋私为儿子骗取干部职务》《十四个工作组为什么帮出个后进连》《兴师动众好多天，走马观花半小时》等批评性报道，这些报道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很犀利的。

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初期的洗礼，《解放军报》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经过两年的努力和中央军委批准，1987年1月1日，从军内报纸转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为此，《解放军报》提前做了两个改革动作：一是将报纸版式全部改为横题横文，打破了100多年来我国报纸版式的旧框框，在新闻界独领风骚。当时有新闻学者撰文激烈批评《解放军报》的新版式是“全盘西化”。而实践证明，这种横排版式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后来全国报刊几乎全是横排版式了。

二是策划“祖国大陆周边行”采访活动，两年时间回到起点，700个日夜，10万公里行程。中国记协在记者凯旋之际专门举行了庆祝会。这次采访活动被收入《中国新闻学之最》。

回过头来看，拨乱反正和改革初期是《解放军报》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解放军报》重要言论被转载最多的一个时期，对历史转折时期的军内外舆论导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