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2018-02-15于之蒙刘珊珊杨换丽

西部皮革 2018年4期

于之蒙，刘珊珊，杨换丽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24)

1　语言景观的源起，定义与发展

语言景观 (Linguistic Landscap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Landry＆Bourhis在学术论文《语言景观与族群语言活力》中提出的:

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是由公共路牌、广告牌、街道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物公共标牌上的语言组成的”(Landry＆ Bourhis，1997:23—49)。Ben-Rafel等 (2006) 认为语言景观是一个社会、地区或城市的重要象征符号，它可以展示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Durk Gorter(2006)则把语言景观的研究作为多语使用的一种新路径及还把它看作是二语习得的一种额外语言输入形式。Spolsky(2009)认为语言景观是探索和体现城市多语生态的一种工具和研究语言选择极有价值的方法。Shohamy等(2009)则提出语言景观可以作为教育、学习批判性思维强有力的工具。

2　语言景观的功能

Landry＆Bourhis(1997)认为，语言景观具有两大主要功能:信息 (informational)与符号 (symbolic)功能:信息功能主要是指它可以提供某一地区语言特征、语言的社会地位、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使用状况等方面的信息;其象征功能主要是它能反映语言的价值和地位，是居于主导还是从属地位，象征某一民族语言使用的强势或者是弱势状况。

Hick(2002)则为语言景观增加了神话或民俗功能。通过分析苏格兰盖尔语的复兴方式，Hick认为通过与当地神话故事、民俗的连接，该地区地方的命名可以反映该语言族群的传统文化，因此语言景观可以传承古代文化。

Hornsby(2008)又补充了语言景观的商业功能，通过语言的商业化，语言的使用主要是为了产品的促销及旅游地区对游客的吸引。

3　语言景观的理论构建

基于语言景观研究的跨学科性及作为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内仍在发展的新兴领域，不同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从历史学到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地理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方法均有涉及。

语言景观研究中的历史方法，Florian Coulmas研究纪念碑上的古文字便运用了此方法。此研究框架包括三方面:1.文字的生产者2.它所放置的位置3.它的功能。但是此种方法的研究深度取决于已有的信息。Coulmas对The Codex Hammurabi，The Rosetta Stone，The Behistun Inscription，Menetakei与 The Taj Mahal纪念碑语言景观进行研究，分别从以上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时间，地点与文化的不同，语言标牌的信息功能逐渐被象征功能代替。如成为某城市的地标与该城市生活特点的象征。

Ben-Rafel，Shohamy，et al.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进行语言景观研究。Ben-Rafel总结了四条语言构建原则，分别是首先由Goffman提出的凸显自我原则 (presentation-of-self)他是从行动者通过既定话语向他者展示自己有利形象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Boudon提出的充分理性原则 (good-reasons)要影响公众的行为，行动者必须了解并尊重其感知，价值观，爱好，品味等，对公众需求的理性分析是追求目标时如何行动的关键。同样，语言标牌制定者者通过了解观众的价值倾向及心理需求，使用被公众积极评价的语言;基于Bourdieu与Lefebre的权势关系原则 (power relations):强势族群通过各种资源对语言的使用加以规定，使其语言比从属族群的语言更多的出现在语言标牌上;集体身份原则:少数民族的语言出现在语言景观上，标牌创设者通过语言标识呈现其身份特征，向特定群体展示忠诚，以此获得认可。聂平俊在对外国人聚居社区的语言景观考察——以北京“韩国城社区”为例一文中，以Ben-Rafel总结的语言构建原则为理论框架分别解释了该地的语言构成，语言模式和官方标识与非官方标识的语言顺序现象。Ben-Rafel与Shohamy在语言景观作为以色列公共空间象征性建构一文中，运用此理论解释该地总体语言分布与各个研究地方语言分布成因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不同活动区域语言景观中语言使用的特点。

R.Scollon与W.Scollon提出地理符号学理论用于研究公共空间的语言标牌。该理论集中研究基于语言与标牌所在的地理社会语境，语言与标牌的互译。该理论框架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组成:1.Goffman的互动顺序:某个文化中人们所进行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该框架下包括4种符号资源:时间，感知空间，人际距离，个人层面。2.Kress与van Leeuwen提出的视觉符号学包含内容广泛，作者基于语言景观研究的要求，只论述了相关方面:代表性参与者，模态，构图，互动性参与者。视觉符号学重点研究文本视觉化后，视觉图形如何表现现实世界的活动，文本所处位置如何体现对现实世界的指示性和现实中的人们对图像做出的反映。3.最后一部分为场所符号学，包含三方面:语码选择，字刻与置放。研究在众多语码中优先语码如何依赖继而指引具有地理政治意识形态的场所。同时R.Scollon与W.Scollon指出地理符号学具有三个主要原则:指称性 (indexicality;对话性 (dialogicality);选择性 (selection)。

Hult把语言景观的研究至于语言生态框架中，提出了思辨式研究多语主义的整体方向:社会语言学的，政治的与历史的力量同时起作用，与Scollon的联接分析相结合。Spolsky与Cooper则提出了语言选择理论:认为标牌上的语言选择通常考虑三个条件:1.运用创设者熟知的语言2.使用预期读者能读懂的语言3，使用自己的语言或者能表明自己身份的语言。

Huebner借助社会语言学框架内Hyme关于交际民族志学SPEAKING模型，重点研究区别与描述不同体裁的语言景观。Hanauer在研究生物实验室的语言景观中运用了体裁的概念。Ren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多语主义:复制性 (duplicating)，片段性 (fragmentary)，覆盖性 (overlapping)，互补性 (complementary).Antonio Bruyel-Olmedo在研究马略卡岛旅游胜地语言景观少数民族语言——加泰罗尼亚语与当地强势语言西班牙语的分布情况时，运用此理论描述各语言的使用情况。在个别研究中，运用Brown与Gilman的‘power’，‘solidarity’分析解释官方与非官方语言标牌语码选择的动因。

Trumper Hecht(2006)提出了语言景观分析的三维理论模型:1.实体维度;2.政治维度;3.体验维度

3　语言景观应用领域

3.1　多语言的使用

Durk Gorter主编的论文集Linguistic Landscape:A New Approach to Multilinguism其中包含了Ben-Rafel等对以色列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人社区和东耶路撒冷的非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社区的语言景观中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分布情况进行描述。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语言景观的语言使用模式不同。Thom Huebner以语言接触，语言混用和语言优势为研究视角，探讨泰国曼谷位于中心和城郊的15条街道语言景观中泰语，英语和中文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街道语言使用情况不同，从过去汉语用于广泛交流的媒介转变为英语，并成为除泰语外的主要语言。Peter Backhaus则对日本东京山首地铁线沿线的28个站点语言景观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各站点的多语使用情况。Cenoz与Gorter对位于多语城市芬兰与巴斯克的两条街道的语言景观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条街道语言景观中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及国际语言的使用情况。

3.2　语言政策的实施

语言景观受到语言政策的规约，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主要研究现实中的语言实践如何与语言政策呼应及在特定地区不同语言的身份与角色。Jeffrey L.Kallen对于不同空间下的柏林的语言景观变化进行调查，研究表明:当地语言景观的变化既反映出当地人口的变化及受当地对于不同语言政策变化的影响。Backhaus对比了受加拿大魁北克与日本东京相关法律法规影响，各地的语言景观特点。加拿大魁北克政府规定在公共空间必须使用法语，以维护法语的权利，促进法语活力。因此，魁北克地区语言景观主要以法语为主。而东京都政府鼓励在公共空间里使用英语和其他外语，当地的语言标牌中语言多样性强。Aneta Pavlenko研究乌克兰双语城市基辅地区的语言景观，研究表明:国家语言政策严格规定永久性政府标牌的使用，对于商业标牌的控制力比政府标牌弱，而在暂时性与私人标牌中控制力最弱。Robert Blackwood与 Stefania Tufi对法国与意大利语言景观中的地区语言使用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得出政策规定与务政策规定对于语言景观的影响。研究表明:法国与意大利各自国家语言的分布与强化是不同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语言政策有着或强或弱地影响，而通过对语料的定性分析区域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各自语言景观的构建，与政策联系不紧密。Monica Barni则探讨了语言景观与语言政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如何感知，运用语言影响语言景观的表现，在语言政策实施前后语境下，分别对Italy两个城市Rome与Prato的语言景观研究。研究结果表明Italy把多语主义当做问题而不是资源，控制多语标牌的存在，推行单语主义。

3.3　少数民族语言或区域语言的使用

语言景观具有信息与象征功能.信息功能主要是指它可以提供某一地区语言特征、语言的社会地位、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使用状况等方面的信息;其象征功能主要是它能反映语言的价值和地位，是居于主导还是从属地位，象征某一民族语言使用的强势或者是弱势状况。通过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得知持此种语言的少数民族社会地位，民族活力，自身价值等。Sebastian Muth研究基希讷乌与维尔纽斯的语言景观，对其中心区，商业与居住混合区，外围居住区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与当地主要语言的使用情况。研究表明在基希讷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较多，维尔纽斯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较少，与当地人口构成关系不大。Nira Trumper Hecht运用她所提出的三维理论模型对Upper Nazareth城市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注重阐述当地主要语言希伯来语与少数民族语言阿拉伯语的分布情况及人们对此两种语言的态度和取向。研究表明犹太人更偏向使用希伯来语，对阿拉伯语存在抵抗情绪;而阿拉伯人则支持两种语言的使用。

3.4　国际通用语英语的扩散与传播

通过语言景观中英语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作为国际通用语，并与现代性，都市性，流行性相伴的英语在当地的地位与功能。Jasone Cenoz与Durk Gorter在研究巴斯克国家Donostia购物街与荷兰Ljouwert购物街语言景观中发现:在所分析的语料中英语语言所占比例提升。由于Donostia旅游业发达，英语的使用比Ljouwert地区频率高，并且由过去的法语作为国际交流语转变为英语。Thom Huebner在研究曼谷15个区域语言景观，发现由过去汉语作为用于广泛交流的语言转变为英语充当此角色。

3.5　教育的促进作用

Luke Rowland研究日本语言景观的教育益处，指出语言景观对于发展学生的读写能力，提高学生语用能力，提供偶然学习的机会与促进学生多能力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作用。Cenoz与Gorter把语言景观作为一种新的二语习得的输入方式。Dagenais et al.研究了语言景观如何用于语言意识的觉醒以发展儿童语言多样性的知识与读写能力的提高。Hanauer研究生物实验室代表墙的语言景观，其语言景观起到两大功能，促进知识流动;提高科学实验的各个方面。Andy Hancock运用语言景观为教育工具研究实习老师对文化语言多样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