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具象类比的思维传统。据《周易》载，早在上古伏羲时代，就在天、地、人三才万物之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并根据“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基本思路，始作“八卦”，初创了中华文明。后来，《诗经》《楚辞》的创作与批判所遵循的“比兴”之义，便是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具体实践。因此，有人认为，中国诗道之成，就是立足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但是，当初儒门的“比兴”概念是属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的范畴。据《周礼》记载，乐师之长从事师教使用的“比兴”术语，是指《诗经》的语用功能，即公卿士大夫在言谈中引用《诗经》中一章或几句，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谓“赋诗言志”。后来，“比兴”含义逐渐变化，多转指诗篇命意的讽喻作用和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成为《诗经》学的概念。东汉郑玄在注《周礼》中指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又引司农郑众的解释作补充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但是，比兴在先秦时代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文体，两者并未清楚地划分。《礼记·春官》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刘勰在谈到比兴时也说：“毛诗述传，独标兴体”，“起情故兴体以立”，又说“比体云构”等，均为体法并用的。而把诗经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严格地看作三体三法的是唐代的孔颖达，兹不赘述。

总之，随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水准不断提升，比兴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扩展，乃至与传统文化多个支系融成一体，致使“比兴”成为学界难以攻破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