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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金逊与谢伦伯格档案思想之比较研究

2018-02-14吴晓威牛二丽

北京档案 2018年1期
关键词:伯格整理机关

吴晓威+牛二丽

摘要:詹金逊与谢伦伯格的档案理论对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可谓学术经典。对经典档案学思想的研究能够以古鉴今。文章主要从档案定义、档案整理单元及档案鉴定三个方面,对二者的档案思想进行梳理及比较研究,以期对今天的档案学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关键词:詹金逊谢伦伯格档案思想

Abstract: Jenkinson and Schellenbergs archives theor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The archival scholars have been discussing the archival thoughts of them in the past years. This paper mainly presents and contrasts this two archivists thought from the definition, man? agement and appraisal of archives, which has the en? lightening influence to our archival research nowadays.

Keywords:Jenkinson;Schellenberg;Archival thoughts

希拉里·詹金逊与西奥多·谢伦伯格都是杰出的档案学家,他们的档案思想对当时的年代直至今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档案观,特别是档案鉴定理论初提至今令档案学者争论不休,甚至大部分学者把詹金逊与谢伦伯格的档案观看作是相悖的。笔者认为,尽管他们对彼此的一些观点存在批判,但他们的一些档案思想仍具有共通之处。本文从档案的定义、档案整理单元与档案鉴定观三个方面对二者的档案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能给当今的档案工作带来启发。

一、二人成长背景分析

著名档案学家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进行詹金逊与谢伦伯格档案思想的比较之前,有必要对两位学者的历史背景与成长经历进行简单地描述。

首先,两人成长的国家历史背景不同。虽然英国公共档案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都是联邦政府的综合性档案馆,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经管的是中央政府的文件。但与美国相比,英国的档案事业历史悠久,英国至少在12世纪就有了固定地点的档案馆,经过将近7个世纪的发展,英国在1838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共檔案馆,馆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而在英国档案馆成立一百年后,美国才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档案馆。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比较晚,美国国家档案馆基本上只藏有现代档案。其次,两人工作的政府组织背景不同。20世纪初到20世纪20~30年代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重视机构等级,政府采取官僚组织,其特征是机构内部自上而下的权威以及对当事人的控制或监管。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提出的“行政官员决定论”体现了看重等级和官僚组织的背景特色。相反的是,美国机构个人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不像欧洲那样注重等级。最后,两人的工作经历有同有异。相似之处是二者的档案工作经验都十分丰富,在国家档案馆工作相当长时间,并且都受过高等教育,曾担任过大学讲师,对档案事业十分热爱等。不同的是詹金逊一生都在档案馆工作,未有政府机关文书工作的经验。接触的主要是古典文献,且他又是古典文学专业毕业,这是詹金逊成为古典档案学派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而谢伦伯格不仅有丰富的档案馆工作经验,也有十分丰富的政府机关的文书工作经验,这使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谢伦伯格认为档案鉴定应由行政官员与档案工作者共同鉴定的原因之一。

二、詹金逊与谢伦伯格主要档案思想之比较

(一)关于档案的定义

詹金逊属于典型的古典档案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档案所下的定义为:“某一行政管理或行政事务(无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实施过程中所拟就或使用,成为该事务过程的组成部分,事后由该事务过程之负责人或其合法继承者保管以备不时查考的各种文件。”[1]谢伦伯格则强调现代档案,首次把鉴定写入档案定义,“档案是经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业已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2]

通过二者的档案定义分析,可以看出詹金逊认为档案是政府机关由于公务产生的具有查考意义的文件,突出档案保存的作用是备以查考;档案是由文件自然而然过渡得来的,认为文件转化为档案,并没有明显的转折点。如果文件转化为档案需要有什么条件,他强调文件必须在持续的保管状态下。与此相联系,谢伦伯格的定义主要突出鉴定的问题,认为文件成为档案必须经过鉴定,判断其具有永久保存的价值,即鉴定是区分档案与文件的必要方法。这与詹金逊认为档案是文件自然过渡得来的有很大区别。此外,谢伦伯格的定义并未对档案保存场所加以明确限定,他认为档案可以是已经藏入档案机构的,也可以是准备藏入档案机构但尚未藏入的并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阐明了无法及时归库的档案的性质。詹金逊则强调档案必须处于持续的保管状态,否则将不是档案。

从上述二人对于档案的不同定义来看,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詹金逊为档案下定义时,所想到的是他以主要精力进行研究和管理的古代公共文件,这些文件的形成机关大都已撤销,提出的处理原则专门以此类文件为适用对象。谢伦伯格把鉴定加入档案定义,是因为二战以来文件迅速增加,公共文件爆满,如他自己所言:“在联邦政府成立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公共文件塞满了…偏僻的角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个政府都自然会积聚起大批文件,并且会多到不能不对它们采取某种措施。”[3]为了解决现实状况,谢伦伯格把鉴定引入档案的定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谢伦伯格的档案定义通过鉴定控制了档案的数量,减轻了公共文件爆满的压力。据统计,采用谢伦伯格档案定义的欧美国家的档案工作,档案占文件数量的比例控制在10%左右。[4]这自然是谢伦伯格的一大贡献,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定义自然不同,适合本国的档案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谢伦伯格在提出定义后也指出并没有完美的档案定义,只要提出的档案定义适合档案工作者进行有效的工作即可。endprint

(二)关于档案整理单元的思想

詹金逊提出法语全宗fonds这个词在英语中缺乏对应的词,而且fonds的定义不符合英国,所以他提出了ar? chive group(档案组合)作为档案整理单元:“由于一个行政机关工作的结果而积累起来的文件,这个行政机关必须是一个本身有完整组织的,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权利就能独自处理通常遇到的每一种事务的。”[5]在档案组合内,文件按其原来的顺序整理。档案機构按照建立或重新建立原来的整理顺序的原则去整理公共文件,文件被整理成档案组合。档案组合这个词的提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它确实符合当时英国档案工作的实际。詹金逊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在国家档案馆经常接触古书卷集,他提出的档案组合概念对于整理古文书卷是非常实用的。早期英国的登记册是由收文和发文的登记卷组成,其中有的附有次要的原本文件,卷册数量巨大且附的文件和登记卷的关系薄弱。鉴定产生文件的形成机关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档案组合不仅强调了档案来源的同一性,还强调了形成机关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严格要求把文件的形成单位作为档案的第一级分类标准。与全宗相比,档案组合拥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有利于判断全宗的形成机关。[6]此外,詹金逊认为档案整理首先应确定行政机关的职能,这种职能就是总的题目,在这种题目之下再对文件进行分类整理。在整理时,要尽可能地保持档案原来的整理顺序,在不能保持原顺序而进行重新整理的特殊情况下,参与重新整理的档案人员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谢伦伯格认为美国人应有自己的档案整理方法,经过他的努力,1941年2月美国国家档案馆正式把档案机构内的整理单元定义为文件组合。文件组合是在档案组合与全宗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美国特点的档案整理单元的概念,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和分类的基本单元。与档案组合概念不同的是,产生文件组合的行政单位既可以是独立的机关,也可以是较大的政府机关的组成部分。文件组合不仅要考虑文件的来源,还要考虑大小适当,并且具有便于整理、编目、出版等特点。同时,谢伦伯格表示,除考虑上述因素外,还应考虑建立文件组合的数量和规模。关于档案的整理,就是按照彼此的组织联系或职能联系整理文件组合,并把文件组合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加以保存。谢伦伯格表示,若文件的整理顺序模糊不清或者十分混乱时,档案工作者可以设计自己的整理系统,只是新的整理必须反映其职能来源或行政来源,并遵守简单就是捷径的格言。既考虑文件的来源,又考虑文件的复杂性和数量以及组织职能关系,这种美国式的档案整理原则是对以往来源观的一种创新。文件组合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形成机关的组织机构和职能。

无论是法国的fonds、英国的档案组合,还是美国的文件组合,实际上都是为了有效地管理文件,在实体上形成一个便于整理和保管的单元。它们都以来源原则为基础,主张保持文件的完整性和上下联系,把来源作为建立组合的首位,不同的是档案组合更注重机关来源,而文件组合考虑了机关的大小和类型,文件的复杂性和数量,注重机关与职能来源。[7]

(三)关于档案鉴定观

詹金逊强调保持档案的完整性。他认为:“档案是文件形成者产生的一个文件有机整体,从该整体中抽取任何一份文件都违背了档案的基本原则。”[8]因此,他是拒绝对档案鉴定的,而唯一用来区别档案与文件的是文件是否一直处于保管状态,即文件积累必须处于不间断保管的条件下才能称之为档案。他认为鉴定后的档案是添加了人的主观干预的,破坏了档案的原始证据效用。这个观点对数量固定的古文书卷是可行的,但对成倍增长的公共文件却并不适用。文件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全部保存面临很多的现实问题。此时,他同意了要进行档案鉴定的观点,但提出要让产生文件的行政官员进行档案鉴定。因为只有产生文件的行政官员才知道哪些文件对本机关有重要意义,此处采取广义的行政官员,即指文件的形成者或保管者。詹金逊认为档案人员在档案的鉴定中会受到自身的主观因素的影响,破坏档案的证据价值,并且会妨碍历史学家或者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因此,他认为档案人员的职责是保管档案,充当“保管者”的角色,不适宜对档案进行鉴定。

谢伦伯格也主张要保持文件的完整性:“一般说来,如果个别文件随意从其相互联系中抽出来……重新加以整理,它就会失掉作为一种组织机构文件和职能文件的完整性。”[9]但是与詹金逊不同的是他积极倡导鉴定,认为鉴定不仅决定各种文件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谢伦伯格通过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文件双重价值论:“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价值:一是对原机构的原始价值,二是对于其他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10]美国认为所有文件都有保存价值,在文件形成之初就要鉴定,判定其保管期限。一是具有原始价值的材料成为了文件;二是具备从属价值且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双重价值论把鉴定的重点从鉴定价值的有无转移到鉴定价值的大小即是否永久保存上。这为文件成为档案限定了条件,使得鉴定工作有了依据。在鉴定人员方面,谢伦伯格指出对形成机关的价值应由文书工作者同其他官员负主要责任,而从属价值应由文书工作者同档案工作者共同鉴定,但是档案工作者要为从属价值的鉴定承担最终的责任。这样可以减少因鉴定的主观性而引起的偏差。在鉴定的重点上,谢伦伯格更偏向于从属价值的判定,认为只有拥有从属价值的档案才能进入档案馆。事实上,谢伦伯格所阐述的原始价值判定相当于詹金逊所描述的档案鉴定,都是鉴定档案对形成机关的保存价值,并且都是由行政官员(广义的)来进行鉴定的。综上可以推断,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论是在詹金逊行政官员决定论的基础上有所保留的创新产物。

许多人对于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抱以批判的态度,但是笔者认为他的行政官员决定论在当时存在合理性。一是,基于古文书卷的角度。詹金逊接触最多的是古文书卷,而档案人员一般难以看懂古文书卷的内容,只有古文书的管理者懂得这些书卷的来龙去脉,能够理解古文书的内容。基于此,档案人员自然不能进行鉴定。二是,基于文件产生原因的角度。文件形成是为了保障公务活动的顺利开展,形成之初只考虑它的现实效用也就是对本机关的作用,而不会考虑对其他利用者的价值。只有文件的形成者才清楚文件为何产生,文件内容具体阐述了什么。最初的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进行,因为只有行政官员才更了解文件的重要程度和现行价值。客观地说,没有人能清楚地预测未来,文件的历史价值需要恰当的条件才能被后人所发现,由行政官员鉴定档案价值显得无可厚非。当然,仅由行政官员鉴定文件价值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提高档案的质量,应在行政官员对文件价值鉴定后再由受过全面训练的档案人员对文件进行其他研究价值的考量,二者共同决定档案的去留。总之,詹金逊的鉴定观点不应全盘否定,需要因地制宜、有所取舍、创新发展。

三、结语

总的看来,詹金逊与谢伦伯格在档案定义、档案整理单元及档案鉴定三个方面的思想既有不同之处,也有共性,如都认为要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档案整理单元、保证档案的完整性、尊重来源原则等。二者的档案学思想虽有差异,却引领着后来人不断进行探索与思考。从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历史背景对学者的思想影响很大,评判一个学者的功过首先要深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状况,要立足当时的时代背景展开分析,秉持辩证、全面、客观、历史的态度去研究他们的档案思想。只要具有适用性,适合于当时的情况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档案思想就是有价值的。

第二,无论从事档案工作还是进行档案学研究,既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要有扎实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全盘考虑,提出适用性的理论。

第三,经典著作的思想智慧需要认真精读、仔细体味和深入思考。虽然著作中提出有些观点具有历史局限性,作为档案人应有所继承,不断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转引自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档案出版社,1983:17.

[2][3][5][9][10]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档案出版社,1983:14、22、191、193、205.

[4]连志英.论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的理论与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41-46.

[6]吴爱明.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的比较研究-评介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J].图书情报知识,1987(02):59-61.

[7]黄霄羽.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90.

[8][加]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R].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8.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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