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周靖坤

摘 要：不同时代的体育与该时代的经济也保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联。欲深刻理解隋唐时期的大运河、体育与经济，不可回避的就是当时的大运河经济与体育的关系。隋唐大运河经济与体育的关系解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隋唐运河经济繁荣推动了体育的发展;二是体育蓬勃发展为隋唐运河经济创造商机。

关键词：隋唐大运河;经济;体育文化

体育的发展受生产工具、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变革而不断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人类基本上都处于体力劳动时代。这种时代形势下的体育在中国还没有衍生出与现代相同的体育概念形态及活动形态，它的存在需要依附更多的娱乐、祭祀等风俗本质，更多的蕴含在文化范畴中。我们恐怕无法套用当前解读体育与经济关系的相关理论去诠释它，理解它。

隋唐大运河经济繁荣对体育发展的推动。隋唐大运河的核心位于洛阳盆地的洛河，使之成为隋都洛阳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御河。河道沿岸经贸繁盛，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在洛阳立德坊南营建新潭：“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那时，“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在洛河上是“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其经济的繁盛场景毋庸赘言，由于隋唐大运河经济的拉动，隋唐经济繁荣、地区间经济往来频繁。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为那一时期的体育发展带来了两个推动。

隋唐大运河的经济繁荣推动了体育活动形式的丰富。隋唐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洛阳段体育文化的勃兴，一方面运河本身就包含着丰富多彩的体育形式，例如龙舟竞渡、舞龙舞狮、杂技等运河河流民俗体育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受到运河文化及经济的影响，运河周边区域地域文化也繁荣起来，出现了像角抵、蹴鞠、秋千、马球、武术等更多的娱乐性体育文化素材。这些娱乐文化形式又在后期的发展中伴着古丝绸之路的来往贸易引进来，走出去，日渐繁盛或凋敝。

隋唐大运河的经济繁荣推动了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隋唐大运河的经济繁荣在丰富了体育活动形式的基础上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各种体育活动器材的制作材料与技术革新，活动场地的建造与维护等等。根据考古资料显示，隋唐时期的足球制作工艺比汉朝时期有所发展，具体表现在内外结构上，外表现在球壳是由原来的两片皮革材料合成发展为由八片皮革对接缝合而成的;内表现在壳内部的内含物是由原来的填充毛发物品改变为充气式的。后一种改变模式具有历史创造意义，使蹴鞠的形制逐渐接近现代足球的样式，因此说，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充气足球是源于我国，它体现了我国先民们所具有的智慧和创造性。关于马球，史料考究发现，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城（古丝绸之路要塞之一）北面约一公里的地方还残留着一个宽大约50米到60米的古代马球场，为方便观看，该场地两侧还设置高台以供人欣赏。这都是运河经济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直观证明。

可以说，没有隋唐大运河带来的经贸繁盛、文化往来态势，不可能有中国隋唐特色体育的发展与演变，更不可能出现技术变革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体育蓬勃发展对运河经济繁荣的促进。体育的经济效益一般可以解读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两大部分。直接经济效益是指体育活动本身产生的各种经济运营活动带来的经济收益。间接经济效益则侧重于受体育活动及其体育文化发展的要求与影响，为体育活动器材、场地提供材料、设施及食宿服务等产业在其间接的供给过程中获得的利好。隋唐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对运河经济繁荣的促进也存在这样的两个组成部分。

体育活动的开展与兴盛，需要龙舟、龙狮、马、蹴鞠球、角抵场等器材与设置的提供。体育活动开展的越普及，参与的群众越多，其直接相关的经济贸易需求必然越高，东市买马，西市买球的情况自然形成。关于体育活动的经济往来在那时尽管可能不是经济贸易的重点，但也是运河经济往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也为大运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绵薄之力。

体育活动的开展，体育贸易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带动着相关行业的发展。即便是采购制造参与活动中，衣食住行仍为生存之本，人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不断地与社会及他人进行经济贸易交流。例如去异地采购制作体育活动器材的用品，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食宿消费，这种间接的经济行为也是促进隋唐运河周边区域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总之，隋唐时期一下子诞生了几十座沿河的繁荣城市。它们因河而生，因河而旺，又因需要人才聚集，各有分工。衍生出了運输、搬运、收税、管理、造船、仓储、货物集散、做买卖，经营旅店，饭店，美人街，唱戏娱乐，办学堂等等各行各业。体育与它们一样，都在享受着大运河经济繁荣的同时，又为这份繁荣的经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隋唐大运河影响下的河洛体育文化形态。隋唐时期（581-907），是中国封建经济向上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盛的时期。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封建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在开元天宝年代，出现了体育上的鼎盛局面。除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盛行的各种与体育有关的观赏娱乐性项目（如舞蹈、杂伎、围棋等）外，武艺、各种球戏、角抵及民间体育活动也得到复兴和明显的发展。五代时（907-960），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体育活动逐渐衰退，但某些项目如击鞠、角抵等，仍然在流行。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隋炀帝建立大一统的政权后，为了加强对南北方的统治和控制，从公元605-610年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至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到了唐代对隋大运河进行扩充、整理，形成更为宏大的大运河水运系统，运河打开了南北交通，这样的交通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洛阳成了商贾云集之地，促进了洛阳及周边地域的经济的高度繁荣。

隋炀帝时期，河洛地区的中心城市是洛阳，当时洛阳经济的发展得益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运河打开了南北交通，这样的交通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因此，洛阳成了商贾云集之地，促进了洛阳及周边地域的经济繁荣。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库粮仓的丰满，以至于到了唐朝初年，隋政府仓库中的粮食还没有使用完，可见其数量之巨大。因此，元人马端临认为，从古至今隋朝最富有，尽管他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具有一定客观性，所以，诸多历史学家认为，隋朝是我国各个朝代最富有的朝代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种巨大经济实力的环境下其当时的体育文化一定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证的。

河洛地区的经济繁荣除了隋炀帝时期，在唐朝也表现得非常突出，隋炀帝大运河迎来了唐代的开元之治和宋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唐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础。隋朝虽短，可是换来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例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就是对当时盛世时期历史景象的高度概述。根据《元次山集》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可见，盛唐开元时期，到处开垦农田。到了唐玄宗时期出现了“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以至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忆昔》中生动地描述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由此可见，河洛地区在汉唐时期，其社会经济相当繁荣，这为河洛地区的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便出现了像角抵、蹴鞠、秋千等更多的娱乐性体育文化素材。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把几大水系的串通在一起，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以及中外的国际交流，大运河仿佛为丝绸之路接上了手脚，一方面把地中海周边和中亚的文化和中国内陆的文化链接了起来，辐射开来，另一方面，把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链接了起来，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成、巩固和壮大。此两者的文化大交流因隋代大运河的挖凿而在后代大放异彩，结出具有深远影响的丰硕成果。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带到了南方，也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鱼米桑茶水乡文化带到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可以说，没有隋唐大运河带来的经贸繁盛、文化往来态势，不可能有中国隋唐特色体育的发展与演变，更不可能出现技术变革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唐朝体育文化在隋唐体育文化当中，可谓是绚丽多姿、博大精深，堪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粹，它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体育文化。我们可以使用“史无前例”和“空前发展”两个词汇来形容和概括唐代体育文化。因为，唐代的体育是在当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并孕育的，故此，该时期的体育对后世乃至亚洲很多国家的体育文化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此时期的体育活动内容既有继承，又有引进、改进和创新，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蹴鞠、马球、角抵、竞渡、拔河、围棋、百戏、春游踏青、重阳登高、寒食蹴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