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纯真，谷生然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19世纪中后期，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等思想家对宗教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源于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只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在根本上受到动摇，宗教的文化影响力逐渐衰减。然而，这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宗教失去了科学、真理的内在基础，日益“空壳化”，并沦为某些特定组织的工具，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正如霍克海默所揭示：20世纪的德国，科学隔断宗教与真理的联系，宗教日益远离科学、真理，基督教成为一种宗教的物化形式，“无法控制的渴望被引导成为民族主义的反叛力量，宗教狂热的后继者们……变成了结拜兄弟和精锐卫队的死党”，“反犹主义，就是所有那些德国基督教徒尚存着的爱的宗教”。[1]127如果说宗教现象将长期存在于现代生活过程中，那么，现代生活的健康发展，应当科学、合理地解决“如何科学地引导宗教，如何将宗教与现代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等问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哈贝马斯提出了“后世俗社会”理论，以解决世俗社会与宗教生活之间的紧张状态。他重新审视宗教的当代意义，试图使宗教和世俗之间达到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的平衡关系。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哈贝马斯将过去关于宗教的规定——宗教被视为“理性的他者”——转变为“话语伦理的伙伴”。这种理论转变，确立了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