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安 定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 400715)

清朝为何灭亡？民国如何肇建？在翻云覆雨的民国政治舞台上又演出了一幕幕怎样的悲喜剧和闹剧？当遭逢巨变的民众尚在错愕之时，一些小说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波谲云诡的时代进行了“历史演义”。1920年代，中华民国肇建不久，一批书写民国历史的演义小说纷纷问世，如陆律西《中华民国史演义》(1922)、蔡东藩与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蔡著于1921年，许续于1929年)、陶寒翠《民国艳史演义》(1928)、许啸天《民国春秋演义》(1929)等。这些小说多以晚清民国史事为材料，以演义笔法敷衍而成，讲述民国的创建与挫折，展望民国的未来走向。这些民国演义被陈子平[1]和范伯群[2]25以“时事型”历史小说名之。其实，“时事小说”并非近现代才有，早在宋元勾栏说话中就有一种“新话”，专说新近发生的朝政大事。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剿闯小说、辽事小说等，也多属此类。欧阳健认为这些在与历史事变极为贴近的距离中写成的小说，就是“时事小说”[3]226，虽写时事，但就文体和品格而言，仍归于“历史小说”一类[3]228。“时事”与“历史”看似矛盾命名，折射的却正是这类小说丰富与驳杂的面相。

对于“时事型”历史小说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解释。欧阳健指出，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之所以兴盛，是由于长达三四十年动荡时期严酷现实的紧迫感与痛切感，使得人们已没有心思讲述年代久远的故事了；以社会上令人关注的焦点为推动力，小说家以最快速度写出作品，以期对时局产生某种影响[3]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