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喜，朱宝洁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01年3月18日，沃尔夫冈·诺伊豪斯(Wolfgang Neuhaus)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进行了名为《作为社会关系寓言的技术》[1]405的访谈，其中的许多观点在当下仍具有现实针对性。中国学者胡亚敏在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时认为：“后现代美学已经表现出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高科技携手并进的趋势，高科技手段为作品带来了令人吃惊且富有刺激的综合效果。”[2]10-17而在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中，不仅后现代美学同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讨论基本都以新技术的发展为立足点。但学界却甚少有人注意到詹姆逊对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技术极为重视却又暧昧不明的态度。技术是詹姆逊后现代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他认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是一种不可用于再现的技术，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寓言在“颠覆主体性”的同时却又拥有“重塑主体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技术所营造的“虚拟空间”内部的全球信息交流网络系统，这不仅可以使得金融资本、货币转让能在瞬间完成，而且也使新的集体关系成为可能。詹姆逊有关技术的讨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又注意到新技术不仅位于生产领域，而且已经进入再生产领域这一事实。他避免对技术做出具体的评价，而是始终站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技术给后现代社会带来的变化做出可能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