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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达用:方宗诚《书传补义》之特色

2018-02-13刘德州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刘德州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桐城人。诸生,曾官枣强知县。方氏生长于理学之乡,师从族兄方东树,一生恪遵程朱之道,于汉学、心学则大加排斥,这一点已为研究晚清理学者所熟知。[1]台湾学者田富美更著文指出,“明体达用”是方氏尊朱思想的基本原则。[2]此说确实准确把握住了方宗诚思想的核心所在,不过这只是思想史层面的讨论。我们还应注意到,方氏著有大量的经学著作,如《读易笔记》、《书传补义》、《诗传补义》、《礼记集说补义》、《春秋传正谊》、《春秋集义》等。这些经学著作与其明体达用的思想同样关系密切。一方面,方宗诚宣称:“学者穷经,所以明体而达用也”[3]309,将明体达用视为治经之目的;另一方面,又视治经为明体达用必经之途径:“六经是明体达用之书……学而不穷六经,则吾心之体不明,而经世之用不达”[4]2。有鉴于此,我们不免进一步追问:方宗诚如何通过研治六经实现明体达用?在明体达用的原则下,其经学研究相较于他人又有何特色?本文以其《书传补义》为例,站在经学史的角度来审视其中的思想意涵,尝试对此予以回答。

一、方宗诚《尚书》学之立场

《书传补义》成于同治四年(1865),方宗诚自述其作意云:

《书经》一书,二帝、三王、皋陶、伊、傅、周、召治身治世之大法备矣,而三代治乱兴亡之要莫不令人洞悉其所以然,尤足以为有国有家者之鉴戒焉。……朱子《诗集传》、蔡氏《书集传》大体纯正无疵,余反覆翫味有年,间尝引申其义,以发二书之大纲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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