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宵兰

摘 要：中国历代思想家以其勇于实行、大胆践履的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增加了诸多优秀的思想和精彩的论述，比如礼学思想。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思想中汲取和挖掘一些有价值的养分和思想，是我们对历史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的尊重。挖掘传统礼学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礼学思想;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礼学思想凝聚着中国古代哲人、智者为探求宇宙奥秘而付出的心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礼学思想，其思想中的一些合理的成份仍然可以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文化源泉。

一般认为，礼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说文解字·示部》中讲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及至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了“仁礼”的主张。后来，荀子以礼统法、隆礼重法的礼法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一次重大改造，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的孔子的礼学思想内容。今天，我们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传统礼学思想中的和谐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一、和谐的达成建基于稳定的秩序，秩序的目标在于社会和谐

传统礼治的首要目标就表现为对秩序的追求，而春秋时期的纷乱局面，成为其渴恭和向往秩序的客观原因。由传统礼学的秩序情结引申出的，首先是对“和”的渴求。“礼”在当时所体现出的秩序性就是要缓和当时严重的社会冲突，希望将冲突保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之内。

倘若只有中国人才向往和谐，那是言过其实，可是在世界的其他社会，很少把秩序与和谐这样两种互为表里的东西，提升到传统礼学思想所赋予的高度。传统礼学思想高度关注秩序与和谐的关系，通过使人们的利益需求与社会的伦理道德相一致，避免社会的激烈动荡和骚乱，社会的安定和繁荣。

秩序与和谐被传统礼学思想有机地融合在其人伦观和管理观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之中，孔子就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主张，希望在全社会树立起“和”的观念，并把“礼”看成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构筑和谐关系的基础，旨在形成一种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稳定管理秩序的社会机制。在其构想的社会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力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在这个“大同”世界里，保持着肃整井然的管理秩序，同时又充满了和谐的社会氛围，管理者仁爱民众，被管理者和睦相处，人的尊严与价值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尊重。

那么，缺乏和谐氛围的社会是否完全无法形成秩序呢？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而言，在一个以处罚为原则的社会里，以畏惧惩罚为基础的秩序也是可以建立的，但这种秩序是不可能长久稳定的。故而孔子又提出“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反对过分强调刑罚在稳定社会管理秩序上的作用，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因此，一个缺乏和谐氛围的社会是很难有秩序的，只有和谐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同时，传统礼学思想反对为调和而调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主张用“礼”作为标准来调查各方面的矛盾。人依礼而行，得之中正，方能达到天人、物我、人际、身心和谐的目的。只有以“礼”为导向，规范好人们的社会行为，营造起一种人们相互释放善意和共同发展爱心的和谐氛围，才能够真正形成长久稳定的社会管理秩序。

二、关注民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富民、惠民是达致和谐的重要途径

传统礼治观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其中关于民与君、民与国之间的关系等有关民本思想的问题成为当时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例如，孔子主张富民、惠民，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倡“民贵君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则覆舟”，提倡“民水君舟”。《左传》里讲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为民而立，这就包含了承认民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的思想;认识到君与民相互制约。“君与民，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制约。经济上对君根本制约和君对民最终依赖。”《论语·颜渊》里讲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尽心下》里讲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总之，民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亡的关键。由于认识到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传统礼学提出统治者要行“德治”、“仁政”，关注民众的物质利益。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给人民群众创造比较稳定社会生活和生产环境。在态度上要爱民、惠民，不可轻民、残民。做官应“爱民、惠民、保民”，“为民父母”。《礼记·大学》里讲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就是说人民喜欢的就推行实施，人民厌恶的就努力革除。

重民、爱民的必然要求则是富民、惠民，应当通过富民，实现民众治理，国家安宁，天下太平。求富是人们的共同心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统治者应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顺应民情，满足人民的这种求富的心理，巩固自己的统治。统治者如果不注意节制自己，无限制地聚敛，过多地积累私人财产，把财富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则势必伤及人民的利益，威胁到人民的生存，必然会招致天怒人怨，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危及社会的稳定。孟子还从“恒产”与“恒心”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说明民富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他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老百姓如果没有“恒产”，缺乏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保障，就会成为社会混乱的因素。所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民心得失，国之安危，全系于此。這就要求统治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取于民有制，适当分散社会财富，藏富于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反之，重敛则民贫，如果本末倒置，贪得无厌，与民争利，“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荀子·富国》），此乃“国蹶”，这样的统治者，看似聪明，实则愚蠢之极，以致“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其结果必然是“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取利而危其身”（《荀子·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