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见

摘要：从生产主体、研制动机和关怀内容三个维度来看，当代民间史料较之于官方文献，均显示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样态特征”。由于其独特的文本意蕴，当代民间史料价值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是研究社会大众之心态史最有价值的史料;是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传播理性精神、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也具有特殊的功用。党史研究固然需要依赖来自这一时期的官方基础性文献，亦应随时留意不断涌现的民间资料，多给民间社会一些学术关怀，体味普通人所经历的历史，从中感受人间的冷暖，而此类内容通常是以往党史研究在“民族——国家叙事”下所欠缺的。而这些不仅能为党史研究赋予更多的人文色彩，党史研究也由此会焕发出更温暖的人性光芒，其功用和价值会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感怀、共鸣。

关键词：当代民间史料;基本样态;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2-0087-08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年谱、以及政府部门统计报告、年鉴等不同题材和类别的官方文献资料不断公开出版，由于这些文本资料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故其已经成为中共党史（以下简称党史）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资料。但问题是仅仅依靠这些资料，也会导致研究主题选择的固化与单一，如一些党史研究多集中在党的 “制度及政策沿革、高层人事变动等方面”①。不少论著的书写路径通常采用“宏大叙事”，研究内容主要为党内高层决策②。

“史料概念的拓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时代思潮、历史观、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相辅而行的”。③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宽容与进步，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民间文本资料的研制也逐渐从 “权力的自我压抑”④ 中走出，以回忆录、自传、札记、笔记、日记、年谱、家谱、家史、口述史、书信、民间调查报告⑤ 等为代表的当代民间史料不断公开面世。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依凭的史料也因此前所未有的扩大，党史研究也由此迎来了新境界。

那么当代民间史料的基本样态是什么？其具有哪些内在的特征？史料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学术界前辈对此鲜有论述，而搞清楚这些问题，对推动当代民间史料在党史研究中合理、科学的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不揣孤陋，略表申论，以求抛砖引玉。

一、当代民间史料之基本样态

1. 生产主体

（1）在文本表达中能够较多地直抒胸意，是当代民间资料生产主体之显著特征

相较于官方文献资料研制时有特定的、程序化的要求，当代民间史料之生产主体，具有显著的个体性、自主性，在文本表达时，多“从个人视角所见，角度多样，视野各异”，所呈现出来的文本内容则“丰富多彩，少有框缚”。⑥ 由于民间文本资料内容之研制，通常不像官方文献那样主要由政治力量所规范，民间文本资料创作主体自然也并不刻意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故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直抒胸意，“我写我口”。尽管当代民间文本资料的具体内容往往因创制者旨意不同，而有霄壤之别，其“可以写入家长里短，也可以记载家国记忆;可以旨在感怀伤时，也可以意在励精图治;可以宣泄心胸的愤懑，也可以表达家国情怀”⑦。一般来说，当代民间资料文本创作主体因所处位置、人生际遇、审视问题角度各有不同，文本所载内容或中立客观，或不乏偏见，但都是其生产主体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较少教条气息和政治标签”⑧。

（2）当代民间史料出自“民间”，但不意味着文本生产主体仅仅局限于“草根阶层”

民间文本资料创作主体，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草根阶层”——工人、农民、乡村教师，亦非他们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才算民间史料。实际上，知识分子，作为学术精英，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群体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札记、回忆录、日记、自述、家书等。如季羡林、冯友兰、傅雷、江平、费孝通分别著有《牛棚杂忆》、《三松堂自序》、《傅雷家书》、《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费孝通人生漫笔》等。

当然，新时期以来，一些乡村教师、农民等传统意义上的草根阶层，罕见地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个人文本资料，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如作为乡村民办教师的沈博爱、吴国韬则分别著有《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年）》;而陕西农民侯永禄从1940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到2004年生命最后时刻，前后历经60余年，文字累计达200余万字，这些十分珍贵的个人文本资料，由其后人经过编辑、整理，最终以《农民日记》、《农民家书》、《农民笔记》、《农民随笔》、《农民账本》等形式公开出版。

企业家群体在收获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有人特意留下了自己的“精神文本”，传之于世，如作为锦江饭店创始人的董竹君，自撰《我的一个世纪》;中国第一位博士银行家徐国懋，则著有《八五自述》。

由上可见，当代民间文本资料生产主体所属阶层之众，所含群体之多，涵盖社会“各色人等”，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成为当代民间史料文本生产主体。

（3）当代民间史料虽出自“民间”，并不意味着文本生产主体与官方毫无干系

社会大众是民间史料的主要研制者，其大多远离庙堂之高，居江湖之远。但并不意味民间文本资料创作主体，与官方形同水火，刻意疏远于官方不可。实际上，即使那些有从政经历者，所留下的文本资料，若凝结着创造主体自身“识见”，其亦不应排除在民间文本生产主体之外。如曾做过多年“乡官”的李昌平，撰写过轰动一时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表达对当代“三农问题”深层忧虑，并为此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若干“个人版”方案;曾做过十余年“县官”的李克军，退休后，以田野调查方式，深度访谈110位县委书记，最终著有《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此书突破对县级政权研究惯用的“文本演绎”⑨ 之套路，真实“再现”县级权力运作特征。同时为改善这一层级政治生态，作者以个人知识背景为基础，提出不少改革设想。这些文本资料，无论是言说方式，还是思想观点，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与常规的红头文件、官方报告迥异不同。故这些作者亦应视为民间史料生产主体，这也是当代民间文本资料创作主体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特别值得注意。

2. 关怀内容

（1）当代民间资料关怀内容并非一定要“去政治化”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有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就是说，作为任何一个政治实体所管治下的个人，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之影响的，政治生活，也是一个人生命史的重要内容。而有着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中国，政治权威更是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最细微、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⑩。中共党史百年来，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政治运动频仍，即便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也难以规避政治的影响，更不用说那些身处政治浪潮中的涉事者。在历史的风云际会时刻，不少人或有意、或无意，或多或少介入不少政治实践活动。在政治风浪的冲洗与激荡之后，来自民间社会的不少文本研制主体，在个人资料中，表达了对往昔相关政治活动的自省和思考：政治是如何介入个人生活的;政治是如何规训人们言行的;政治又是塑造人们思维结构乃至心灵的。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宋云彬的《红尘冷眼》、《篱槿堂自叙》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本资料可以视之为民间版的中国革命史。虽然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但通过这些文本内容，我们仍然至今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殊的革命气息和浓厚的“政治的语境”。

（2）当代民间史料的关怀内容并非都是“地方性知识”

民间史料关怀个体命运、聚焦基层社会、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并不意味着民间文本内容都是“地方性知识”。从上文可知，由于民间文本资料创作主体十分复杂多元，有芸芸众生之“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之精英阶层，文本创作者不同的人生际遇，造就了不同的文本关怀内容。其关怀内容可以“具体”、“入微”，亦可以“抽象”、“宏大”。实际上，近代以来即使那些处于江湖之远的凡夫俗子，他们的观察和思考、言说与表达，也未必不能與宏大的国家命题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更不用说那些素有家国情怀，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从目前业已公布的当代民间文本资料来看，不少知识分子所创制的个人文本资料，视野辽阔，立意深远，其关怀内容早已超越了文本创造者一己之荣辱，一姓之兴衰，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宜君的《思痛录》、王学典的《怀恋八十年代》、《傅雷家书》等，这些文本关怀内容，或聚焦于民族的命运、人性的善恶;或汲汲自省的意义、艺术的价值。总之，当代民间文本资料并非一定陷入“地方性知识”之窠臼，事实上不少民间文本资料往往能“从具体的文献和事件出发，回应着大历史的‘问题与关怀”{11}。

（3）当代民间史料关怀内容并不局限于“三农问题”

论及“当代民间史料”，学术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观点，认为当代民间史料所关怀的内容，就是“三农问题”{12}。实际上，由于创作主体职业、人生阅历、书写对象不同，民间文本资料关怀内容自然不仅仅局限于“三农问题”。

应该说，“三农问题”当然是当代民间史料关怀的内容之一，如侯永禄的《农民日记》、《农民家书》，吕国光主编的《农民工口述史》、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等文本资料，均主要聚焦于当代“三农问题”。但除此之外，当代民间史料的关怀内容还有广阔的空间。知识分子，作为当代民间文本资料的主要创作群体，其文本关怀内容亦有自身的特色。如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费孝通的《人生漫笔》、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王学典的《怀念八十年代》、韦君宜的《思痛录》、巴金的《随想录》等。这些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的文本资料，其关怀内容或为个人的成长道路，治学取向;或对学术界相关人士的追忆与评介;或对中共党史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反省与告诫，等等。总之，当代民间史料的关怀内容十分多元，诚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

3. 研制动机

苏联史学家茹科夫认为：“史料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只有考虑到那些创造史料的人的切身利益和想法，才能对它们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解释”。{13} 当代民间史料能够研制出来，并能够公开面世，文本创作主体很多情况下，并非无意为之。更多情况下，恐怕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14}。因此，从文本资料研制动机来观察当代民间史料“样态特征”，则有其必要性。

（1）自我建构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匍匐于皇权政治下的普罗大众，在强大的官方话语遮蔽下，他们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形象消失在官方强大的话语体系中。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本创作主体自我表达途径日益通畅，言说的空间也愈发宽松，一些民间文本资料相继公开问世，其研制动机之一，就是文本创作者试图通过个人文本资料来进行“自我建构”、自我塑造，以构建其自身所期许的“历史形象与公共形象”，以避免“他者”对自我形象的扭曲。

巴金曾言：“我最初写小说是为了理解人，结局全集写《最后的话》，则是要求人们理解我”。{15}哲学家冯友兰在人生迟暮之年，特地撰写《三松堂自序》一书，他开宗明义告诉社会公众，其“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人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16} 冯友兰先生一生著述宏大，学术观点、体系因时代风云际会，也呈现出复杂斑驳之特色，为让后世对其治学历程、心路曲衷有一个整体了解，故其在望九之年，有意留下《三松堂自序》这份私人文档，其亦成为后人省思文本创作主体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2）为学术研究之用

一些民间文本资料能够生产出来，就是为了满足学术研究之需要，而在这一文本研制过程中，学术界积极参与、介入，也是文本最终能够公开面世不可缺少的要素。特别是一些底层社会之“弱势群体”，囿于自身条件，若缺少外力的援助，其自身很难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一些学者为了从事相关研究，也需要去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并努力创造条件，让“沉默者”不再沉默。如《中国知青口述史》、《农民工口述史》、《黄河岸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等文本，所涉及的对象，有数以千万的知青群体，亦有人口数量达至亿万的农民、农民工阶层，这些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这些群体很多人有向外界自我表达的愿望，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往往需要他人代言，有时信息难免有所“失真”，在官方宏大叙事中，其自身形象往往模糊不清。但由于研究者因学术研究之需，设法创作各种条件，让沉默者自己开口讲话，经过学者们大量调研、访谈最终砥砺成文本。{17} 可以说，若没有这些学者的主动介入，这些群体的经历与感受、心态和诉求，通常情况下，往往会消失在历史漫无边际的大幕之中，因此，从一定意义而言，这些文本资料，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相互合作的产物。

（3）“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情牵苍生，心系国计，向来是那些有崇高使命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高远诉求。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知识分子，作为当代民间文本资料最重要的研制群体，留下了诸多珍贵的个人资料。尽管他们的题材不同，记载内容有异，但其赤子情怀、昭昭可见。一些文本资料或凝聚着文本创作主体对生命沉浮的感悟，旨在让人自新，或充满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以图警醒后人等等。前者如巴金的《随想录》、王学典的《怀念八十年代》、《行走在思考的路上——八十自述》;后者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宋云彬的《篱槿堂自叙》等。“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些文本创作主体多数从民国中走来，饱经历史风霜，其个人生命史历经坎坷、磨难，在撰写这些文本资料时，不少人处于人生迟暮之年，功名利禄早已成为浮云。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减，其文本创作主体诉求高远，立意宏大，或旨在为历史的后来者留下谆谆告诫;或希望为国家的健康发展，留下若干殷鉴，等等。{18}

（4）保存记忆，守望生命

岁月匆匆，似水流年，再熟悉的面孔，也会模糊;再清晰的往事，也会遗忘。由于时间维度的单一性和不可逆性，不知多少往事，都渐渐消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就连历史学家也只能凭借前人留下的“一鳞半爪”{19} 而模拟得之。为避免遗忘，给生命留下一些痕迹，为历史传承一些记忆。一些民间文本创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刻意为后人留下了带有浓郁个人特色的、原汁原味的文本资料。如侯永禄的《农民日记》、《农民家书》、《农民日记》、《农民账本》、《农民家史》，吴国韬所著《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年）》，沈博爱的《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等。应该说，这些文本创作主体既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光芒四射的事功，其研制文本的动机，就是为了保存记忆，守望生命。虽然这些文本资料记载的内容，多系其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生命发展史，但正因为这些来自社会普通大众的朴实无华、不尚修饰的文本资料，我们才可以从大时代的纷纭中捕捉到那些容易被吞噬、被掩盖的历史画面，让后人对历史的认知留下更多的线索和记忆。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对当代民间史料4种研制动机之分类，是为了行文表述便利的需要，并不意味着这些研制动机是相互脱离的。实际上，其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如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等，既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宏大愿景，亦有保存记忆，守望生命的微观诉求。

二、当代民间史料之价值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谈道，“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20} 由此可见，民间史料创作主体在进行文本创作时，何者应载入、何者应摒弃时，绝非无意为之。一般来说，凡最终能够载入文本的内容，往往是创作主体最为看重的。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史料则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略作论析。

1. 是研究社会大众之心态史最有价值的史料

顾颉刚先生认为，研究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而了解“社会心理”，就必须利用民间资料。{21} 这是因为其不仅珍藏着往昔最鲜活的宏大历史画面，也沉潜着社会大众隐秘的个体生命史，在其心灵的深处，彰显着对自我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22}。

悠久的中国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官方文献资料，但其很少记录来自民间的，远离王朝政治的庸常之事，而民间社会大众囿于自身条件，一般也很少为后人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个人文本资料。在皇权政治统治的阴霾下，芸芸众生的心态史，往往被吞噬，被掩盖。他们的欢乐与哀愁、激情与愤怒、困惑与自省，往往成为历史记忆的“黑洞”。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安定，政治开明”，社会亦具有宽容的雅量”，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能够较大程度上“从容地看待过去”{23}。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创作主体留下个人文本资料，记录着他们对时代变迁的观察与思考，表达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曲衷与情怀。

作为历史学家的刘泽华先生在《走在思考的路上——八十自述》，回顾了自己逾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从主动“追求红色”——在文革之中的困惑与初步醒悟——到文革结束后的“大彻大悟”。为总结“文革”的教训，改革开放后作者特地把他的研究领域聚焦于中国古代王权主义研究，试图从历史的源头探讨专制主义形成、演变及其影响，体现了一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历经岁月的激荡与磨洗，最终实现了从“迷”到“悟”的复杂心态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文本可以视为创作者的一部心灵史。{24}

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这些民间文本资料的曲径通幽，不仅让后来者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一个时代脉动，也为我们近距离地触摸昔日社会大众，那最隐秘、最真切的心灵轨迹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本资料。

2. 是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动机与愿景，不少人乐意把他们的学思历程，以年谱、自序、自述、回忆录、随笔、日记等文本形式公开出版。这些源自不同创作主体之手的文本资料，不仅为我们探讨其学术思想留下第一手文献，也可从中为我们近距离感受学者那或明或暗的精神气质，提供不可多得的线索，如他们的喜恶、品味和情怀等，而这些具有高度微观性、浓厚个性化的感性一面，看起来虽不是很“理性”，但却对我们全面认识当代中国学术史，则具有特殊的意义。下面试从学者的学术思想、精神气质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民间资料对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意义和价值。

（1）学术思想

鲁迅先生曾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25} 如文艺评论家王元化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从他的诸多学术著作中，研究者当然可以感知其学术思想。但从其十分私人化的文本资料——《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更容易昭显作者那灵动的学术思想。《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系王元化先生晚年与其弟子，十余次谈话的记录，在一次次看似随意交谈中，表達了一位思想者的真知灼见，如他提出“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都是有限的”{26}。这些学术观点看似平实，表面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但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文本意蕴：告诫人们不可过度自信而迷恋自我，以为自己手中掌握了“真理”，就可以胆大妄为，恣意行事，要学会敬畏自然、敬畏历史。这些学术思想和论点犹如空谷足音，给人以心灵上极大的震撼和启发，足让后来者清醒。不仅有益于学术界，也有裨益社会的文明进步。{27}

（2）精神气质

审视学者的精神气质也是研究当代学术史的重要切入点。一般来说，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较多的关注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观点，而学者的精神气质，既微观、而又“感性”，似乎不可琢磨，故其最容易被学术界忽略。但其在学术史的地位和价值，却不容忽视。很难想象，一个性格猥琐、处事圆滑的学者，能够在学术研究中求真务实、不拘成见。正如学者王海光先生所言：“真理总是由真诚的人彰显出来的”。{28}

问题是，学者“精神气质”是十分具象的东西，到哪里能找到与之相关的文本资料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些学人自述、日记、随笔、回忆录等文本资料的不断涌现，为我们体味、省思学人的精神气质，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就有不少内容生动体现作者的情趣、品味。如作者对基金会中有些人“专喜弄权”表示愤慨;关于人际交往，作者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观点分歧是可以容忍的，而人格的侮辱是不可以容忍的;态度的激烈可以原谅，而手段的卑劣是不可以原谅的”{29}，等等。从这些颇具个性的激扬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学术大家那非凡的精神气质：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追求善美，宁折不弯。

可以这样说，正是当代不少学人留下大量的个人文本资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从中得以窥探学者们那各具特色的精神气质，或许，从这最“感性”的一面，更能感知当代中国学术史之“生长逻辑”。

3. 传播理性精神、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新时期以来不少社会公众留下个人经典文本资料，一经面世，就备受赞誉，在学术界内外产生较大反响，这些文本资料或本身以思想见长，或旨在以史为鉴，或着眼于启迪民智。其不是关乎“个人一己之荣辱是非”，而是“情系苍生福祉，乃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文本“内在的意蕴凝结着人类文明的价值尺度”{30}，故在传播理性精神、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1）思想深邃、见解高远

一些民间资料，文本叙事意味隽永，所议所论，皆非俗见，其思想之深邃、见解之高远，超凡脱尘，体现了一个时代理性精神的高度。如《傅雷家书》，表达了文本创作者独特的教育思想，即“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傅雷作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学人，其教育理念的体现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培养人才的路径方面，既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德性塑造，而且，在专业教育方面，也同样颇具现代眼光，遵循的路径是“博而专”，强调专业知识学习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切勿拘于一隅。由此可见，傅雷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既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于传统;既吸收“西学”，又具有中国本土情怀，且操作性强，至今仍备受社会各界推崇。故《傅雷家书》自从其公开面世以来，受益者不知凡几，影响之大，非笔墨所能形容万一，其在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高度的“典范”意义。

（2）以史为鉴、反躬自省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有名言：“未经自省的人生没有意义”。拥有自省的能力，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自省”，既包括从成功中提取经验，同时更意味着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诗穷而后工”，一些智者善于鉴古观今，从不幸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为未来寻找坦途。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治运动频仍，特别是十年文革浩劫，给党和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从目前官方公布的结果和学术研究的现状来看，文革能够发生，固然与领导者错误的决策有直接的关系，但其能够延绵长达十年之久，如果说没有大量支持者、追隨者、盲动者的参与、推动、紧跟，则是难以想象的。近年来一些文革的亲历者，秉持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勇敢地公开发表自己的私人文本资料，认真检讨其本人在这场浩劫中的行为，并从个人角度认真反思，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历史悲剧。如冯友兰晚年在其《三松堂自序》，坦率承认自己在“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31};巴金老人不顾生命垂危，晚年留下个人的“文革博物馆”——《随想录》，在这份文本资料中，作者袒露心迹：在文革中也曾“相信过假话”、“传播过假话”、“不曾给假话作过斗争”。{32} 痛定思痛，晚年的巴金意识到说真话的重要性，在《随想录》中，他呼吁世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33}，以避免不幸历史的死灰复燃。而在文革中有诸多荒唐举止的一群造反者，在文革结束30年后，通过《我们忏悔》一书中勇敢地自曝其丑，真诚 “忏悔反思”，期望“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34}

（3）启迪民智、陶铸民众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启迪人民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官吏的成见是从国家的成见产生的”。 梁启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恶劣之人民，产生恶劣之政府”{35}。胡适则直截了当指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奴才能够建造的”。历史学家王学典以“文革”经历者身份，谈到“文革”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愚昧”{36}。这些中外古今智者，都十分强调启迪民智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民间文本创作主体，特别是一些学术界的硕学鸿儒，对党史、国史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如前文所述冯友兰、巴金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们的学识、眼界、认知能力等不同，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包括对历史的反思，亦非具有同步性，等同性。那些能够率先对历史进行深度自我反思者，往往是具有较高理性思维、批判意识的人。如何帮助普通社会公众提高他们的“智识”，一些民间文本创作者肩负道义、为此研制不少个人文本资料。如《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文本创作者邵燕祥在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告诫国民，“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37}。作为思想史家的刘泽华，通过《八十自述——行走在思考的路上》，为“公民意识的萌生、成长”而呐喊，劝导民众要抛弃“臣民观念”。{38}

三、余论

党史研究，重在“资政”，这是党史界的共识，也是党史学科的重要功能之一。从近百年中共党史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也是党史研究的宗旨之一。因此，党史研究所依赖的史料除了主要源自官方文献外，还应随时留意不断涌现的民间资料，多给民间社会一些学术关怀。这不仅可以在诸多方面深化、细化相关党史研究，还能够为党史研究赋予更多的人文色彩，党史研究也由此会焕发出更温暖的人性光芒。其功用和价值会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感怀、共鸣。其“资政”之目的，也会在深层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体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