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晨 光

(北京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中华文明传播中心，北京市 100875)

继西晋陆机之后，刘宋时期出现了拟作汉魏旧题乐府的新高潮。如鲍照“代乐府”，又如谢灵运、谢惠连同题《鞠歌行》《顺东西门行》、沈约《悲哉行》等，均以古题表达旧意。此种创作程式，清牟愿相评为“谢康乐吐翕山川，妙绝千古，独其乐府不满人。康乐乐府专拟大陆，大陆固不满人也”[1]，抑或“缺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能体现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2]，古今学者们均认为模拟太甚，艺术价值不高。学界目前对刘宋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考察，仅有少数学者如王志清[3]、文晓华[4]等研究了刘宋时期乐府创作的总体情况，主要着眼于文人乐府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个体情志等方面，但仍不脱传统乐府研究之窠臼。其实，刘宋士族有意识截取陆机乐府、汉晋乐府、汉大赋、古诗以及晋宋山水、行旅诗等以往文学经典的文本片段植入乐府写作，使之成为多层、重叠的行文结构，从文本重构上获得新的生命。本文从此点入手，希望能将这种特殊的拟作范式及其转型之社会动力的研究引向精细与深入。

一、“回顾过去”的文学时期

刘宋之前的东晋时代，文人大量创作的诗类基本是玄言诗，前代文人热衷的乐府诗和拟古诗被弃之不用。此期有关文人拟诗的作品，有梅陶《怨诗行》、张俊《薤露行》《东门行》、孙绰《情人碧玉歌》二首、王献之《桃叶歌三首》、桃叶《团扇郎》、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袁弘《拟古诗》、谢尚《大道曲》、赵整《琴歌》三首、杨方《合欢诗》五首、王嘉《歌》二首、符朗《拟关龙逢行歌》、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及陶渊明《拟古诗》九首、《拟挽歌辞》三首、《怨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