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 100165)

民族英雄，无论是抵御外族入侵者，抑或是于中华民族文化有所发明者，似乎其标准是不言自明且没有分歧的。然而，细察民国时期两次著名的“教科书案”——顾颉刚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案与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便会发现学者的个体化学术研究与社会大众之“常识”认知之间的分歧，而所谓不言自明的认定标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因发生于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期间，其所引发讼案的又是中国历史上特具经典意义的民族英雄岳飞，因此，对于该案的分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白话本国史案”，现已有王萌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刘超的《民族英雄的尺度：〈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研究》(载《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胡喜云与胡喜瑞的《谁言良辰轻唤回(四)——民国出版史诉讼案中的吕思勉》(载《书屋》2015年第6期)，且已对案件本身有较为详细论述，但却未将案件置于舆论视野中考察案件发生后舆论的转向及其原因。不仅如此，在该案中，政府及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介入，也使得一场普通的讼案，变得复杂而意蕴丛生。

一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治史以正史史料为宗，以综合撰史取胜。传闻其曾通读二十四史三遍，并欲以一己之力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断代史，以贯穿古今，成一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