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现江苏地区就诞生了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但由于境内临江沿淮濒海，早期缺乏防洪排涝设施，洪患恣意为害先民，洪水过后土壤又极易盐碱化，经济水平很低。在中国现存第一部文献汇编《尚书·禹贡》中，徐州（包括今苏北等地）的土壤肥力和田赋贡献率名列全国中游，扬州（包括今江南等地）排在最后。秦统一全国后，随着铁器农具的普及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今江苏地区与全国一样，经济呈总体发展的历史走向，同时也表现出历史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的自身特点。

西汉惠帝、文帝、景帝时期，是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汉高祖末年，吴王刘濞利用富有铜矿和沿海地缘优势，采铜铸钱，煮海为盐，国库充裕，遂在全境取消税赋，民间经济发展获得强大的动力，国强民富，富可敌国（汉王朝），《汉书·枚乘传》称其“富于天子”。

东吴、东晋及其此后的宋、齐、梁、陈，相继在今南京建都，境内江淮和江南成为东南政治中心。加之北方陷入长期战乱，中原精英纷纷渡江南下，大部分定居在今苏南及其周边地区。在此期间，六朝政权偏安一隅，江南地区得益于长江“天堑”屏蔽，数百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中原人口的持续迁入，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人口密度的增加也迫使人们开辟荒野，扩大耕地，在原有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南京、镇江、常州、苏州成为当时重要的都市。但同时，淮河流域由于处在南北争夺的交错地带，受到战争的反复破坏，生产力遭到极大摧残，经济发展逐渐落后南方。

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为江苏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广大乡村借水而兴，许多城镇因河而盛。位于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成为南北交通、经济、文化的枢纽，繁华程度在长江流域与成都并驾齐驱，人们谓之“扬一益二”。到了唐后期，经济地位已超过长安、洛阳，雄踞全国之首，成为最为繁华的工商业大都市，史称“天下之盛，扬为首”。安史之乱以后，五代十国纷争，北方战无宁日，江淮地区相对安定，北方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再次推动江苏经济崛起，并逐渐发展为国家的财赋重地。《新唐书·权德舆传》谓之“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杜枚《崔公行状》谓之“三吴，国用半在矣”，苏州刺史白居易谓之“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

宋代范仲淹在今南通、盐城地区修建捍海堰，使得农田和盐场免受海潮袭击，史称范公堤。太湖地区兴治的圩田形成由人力控制的排灌体系，成为当时领先全国的旱涝保收良田。宋金对峙期间，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迁，为江苏经济带来第四次发展高峰，并最终超越中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镇。当时流行民谚说“苏常熟，天下足”，后演变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至此，江苏经济通过深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一股巨大的惯性力量，持续发展。但在苏北地区，自公元12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大片农田被淤埋，村庄被摧毁，水系被破坏，进一步拉大了与苏南地区的差距。

元代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的植棉中心和棉织业中心。明初定都应天（今南京），明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进一步推动了江苏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明后期地域面积只占全国的0.33%、耕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85%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农业财政贡献率却占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96%。其中，苏州府在洪武二年（1369）向朝廷缴纳的粮食竟然占全国总额的11%，超过当年四川、广东、广西和云南四省的总和。迄于清代，苏州、南京和浙江的杭州成为全国三大丝织业中心，扬州成为淮盐运销中心，无锡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清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江苏特别是苏北地区深陷积弱积贫的窘境。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强迫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开放上海、南京、镇江等口岸，对中国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与此同时也带来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江苏得风气之先，先后创办苏州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等“洋务”实业，民间也积极兴办近代民族工商业，涌现出以南通张謇、无锡荣氏为代表的近代工商业集团，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民族振兴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江苏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其间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早期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兴办的大量厂矿，却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历经乡镇企业崛起、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创新驱动等几个阶段，全省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以“创业创新创优”为载体，“争先领先率先”为动力，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到20世纪末，全省基本迈入小康社会，苏南部分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初步现代化。2017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900.9亿元，增长7.2%，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07189元，增长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