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香 ，丁 舒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工业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期，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话说，是一个“功能完善、强大的富裕社会”[1]77。为时代把脉的敌托邦小说家们敏锐地注意到富裕的物质社会所带来的精神贫穷，尤其对这一高度同质化、平面化的社会对人性的威胁表示了热切的关注，甚至有敌托邦小说家悲观地断言：“我们已经迈入一个富裕悲观主义的时代”[2]380。被美国图书馆协会荐为最适合青少年的“三大当代敌托邦小说”之一，美国著名儿童小说家洛伊丝·劳瑞(Lois Lowry, 1937-)的《记忆传授人》(TheGiver, 1993)表达出一种深深的现代性忧思。它表面上描绘一个“生活整齐归一，一切皆可预知”[3]103的未来富裕社会，但小说主人公乔纳斯接收到部分关于过去与外面世界的记忆之后，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社区舒适与幸福的另一面却是强制、封闭与冷漠，一切人的活动皆被指定和控制，人们被剥夺了社会记忆和个人记忆，人际情感和精神世界一片空白。最终渴望人性和生活丰富性的他决定逃离社区远走未知的“他处”。

西方学界从敌托邦、青少年教育、含混主题等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则主要关注小说的去中心化或异化主题。虽然《记忆传授人》没有赫胥黎《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 1931)或奥威尔《1984》(NineteenthEighty-four, 1949)等经典敌托邦小说中那种明显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但它以代表人类未来的青少年为主要关切，集成长小说、冒险小说和敌托邦小说体裁于一体，同样表达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担忧。它向读者展现一个人性被扭曲、自然被消除的同一化小说世界，进而帮助读者“回到自己的世界”并重新评估现实世界[4]28，最终思考如何阻止小说中的敌托邦世界变为现实。

一、消除差异的“同一”社会

正如卡林内斯库(Matai Calinescu)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以理性、进步、实用、“抽象的人文主义体系”等作为“核心价值观”[5]48，乌托邦小说大多表达出对一个能够替代无序社会、解决所有问题的富裕社会的梦想。劳瑞的《记忆传授人》建构的似乎正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乌托邦。一切事物都由社区按照同一标准指定和有效控制：同样的家庭结构，同样的成长模式；没有贫穷，没有苦痛；人尽其能，秩序井然。但是小说以“同一”(sameness)与“差异”这对反义词作为高频词又足以体现其强烈的乌托邦批判。“同一”是社区管理的绝对支配性原则；而“差异”几乎无一例外地描写“很久很久很久以前”(124)的样子或主人公向往的生活。即是说，“同一”的获得是以失去差异为代价。小说世界里，不仅每年出生人数非常精确，气候、自然、颜色也完全同一化：风雪可能导致农业减产、山坡会使货物运输不便、阳光可能灼伤皮肤而通通被废止。为了免除绝大多数女性怀孕分娩之苦，社区将生育工作派与专职孕母承担；为了创造一个没有痛苦、人人满足的幸福社会，社区指定一位记忆接收人独自承受所有记忆和痛苦，他既是社区唯一了解历史真相、拥有不同生活记忆的人，同时也是为了同一，被安排以个人痛苦换来社区稳定与安宁的人。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抽象同一性”进行批判时，一方面承认一个社会必须有“合理的抽象”，把事物真正的“共同点提出来”，但另一方面又警示这种抽象同一性通常以绝对化为特点，以至于忽略各种差异：“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6]26为了使人“忘记这种差别”，避免“差异产生矛盾”[7]4，《记忆传授人》中的社区对每个人的身体、行为、情感和思想进行全面同一控制。孩童的成长模式完全由社区决定，从1到12岁所有同龄人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7岁前由托管所看管，7岁才开始穿纽扣位于前襟的衣服，8岁开始做义工，9岁被允许骑自行车，12岁便被安排正式工作。甚至人们的肤色也被单一化，因为“任何可能引起不安的差异，都必须被拒绝或消除”[8]60。人们不仅羞于自己与众不同，也视过分注意他人的差异为故意制造不安、是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无礼行为，因此“谈论一切相同的东西”永远是最安全的(38)。即使是“十二岁典礼”这一社区强调“今天我们尊重你们的差异”的“重要时刻”(51-52)，其实只是消除个性、强加顺从的方式不同，虽然被指定的工作种类不同，但每个人具体什么工作都是社区独断的安排，根本不会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也容不得当事人有任何异见。

虽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作为坚定的乌托邦思想家，一直强调总体性之于理想社会实现的重要性，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总体性还有另一面，即封闭性和排他性。他说：“总体性虽然打着自主、自足的旗号，而它又很可能是封闭与体系的结合。”[9]5在以“计算理性”为主要目的和衡量标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东西就得到保留和强化，有碍于物质进步的东西就被排除出去。阿多诺在进行理性同一性批判时也揭示了它的排他性：“凡是能够纳入体系的就被整合，反之，凡是不能纳入体系的就被视为‘概念的偏差’，就会被作为特殊存在而‘消除’。”[10]23在《记忆传授人》中，这种为了“同一”的“消除”更是到了随意剥夺个体生命的地步，虽然美其名曰“解放”。新生儿成长稍缓于“正常速度”会被解放；老人到了不能为国家做贡献的年龄会被解放；不接受社区工作安排的人会被解放；几次违反社区规则的人更是当然要被解放。

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和极权主义的恐惧挥之不去，而膨胀的工业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又添新愁。与大多数乌托邦小说中人们渴望和推崇“上帝赋予的理性精神”[11]37不同，从乌托邦小说中分离出来的敌托邦小说开始全面反思现代性，反思“普世价值”“大同”这些原本看似毫无疑义的现代性信条。劳瑞谈到她写作《记忆传授人》的责任时说：“一股强烈的紧迫感促使我让大家明白：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彼此互相联系……我取名为‘记忆传授人’的那个人给予了小男孩知识、历史、记忆、颜色、痛苦、欢笑、爱和真理。……每当一个孩子打开一本书，他就推开了阻隔着他与他处之间的大门。他拥有选择和自由。”[12]9小说中作者更是借主人公之口说：“能够选择真的很重要”(98)，体现出对尊重差异和人性的强调。

二、全景式的控制体系

无论是《美丽新世界》中的技术控制还是《1984》中的极权控制，一个后工业时代、后战争时代的敌托邦世界的巩固离不开对人全景式的监控。《记忆传授人》中，虽然社区生活一派祥和，没有矛盾更没有战争，但也没有了鲜活的个体。个体的存在价值似乎完全为了维系社区秩序和幸福，因此对个体的行动、语言、思想无所不包的控制，是确保集体“幸福”秘而不宣的配方。通过种种规训与惩罚，每个人被打造成国家机器上一颗颗合格而又极不打眼的螺丝钉，不仅个人意愿、选择自由和决定事物的权利被剥夺，而且个体存在的意义被否定，人的基本人性也被践踏。

作为一个富裕的“后大都市”，社区的空间控制无处不在，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区构成了一系列“监狱式单元”，这些化整为零的“规范化的封闭场所”，犹如“一个个可见或不太可见的城市孤岛”，是各种权力结构对个体或群体“公开或隐秘”实施权力、规范言行的重要手段[13]299。小说中虽然没有《1984》中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看着你”的眼睛，但人们不断被告诫：“规范你的行为，抑制任何与群体不同的冲动”，每家每户墙壁上的喇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该做什么、警告不该做什么。

《记忆传授人》中处处体现出对人天性和基本感情的钳制，成年人几乎个个充当规训下一代的“共谋者”[7]4。本该作为创造和体现幸福的家不是爱的港湾或亲情的纽带，而只是全景式“圆形监狱”的延伸；本该作为保护者的父母不过是维护国家机器的“技术人员大军”[14]12。家人之间不懂感情，没人关心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真正需要什么，而只在乎他们是否违反社区规则，以爱为名规范一切行为，以确保个体的行为不失范，思想不逾矩。两项重要且必要的家庭活动“情感分享会”和“说梦”，只不过是社区规定的一项“仪式”(4)，前者要求“每天晚饭后每家每户冷静分析”每位家人一天中情绪的波动(131)，后者则要求所有年满三岁者必须毫无保留地复述先天晚上所做的梦。比如，当乔纳斯梦中第一次出现“激情症状”时，他第二天必须向父母和社区汇报并从此定期服用药物抑止这种本该是完全正常的生理现象；当乔纳斯尚未达到社区规定骑车年龄的妹妹诉说她梦见骑着母亲的自行车被一位安保人员撞见时，父母告诫她要正视这一严重警告。

一方面是要求绝对顺从，但另一方面违反甚至稍有不同的行为就动辄得咎。一个小孩鞋子穿反或某次考试准备不足，不仅当事小孩要受罚，连所在“家庭单元”的父母也要连带受罚，因为他们“破坏了社会的有序和成功”(46)。对语言和思想进行全面控制更是敌托邦世界常用的规训手段。在一次受采访时，劳瑞坦言自己写作《记忆传授人》时对语言控制这一敌托邦社会的“支配原则”的青睐[15]131。小说一开始就是乔纳斯纠结于究竟该用“惶恐”“焦虑”还是“兴奋”来表达他即将步入“十二岁典礼”时那种既满心期待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唯恐用词不当招致惩罚，因为对所有人来说，学会使用精准语言是社区规定的最重要的任务。他忘不了自己4岁时说“我快饿死了”而不是“我饿了”所受的训斥，因为作为幸福社区，“我们没有人饿死，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70)；他的好友3岁时由于错将“点心”(snack)说成“掌掴”(smack)而被掌掴。小说更是将人的名字符号物质化，取名(naming)或取消名字(namelessness)对个体来说意义非凡。一个新生儿只有被公布了名字才拥有生存的权利；相反，一个人犯了小错时，他/她被称呼的便不是名字而是出生号码，而当一个人犯了大错时，其名字更是完全被取消。前一任记忆接收人在难以忍受记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反差、主动申请“解放”后，她的名字不仅成为集体禁忌不准提及，甚至任何新生儿也不准以此命名，因为她的“失败”是幸福社区的耻辱，而取消名字是一个人“最高程度的耻辱”(67)，取消做人的资格更是最高程度的惩罚。

如果说规训行为是对意识的控制，那么语言、记忆的规训就是对人的无意识系统的社会控制，使人彻底地非人化。许多敌托邦小说中，不仅语言成为规训的对象和工具，历史也不再因为对史实的记载而受重视，反而遭到篡改和否定，因为对于敌托邦世界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选择，相反有比较就有选择的可能，有选择就意味着有改变的威胁。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认为“历史是一堆废话”[16]196，从而维护消费至上的福特主义；《1984》中专设“真理部”负责对历史进行全面彻底的篡改以控制现实，而《记忆传授人》中更是将记忆完全抹除。在成为记忆接收人之前，乔纳斯与社区所有人一样，除自己的社区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地方；除了自己这一代，不知道人类历史还有很多代。由于对过去的记忆“是智慧的源泉，是未来的希望”(78)，那么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否定，既定幸福社会假象得以维持，人们永远乐享现在，忠于现在。难怪有学者谈到该小说意义时说，“多元化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连通性以及来自历史记忆的人类智性”是《记忆传授人》传递的最重要信息[8]51。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一系列社会控制不仅控制着人的意识，而且控制着人的无意识”，所以在贫穷早已被消除、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现代富裕社会里，做一个“新型的人”，一个能够“从富裕社会的物质和思想藩篱中解放出来”[1]81的人尤为重要。《记忆传授人》中，当乔纳斯见证了记忆世界中动物与人的亲近，身临其境体验过人间真情的欢乐滋味后(其中也夹杂身体的苦痛)，他逐渐恢复了人性，他不仅深刻感受到压制性、惩罚性的现实生活令人窒息，更燃起对他人他处不同的有滋有味生活的向往。

三、“生命理性”缺失的个体

19世纪末以来，从乌托邦中衍生出来、独立成类并至今依然经久不衰的敌托邦小说帮助人们看到，标榜科学、理性、进步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追求乌托邦式的完美的平等与和谐，却使得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但又能促成进步的矛盾和多样性遭受压制”[11]90。阿多诺也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教训告诫人们：极端同一理性的维持往往得益于塑造缺乏个性的原子化个体，打造安于并乐于自己原子身份的“群氓”，因此只有重视个体精神才能确保“对物化的否定”。而事实是，富裕社会中人们“向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已经到了一种失控的地步”[17]54-55。他们越来越易于受支配和诱导，其精神变得不堪一击，“对诸如压迫人民和逃避真理这样的事情麻木不仁”[18]29。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富裕社会中，“人已经完全被降格为总体性的客体”，因此，“进步野蛮化”(progressive brutalization)是富裕社会的典型特征，而“自愿性奴役”(voluntary servitude)又是富裕社会中人的典型特征[1]78-80。

辨别和反思能力的普遍缺失正是《记忆传授人》中社区的“经典”画面。小说中为了维持同一社会的大机器运转，规训与惩罚挥动的大棒从未停止，但社会早已充斥着各种被驯化的“单向度的人”。绝大多数个体已经变得毫无批判地接受社区规则并视之为自己日常行为的绝对准则而不越雷池半步，自觉成为这些规则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即使只有七岁的莉莉也已毫无分辨地痛恨任何差异行为，她痛骂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像动物一样”没文化，笨拙而不合时宜(5)。乔纳斯的父亲不仅是同一机器上标准的螺丝钉，更是维护这一机器良好运转“优秀”的“技术人员”，不带情感、“毫无良心地”执行“排他性的消除”[10]23任务。当一个婴儿由于成长稍缓于同龄人而社区决定实施“解放”时，他将他从育婴室带回家细心照料，但不是出于人文关怀，更不是出于爱，而仅仅是作为一名骄傲的育婴师他“不喜欢有失败的感觉”，因此当情况并未“好转”、社区最终维持“解放”的决定时，他不仅投票赞同，还若无其事地、以“甜美的、像唱歌一样的声音”(165)与这个他照顾了一年多的小孩道别。更有甚者，当一对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婴儿按照社区规定必须“解放”其中一个时，他为能细微分辨出重量差异、解决了“问题”而欣慰，从对一个健康婴儿的称重、注射、打包丢弃到清理现场的整个“解放”过程，一切动作非常娴熟标准，而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消逝极其冷漠，他作为理性工具的无情暴露无遗。

不仅人们身体受到严格规训，而且由于“不受约束的情感的危险性”[19]48，社区同时被打造成一个没有情感的世界。人们从未见过或经历过不同的生活，人生体验极其贫乏，因而也不懂得何为幸福或不幸福，他们所做的就是接受被安排的一切。每个“家庭单元”中父母的婚姻不是情感升温的结果而是社区的安排，家庭中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爱情的结晶，而由专职孕母生育、由社区统一分配。当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所在的家庭单元则自动解散。因此，当乔纳斯被传授生日宴会记忆时第一次感受作为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个体”(121)的快乐；被传授圣诞家庭欢聚记忆时第一次看到慈祥的爷爷奶奶爱抚孩子的脸颊，第一次听到家人互致节日祝福、互送节日礼物，这种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使他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家庭幸福，因为他的生活中只有社区为所有人安排的每年庆典而没有个体生日；一对夫妻和一双儿女组成一个“家庭单元”，“爷爷”“奶奶”等词语早已从社区词典中删除。当乔纳斯受记忆世界感染询问父母“你们爱我吗？”这个亲人间本该最平常不过的问题时，他的父母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语重心长地教导他用词要精准，告诉他说“爱”太笼统也不恰当，应该问“你们欣赏我吗？”或“你们为我的成绩感到骄傲吗？”(127)。一次当接受火灾记忆后乔纳斯满身伤痕回到家中，父母看到异常疲惫的他也只有一声例行的问候，因为“他们从来不知感情为何物”“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被创造的生活！”(153)。

健康良好的教育对个体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对世界观尚处于形成期的青少年尤其如此。布洛赫(Ernst Bloch)说：十二三岁通常是一个人特别渴望生活得更有滋味的年纪，他们希望能做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一切都被安排，“即使一个智力平平的人，这个时候都会想象一些美丽的童话故事”[20]24。而《记忆传授人》中，不仅所有年满十二岁的少年必须接受正式安排的工作，而且对任何年龄段的孩童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激发创造力的“美丽的童话故事”，相反，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被全方位地去智化。社区给每个小孩只配一个被称为“安慰物”的填充动物玩具，且八岁时收回转给更小年龄，他们从未见过真正的动物，对自然界也一无所知；学校传授的只是有利于将来工作的科技知识，而无关乎历史、哲学和艺术等人文思想；生活于抹除记忆和历史的社会他们无从反思文明和自身。即使家庭教育也与人性无关。一部规范语言的词典、一册社区机构的详细说明以及厚厚的一本规章制度手册是社区为每个家庭单元配备的所有书籍。社区更是鼓励各种低级而毫无价值观的游戏，以抑制儿童想象力和多样性发展，培养自主性与反思性缺失的“群氓”。当已接收了一定战争记忆的乔纳斯回到同学中，看到他们沉浸于战争游戏而对其残酷性一无所知时，他深感愚民教育已经根深蒂固，也因无力改变他人而痛苦。而他惟有暗自违反规定不再服用抑制激情的小药丸，以此拒绝驯化，保留独立人格。

反思能力是一个人“生命理性的体现，一旦主体不再反思客体，那么自然而然地，它也就不能反思自身，也就失去了辨别力、失去了良知。人不再是积极地认识事物，而是消极地等待既定的规范”[10]24。这些是《记忆传授人》“同一”社区中绝大多数人的写照，他们成为了既定规则毫不质疑的接受者和实践者，成为了马克思所称的“庸人”。唯一了解世界真相的记忆传授人，无奈于个人力量的单薄，独自承受着不可承受的记忆之重，勉强而屈辱地履行自己确保社区幸福的责任，但他更加知道，社会要发展，“事情必须改变”。因此当看到乔纳斯痛苦地渴望人性与关爱、憧憬不一样的世界时，他一方面尽力帮助乔纳斯逃离，另一方面甘愿牺牲自己，留下来促成“整个社区的变化”(162)。小说以此保留人们直面“社会进步必然面临的挑战”[21]106的权利，以及拥有思考问题、并最终有可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裕，同时也包括人的情感、精神的丰富和自由发展。而《记忆传授人》中的社区虽自诩为幸福社会，却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定义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的变种。它以绝对同一为决定一切的标准和目标，行压制、排他之能事，导致人的去个性化甚至去人化，以至于“幸福的因素本身就变成了不幸的源泉”[18]4。但作为以青少年为隐含读者、以青少年问题为主要关切的敌托邦小说，《记忆传授人》又给人以希望。已获得了一定“客观理性”的主人公乔纳斯，决定逃离被隔离和异化的社区，明知逃离失败的结局是被社区“解放”，即使逃离成功面临的也可能会是一个难以掌控的世界，甚至可能面临贫穷、饥饿、恐怖甚或死亡，但他依然为了寻找爱与理解、发挥个人意志而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体现出拒绝愚化、改变现实的勇气和决心。

虽然如著名敌托邦小说研究专家库玛(Krishan kumar)所说，敌托邦小说对准的靶子正是那些人们曾经最珍视的东西，即“人们通常称之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22]19，但是它们通过反讽性表征表达现代性忧思时，其实更是希望读者能够意识到并规避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危险。《记忆传授人》一方面打开一个“比‘真实’世界要糟糕得多的‘他处’社会”[23]xiii，但同时它又勾画了一个“他处社会”中的“他处”，一个也许有痛苦和不如意，但也有阳光和爱，虽未知但又充满无限可能和希望的地方。小说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就何为幸福社会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但它通过揭示富裕社会的可能危机，帮助读者反思现代社会，思考如何建设一个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社会有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理性平衡的真正理想的未来社会。

：

[1] Herbert Marcuse. Douglas Kellner (ed.).CollectedPapersofHerbertMarcus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 Krishan Kumar.UtopiaandAnti-UtopiainModernTime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3] Lois Lowry.TheGiver[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4] J. E. Higgins.BeyondWords:MysticalFancyinChildren’sLiterature[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70.

[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 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Balaka Basu, Katherine R. Broad, and Carrie Hintz.ContemporaryDystopianFictionforYoungAdults:BraveNewTeenager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8] Susan G. Lea. “Seeing beyond Sameness: UsingTheGiverto Challenge Colorblind Ideology” [J].Children’sLiteratureinEducation, 2006 (1).

[9] 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oftheFuture:TheDesireCalledUtopiaandOtherScienceFictions[M]. London: Verso, 2005.

[10]吴向东，田立鹏. 理性同一性的阴霾——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J]. 学术交流，2015 (9).

[11] Krishan Kumar.Utopianism[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 Jeannette Sanderson.AReadingGuidetoTheGiverbyLoisLowry[M]. New York: Scholastic, 2003.

[13] Edward W. Soja.Postmetropolis:CriticalStudiesofCitiesandRegion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1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5] Carrie Hintz. “Interview with Lois Lowry, Author ofTheGiver” [A], in Carrie Hintz and Elaine Ostry (eds.),UtopianandDystopianWritingforChildrenandYoungAdults[C].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6] Aldous Huxley.BraveNewWorld[M]. New York: Perennial, 1989.

[17] S. M. Tyrell. The Themes of Conformity and Nonconformity in Lois Lowry’s Number the Stars and The Giver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18]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9] Rocío G. Davis. “Writing the Erasure of Emotions in Dystopian Young Adult Fiction: Reading Lois Lowry’sTheGiverand Lauren Oliver’sDelirium” [J].NarrativeWorks, 2014 (2).

[20] Ernst Bloch.ThePrincipleofHope, Vol. I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6.

[21]Chris Ferns.NarratingUtopia:Ideology,Gender,ForminUtopianLiterature[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Krishan Kumar. “Utopia’s Shadow”[A], in Fátima Vieira (ed.)Dystopia(n)Matters:OnthePage,onScreen,onStage[C].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23] Tom Moylan.ScrapsoftheUntaintedSky:ScienceFiction,Utopia,Dystopia[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