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

整理书柜，无意间掉出一只信封。瓤里装的是已故散文家苇岸的短信，讲述他读托尔斯泰关于乡村问题的感想，说他准备周末进城，不知可否见一面。他住昌平，我在六铺炕，相距60多公里。上世纪80年代的联系就是这样，大多靠信件。电话还是奢侈品——某种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单位里的电话看管甚严，私用不方便。

写信，发信，等信，回信，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个外省青年的核心精神活动。人到哪儿，信到哪儿。所以，见面要问对方单位、地址。那时候，跟家人的联系就在一张薄薄的书信上。一来一回，就得七八天甚至更长，从发出家信到接到回信，做儿子的那颗心就悬在空中。时间和距离，在那时候是真实存在的阻隔。关山万里，望穿秋水，描述的就是相互思念的状态。

父亲写在信纸上的那些简单的话，慰藉着我干涸的心。弟弟妹妹的信，让我感到他们的成长。给父母写信，其实颇费思量。孤独，苦闷，自然不能说，至于对前程的忧虑，担心女朋友变心之类状况，那就更不能下笔了。报平安，寄钱，问安，这几乎是全部内容。

写信经常产生误会。大三时，不知从哪儿看到一篇文章，鼓动年轻人与父母交朋友，我效仿写了一封家书，父亲龙颜大怒：父子就是父子，朋友是朋友，混淆不得。信易于产生错觉，以为文字呈现活生生的人，娟秀的字迹，温婉的话语，常常弄得人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就做起春梦。某一天，接到联欢过的医学院女生的信，我立时幸福得晕过去：我命中期盼的那个人来了？看到她真人瞬间，我便崩溃了——这不是我要的！我无法把脑海里的女神跟眼前其貌不扬的人挂上号。

然而發信依然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给女友的信，喜欢写“亲启”，落款必有“内详”，生怕邮递员轻慢了。那时信件往来有规矩，写好信，得敞着口，等服务员揣摩无违禁品，称毕重量，才能封口。用唾沫润湿邮票背面，端端正正贴在邮政编码下方，往邮筒里轻轻一丢，心也就飞走了。

那个年代，最怕哪一天突然收到一个厚信封，因为里面极有可能装满了你写给某个友人的信，这往往意味着你们之间的一切都宣告结束了。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人在烧信，痛快地在公厕里燃了，然后一踩开关，“哗”的一声告别了友情或爱情。也有感情细腻的，会在院子里的柳树下毁灭记忆，然后挖一方浅坑，把灰烬埋在里面。那个时刻，夕阳含悲，主人脸上一定挂着几颗晶莹的泪珠。

苇岸辞世近13年了，他留下了薄薄一册《大地上的事情》，也可视为他写给这个世界的情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