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

（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西方仪式学的研究在国际学界业已形成了广阔的探讨空间，仪式的表述范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表述内容也基于不同理论背景而形成了多样化呈现，共同构成了西方学界仪式研究的丰富知识谱系。

古今中外的仪式现象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对声音的需求和运用行为（戏剧化的言辞、叙述、吟诵、唱诵及器乐等），仪式从头到尾被它们所覆盖，（曹本冶2003:1）信仰及其外向性的仪式行为与仪式中音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音声为切入点的仪式音声研究，借助与音声密切相关的“行为”和“信仰”作为理论工具，从音乐学的角度探求其信仰体系以期获得对音声、仪式行为、信仰间互动关系的全面认知。然而由于学科对象的差异，“学术界以往对中国信仰体系的研究主要汇集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内”，并未涉及对仪式中的音声这一客观现象的研究。因此以音乐学的角度去剖析和理解信仰体系之中的仪式传统不仅能帮助我们加深对音声与仪式和信仰互动关系的认知，同时也更加有益于音乐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有效沟通，从而形成看待仪式现象的整体文化视角。

包括音乐在内的仪式音声研究自1993年由曹本冶教授主持并开展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计划至今已在国内出版专著多部，被收录的文章内容涉及宗教和民间信仰两类领域的研究，“信仰”和“行为”是其中涉及的重要关键词和理论术语。由于对“信仰”和“仪式行为”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领域，本文以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取域为定位，通过对西方学界重要仪式理论文献展开研读和解析，从中梳理出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为仪式音声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学借鉴。

一、西方仪式学研究述略

与中文语境中的“仪式”一词相关的英语词汇有ritual、ceremony、rite、magic等，但由于仪式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观察者借以建立仪式理论的学理背景之不同，始终没有形成全面概括人类仪式现象的共识性概念表述。

1、早期西方人类学对仪式的相关论述

早期的仪式论述集中于宗教研究领域。以泰勒、弗雷泽为代表的学者在为宗教信仰的起源寻求各种解释的过程中，将仪式作为依附于信仰等思想观念的一种行为表达。例如，泰勒指出应从事物产生的深层动机来对宗教进行定义。在他的“万物有灵论”中指出万物有灵论这一理论是信仰，其实践便是崇拜。弗雷泽则认为信仰和实践同样都是宗教的基础…但宗教实践并不总是非要举行仪式不可。在此类论述中，仪式外在表现为因宗教信仰而产生且为达到某种宗教目的的行为，以“信仰”为价值取向的仪式研究强调了仪式对信仰的附属关系，行为本身的表现和含义无不显示出以宗教信仰为旨归的单向和唯一的解释。

2、“神圣与世俗”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仪式理论建立在信仰与仪式、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关系基础上。他认为仪式是可以进行直接观察并进而建立仪式理论的对象，它是不包含观念因素的且可被进行实证研究的行为方式，它与宗教信仰间的对立与行为和思想的对立关系是等同的。

将神圣与世俗作为对宗教信仰属性的界定并非发端于涂尔干，早在西方历史悠久的神学研究与宗教哲学的研究中就已存在使用这对术语来描述宗教体验的先例，且本源性的“神圣”观念一直是宗教领域的特有范畴。然而当涂尔干将这对术语引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以下简称《宗教》）并将其作为对宗教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时，神圣与世俗随即成为其他领域的学者看待宗教信仰及其仪式属性的重要眼光，仪式也自涂尔干的研究开始从较为单一的宗教范畴扩大到了社会领域。

3、“结构－功能”的研究

（1）盖内普的“通过礼仪”

“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被盖内普用来指代“生命循环”或“生命危机”仪式，关注的是个体和群体生命过程中的一种变化状态，例如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的仪式。“通过仪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结构方式，具有三个阶段。盖内普认为，第一阶段强调与之前的状态或状态进行分离，该阶段内的仪式将分离或割裂的意图进行符号化表现；第二阶段具有转变性质或边缘化性质，处于该阶段的个体因不具备第一阶段所规定的特性而显示出模糊不清的状态；第三阶段是个体以全新的状态重新融入社会的整合阶段，是对阈限阶段具有的模糊状态的解决和完成。

从微观上看，盖内普提出的“通过礼仪”是具有特指性质的，它具体指向处于不同人生时段的仪式行为，这些仪式因受到人生不同阶段所强调的目标与主题而表现出特定的象征意义。这些众多的微观“仪式”又在宏观层面上构成了整个人生的“通过礼仪”，它是作者从仪式所具有的转变特性中所得出的一种有关于人生的哲学观和文化观。“通过礼仪”不仅可以被视为看待人类社会化过程的一种方法论，仪式的转换特质也成为我们看待事物变化的一种认识论。

（2）特纳的“阈限理论”

英国人类学家特纳在盖内普对“阈限”的论述基础上提出，“通过礼仪”的三个阶段中，处于第一和第三两阶段的仪式主体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稳固的地位和关系，因此具有稳定和明确的特性；处于阈限阶段的仪式主体与社会结构及其携带的社会关系则是不可见或模糊的，（Turner:1967）这一阈限阶便以其含糊和中立的特性而成为原来社会结构的一种“反结构”。但特纳认为“这并不是对于一切积极的结构性主张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又可将其看作是一切的源泉，…因为一切新的关系和结构又从这里产生”，即结构→反结构→结构重整。

从“结构”到“反结构”再回到“结构”的这一循环过程，正是人类生活在个体与社会、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冲突中不断社会化的真实写照。特纳从象征意义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仪式过程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视角。盖内普和特纳的仪式理论在借助社会视角赋予仪式以符号的意义和功能的同时，“仪式”还同时具备了形而上的认识论意义：仪式过程可以被视为社会语境下的仪式主体内部与外部社会结构间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的过程，这为我们深入理解仪式的形式、结构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4、对仪式的文化阐释

学者贝尔曾撰文对涂尔干运用在“信仰与仪式”中的二元思维重“分离”却苦于进行“整合”的尴尬状况提出批评，并将格尔兹（Geertz,Clifford）对宗教体系的文化分析作为成功整合了“二元关系”的实例而与涂尔干等学者的理论进行比较。

她认为人类学家格尔兹并未抛弃西方传统的二元分析思路，他同样提出了具有一对具有二元对立属性的术语“ethos”和“worldview”来对宗教现象展开分析：“ethos”指“某一文化中道德和审美的方面”，“worldview”是指人们对真实世界以及普遍秩序的感受与认知。格尔兹认为，任何一种宗教仪式都包含着一种融合了“ethos”和“worldview”的符号，仪式、艺术、宗教、等符号系统中的“ethos”与“worldview”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前者对后者施加影响。

可见，“ethos”这一处于观念层面的概念在格尔兹的理论中已经有了从观念到行为的融合性，它在与客观物质层面的“worldview”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各种符号体系，仪式自然也就成为行为与思想的统一体。

5、仪式的表演性

学者利奇曾指出，作为一种符号体系的行为模式“具有与语言一样的功能”，它不仅从视觉上呈现出“行动”的行为特征，同时还向外“表达/传达”信息。这是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有关“文化表演”的重要命题，仪式也因具有交流与表达的功能而成为“表演理论”关注的对象。

学界对“表演”存在着三类理解：第一，鲍曼认为表演的重要功能在于建立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其二，谢克纳认为戏剧中的“表演”在于对事件的陈述/展现；其三，辛格则认为人们通过“文化表演”向自己和观察者展示其所处社会的文化，强调“文化表演”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于社会的意义。这三种理论都强调了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信息交流，表演内容与社会与文化语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两方面内容。由此，仪式研究中“表演”视角的切入有助于充分关注仪式表演者的行为与仪式观察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仪式表演者对其行为的解释和仪式观察者建立在其感性体验基础上的分析。

二、中国仪式音声研究对西方人类学仪式学理论的借鉴

西方人类学界的仪式研究集中在仪式对思想观念的皈依和仪式行为丰富的展现两方面，这也同样是仪式学研究和仪式音声研究涉及的两个基本范畴，因此，对与仪式共生的音声现象的探讨也与信仰、行为的论述密切联系在一起。

1、仪式行为与音声

仪式与音声以何种关系共存于仪式整体中是仪式音声研究的合法依据：一方面，行为因受到仪式程序和内容的历史性限定而呈现出某种固定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受到仪式功能的支配，还与仪式参与者秉持的精神、观念和信仰存在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仪式行为不仅通过形体表现作用于表演者或观众感官，特定的仪式行为还造就了客观存在的音声现象，且与行为共同构成了仪式表演所传达的信息。特定时空中仪式程序的持续展现不仅依赖于行为不断进行，也与随行为过程而产生的音声的持续进行具有结构上的密切关联。

当将音声视为仪式行为过程的产物之一时，我们对音声的关注则自然与仪式行为相联系；而通过行为过程来理解音声的生成过程则与人类学领域对仪式过程或行为类型的关注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对仪式行为的解释始终建立在“思想～行为”二元对立关系的基础上，在经历了将仪式作为对信仰或思想的附属到将其作为“思想～行为”二元对立关系整合的漫长过程中，行为的自治与他治在不同学者的眼光中呈现出不同的解释。尤其当西方学界清楚地意识到“仪式”作为学者的概念工具所携带的主观选择与理论整合之后，人们更加注重对普遍仪式模式中的细节性、个体性和差异性，以及普遍仪式概念下的行为差异等诸多问题的关注。

鉴于理论中的仪式行为模式与仪式实践的差距，我们还需要充分重视与行为处于不同感官层面的音声体系的自治与他治问题，保留对音声与仪式整体在何种程度上趋同或趋异以及在何种程度或层面上具有关联性等问题的追问。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更为开放的角度来选择仪式音声研究所涉及到的跨学科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凸显立足于音乐学立场的仪式音声研究之学科意义。

2、仪式语境与音声

以“仪式”为语境和认识论来考察与一定宗教精神或信仰、民俗活动有关的音声现象，是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传统与留存现状的。对于我国古代仪式中“音声”的梳理、仪式音声（包括音乐）在我国传统音乐体系中地位的探讨等重要问题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论述。中国传统音乐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上至封建宫廷的音乐创作与表演，下至庶民百姓围绕着生死祸福举行的宗教与各类民俗中活动，以信仰为依托、以仪式为载体的音乐延续和传承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借助音乐强调其精神层面的功用的信仰与具有固定行为模式的仪式构成了传统音乐较为稳定的传承生态。鉴于仪式音声的存在依附于仪式的举行，我们在以“仪式”的眼光看待仪式与音声之间的交互影响时，不仅要自觉地将音体系的分析置于其原生态中寻求意义，也要将音声的研究延伸至仪式行为及其思想领域来看待音声与仪式之间的关系。

三、结语

在西方仪式研究范围从最初宗教领域的探讨延伸至宗教与世俗社会领域并存的广大空间和丰富知识谱系中，音声成为不可忽略的一个研究部分。从音乐学角度对仪式中音声进行的分析需从有关信仰和行为的理论中寻找三者间的内在关联。前文所述西方仪式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迎合目前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实际情况，更提供了仪式音声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背景。这不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音声与仪式、信仰之间互动关系的认知，也更利于音乐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有效沟通，从而形成仪式音声研究的整体文化视角。

[1]曹本冶.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2][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的仪式散论[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

[3]史宗.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4]Bowie,Fiona.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An Introduction[M].Oxford,England:Blackwell,2000.

[5]Bell,Catherine.Constructing ritual[M].In Readings in Ritual Studies,New York:Prentice-Hall,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