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与野性: 中外变形故事折射出的自然观与生态内涵*
2018-02-10李贵苍周曼青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6期
李贵苍, 周曼青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浙江 绍兴 312000;2.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生态文学批评试图突破人本主义的藩篱,不再以人本主义为其哲学和理论前提,努力探讨文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重审自然是纯审美对象的传统观念,用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的话说,“生态批评致力于揭示人类如何理解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以及为什么作为个人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会以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与自然界互动”。[1]“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显然指的是人与自然这个“他者”的关系。“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显然不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而是自工业革命起理性主义不断膨胀后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不平等掠夺关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解释,正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荡涤“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从而“使世界理性化”。“世界的祛魅”[2]进程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文危机等现代性难题。“理性化”使人类认为自己是“万物的尺度”、世界的中心、一切价值的尺度、唯一的伦理主体,可以支配和利用一切他者。这种狂妄傲慢的态度,借助便利的科技,加剧了人向自然索取的程度,引发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使人与自然进一步对立分离。因此,由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坚信,只有人才有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从而只有人的存在是有目的的,而自然万物只是人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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