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杰昂秀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一带一路”倡议象征着一种全新的亚洲秩序，甚至世界秩序的建立，这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和周边区域的关系。在“亚洲的中国”议题之下，我们必须思考，要成为整个亚洲的领导者，中国与亚洲各个板块间的连接点在哪里？什么才是推进并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基础？就此问题，剑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乌·额·宝力格教授(以下简称宝力格教授)在中文学术刊物《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上发表了《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与中国亚洲新秩序的构建》一文，引起学术界的一定反响。宝力格教授于同年4月3日—7日，受邀访问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就中国民族关系、中蒙关系与“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多场学术讲座。笔者有幸聆听到宝力格教授的系列讲座，关注到宝力格教授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中不乏建设性的意见。受其启发，本文在宝力格教授的学术思想脉络之下，对其论文展开述评，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作为发展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契机的认识，探讨中国民族治理及其相关话题。

一、亚洲与“亚洲中的中国”

亚洲在哪里？这常常不是一个由亚洲人自己发起的问题。相反，它作为欧洲的衍生物，在以欧洲为参照之下才成为了一个被认真对待的话题。实际上，亚洲从来不是一个在政治抑或地理空间认知上的统一实体。众所周知，它被分割成了几个板块：内亚、中亚、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