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帆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史学家一般认为德昂族旧称“崩龙”最早起源于“勃弄”[1]，在德昂语中“勃弄”或“布农”的本义为“水上人”，这个族称直接反映出德昂族先民古代顺水迁徙的历史面貌。就云南少数族群而言，族称的原初意义大多亦源于对自然的崇拜、描摹或图腾社会认同标记，如“都龙”(居住在上游的人)，“诺苏”“怒苏”(尚黑之人)，“白尼”“拍米”(尚白之人)，“倮倮”“勒墨”(虎之后裔)，摩梭(放牧牦牛人)等。进入阶级社会，身份区隔和族群压迫等意识形态在族称中有了突出表现，如白族的“民家族”称谓与大理军户“军家”相对，为明代户籍制度身份区分的反映，“卡佤”一词有奴隶之意，更有一些族群被直呼为“野人”。在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各个族群的称谓经历了民间族称消失、族称用字甄选到官方正式命名的演变，国家在民族平等政策指导下，通过征求本族内部意见对这些族称进行了矫正，使族称在名与义的规范下具有了双重的政治意涵。不过，就生活于国家边关历史权力网络之中的当权族群而言，族称名与实之间的政治关系结构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民族识别以来缘于古代政权起伏跌宕所造就的族称歧义消解工作进行的并不彻底，有待进行族名意义更新；另一方面，边疆军事化族群与中央王朝的藩属关系早已建立，纵观其族名、族体发展的整个历程，国家政治力量的历史塑造作用无处不在，其族称的命名与族体认同呈现出长时段持续性的政治意义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