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容芳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人类本质特征的描述依赖言语表述与符号表达，具有文化秩序意义的仪式变迁被视为人类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衡量指标。仪式民俗有着独特空间性和群体性，背后隐含了族群文化记忆和民间庞杂事象群。社会变迁使得民间仪式民俗逐渐消逝或边缘化，对于民俗仪式式微与民间社会变迁二者如何建构关系一直没有定论。在社会人类学的话语体系之中，仪式对群体而言具有普遍性，绝非偶发或边缘。我国传统哭嫁与哭丧仪式具有表演性、文化性、历史文本性，哭嫁与哭丧习俗变迁反映该社区社会结构变化整合，也是区域群体性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村落仪式民俗的形成是长期被特定文化秩序规训的结果，在传统语境下哭嫁与哭丧等仪式民俗的变迁是村落文化秩序变迁的隐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现象和仪式的研究范式多借鉴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onwski)、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Gustave Levi-Strauss)等经典文化人类学理论成果，更多注重对标准学术话语范围内文化与社会变迁考察[1]。民俗被视为一个庞大的民间事象群，隐含了独特空间观念和族群文化记忆，其仪式性使其更具文化活态。近年来，由于仪式民俗逐渐被消解与边缘化的事实日益凸显，后现代主义出于对人类对正在经历变迁的反思性研究与话语表达，将濒临消逝的仪式民俗作为学术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