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庆

一、前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新旧媒体构成的复杂媒介生态逐渐深入地方社会,地方治理开始面临“媒介化”挑战。就地方公共危机事件而言,“媒介化”一方面是“危机媒介化”,即危机事件不仅发生在实在空间,还延伸和映射到由媒介所编织的虚拟空间。组织和个人越来越依赖于媒介见证、感知和参与解决本地危机；另一方面是“治理媒介化”,即媒介信息及其传播作为一种过程要素,已经渗透到危机预警、研判、决策、执行和反馈等各个环节。地方治理主体和媒介的互动甚至重塑了社会关系,影响危机治理的过程和结果。

“媒介化”极大地突显了危机进程和地方治理中媒介角色的重要性,同时也增大了地方治理决策者应对媒介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如Frank Esser所说,“政治依赖大众媒介调节舆论(媒介报道被视为公众情绪的代理)、引发公众对其政治行动的关注和接纳,以及建立起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将媒介渠道用于政治的公共表征)”,①由此媒介管理成为地方危机治理工作的重心。

党管媒体是我国新闻媒体管理的最高原则。由于国家对媒体实施行政分级制管理,因而各地党委是贯彻和实施这一原则的现实主体。面对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生态变化的新形势,地方党委如何进行“党管媒体”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过程及其策略体系在与媒介实践的互动中呈现出怎样的“地方”逻辑？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党管媒体的实践逻辑去评估地方政治“媒介化”的发展现状，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