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 怡

本世纪初,随着传播技术革命的兴起,我国开始推进信息化发展。“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5.8%,超过亚洲和全球的平均水平①”。与此同时,“互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与新媒体技术相关的词汇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足见政府在推进信息化过程中的大力和决心。城镇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更为简单易达的“连接”,为城市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体验。

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游移在“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城市文脉该如何发展与传承？城市外来人口如何才能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之中？以及在全球城市的构建中,如何平衡城市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上述这些问题都与传承、交往、交流等传播学议题密切相关。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问题无法经由简单的技术逻辑来解决,要更好地“沟通城市”必然需要引入一种新的、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新理念。

本文从“可沟通性”的概念切入,通过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并以上海人民广场为个案进行剖析,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展开回应,推动“可沟通城市”的建设,并对传播的意义进行反思。

一、城市:“可沟通性”研究的入口

“可沟通性(Communicativity)”这一概念来源于“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的提出。在现有的文献搜索中,较早对“可沟通城市”进行描述的是德国学者昆茨曼(Kunzmann K.R.),他在一篇写作于1997年的论文中指出,新的信息技术应该且能够更好地满足城市的信息需求,并且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信息,从而使得他们在不断变动的城市中生活得更为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