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敬文 林春萍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先秦典籍中的地理地名，反映出先秦时代特有的地理观念，屈辞中瑰丽的域外地名及文化更是文学方面最突出之代表。自《禹贡》“九州”观念形成后，正史关于地理记载散见于《史记》的“河渠书”“大宛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班固《汉书·地理志》以来，后代正史便将“地理志”“郡县制”或“四夷列传”等纳入官修史书编撰范围内，后又增加“外国列传”，如《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此外，中国历代地理类杂史、方志、游记等著作亦不胜枚举，如《穆天子传》《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考察地理著述的大致脉络，则时代愈近愈清晰精确；如同上古神话逐渐附会为史传，先秦典籍中的地理坐标也逐渐被坐实或内缩，这无形中限制了文学作品的地域空间想象力；就屈辞而言，则限制了对其中域外地名及文化的整体考察与解读。“《楚辞》地理地名研究，历来为注解《楚辞》者所涉及，但旧注家们大都着眼于单个语词本身，对地名做封闭式的文字训解，从而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宏观的空间地理认识。”［1］12旧时注疏者多集中于屈原的行踪考证，对其辞作中的域外地名、神话地理或存而不论，或曲为之解，有意无意地忽视屈原的域外视野，殊不知“文学作品中这一类词通常表明作者创作时，其头脑中活动的空间内容，因而它们具有指明作者创作时知识渊源的意义”［2］150。于屈辞研究者而言，“我们观照屈辞古地名，强调对屈辞原始文本进行整体全面的宏观研究，置一系列地名于屈原整体连贯的逻辑游踪的时空之中以及整体世界性的地理观念之下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