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政法

作为一个诞生于传媒实践中的新兴学科,播音主持学科正在因为媒介的划时代变迁而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和生存转型。在学科发展的关键期,既不画地为牢,也不盲从躁进,而是系统、科学地认清自己面临的时代语境、存在的结构问题,立足学科方向的厘定、学科内涵的丰富、内部活力的激活、教学模式的优化,才能探索出融媒时代播音主持学科良性发展的新理路。

一、技术进步与时代更迁:“重文”也不“轻语”的历史性变革

从传播史的角度看,人类最重要的传播载体无疑是语言和文字。以声音为媒介的语言,内在于人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之中,具有先天性和便利性,无疑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传播媒介。但是,声音同时具有转瞬即逝、不易保存、难以翻阅、易受干扰等不足,于是,人类创制了文字。文字作为语言的记录符号,变听觉为视觉,从无形到有形,由“空口无凭”到“白纸黑字”,成为人类文明得以记录、保存、传承的重要载体。不同于作为人们先天机制的语言,文字需要后天专门学习,同时文字承载着人类主要的知识系统,是否充分掌握文字承载的文化知识和娴熟地使用文字进行阅读、理解、表达,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区分阶层和进行分工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在文字被创制以来,语言虽然仍然是主要的交际工具,但文字无疑是更为“显贵”的符号系统。直到电子媒介诞生以来,远程通讯和录音技术极大地弥补了语言的先天不足,但长期以来口语日常化所导致的芜杂随意,也使得直到现在,在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的领域,口语传播仍然多服从于“文字逻辑”,按照听觉特点而产生的口语传播作品整体水平不高、“文质彬彬”的典范作品稀少,仍然处于“非高端”的语言传播层次。

进入融媒时代,屏幕化、浅阅读让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纸媒转向手机等移动电子终端,社群化、快捷化让人们的表达形式和互动模式趋向碎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拉平”语言与文字、口语和书面语之间“质量差”的助推力；而政治领域对于言语表达的重视及其水平的显著提高、文化和传媒领域言语类产品的聚焦和勃兴,成为一种有效的证明与引导,提高了言语在大众传播领域内的地位,使其逐渐获得一种“专业许可”；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语音检索等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更使得以口语作为信息表达、传播、接收、储存、计算的可靠手段和媒介选择,成为正在发生的事实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难想象,由B角到A角的,不只是习惯的偏移,也伴随认识的转变和相应的能力匹配；由低端到高端的,不只是地位的提升,必有着质量的提高；由边缘到主流的,不只是权力的赋予,还需要相关形态的专业化与规范化。

可以预计,技术的划时代跃迁、传播的结构性变革、社会的创新性进步,体现在人类的符号和传播领域,是口语传播从低端到高端、从日常到精美,成为文化的主要形态和核心载体。而这一变化对于口语传播本身而言,则意味着更高的起点、更大的需求、更多的样态、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能精准地预判未来,我们也不能够“厚此薄彼”,文字及其应用系统仍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重文”也不“轻语”的时代！“重文”也不“轻语”这一历史性变革,就是播音主持学科当下所处的生态环境,也是我们讨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宏观语境。

二、外延扩宽与内涵减限:播音主持从“工作岗位”回归“功能本位”

理论的认识来自于实践,实践的变化也必然推动理论的调整。我们从内涵和外延的联动关系看播音主持范畴的新定位。

传统逻辑学认为,概念的含义,应是其所指称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反映,构成其词项的内涵；词项的外延则是词项所指的事物所组成的类。在对事物命名和对概念使用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概括的方式,减少一个词项的内涵以扩大它的外延,从而转化为外延较广的词项；也可以采用限制的方式,增加一个词项的内涵以缩小它的外延,从而转化为外延较窄的词项。相应地,当一个词项的外延扩大或缩小时,其内涵必将发生相应的概括或者限制。当一个词项的内涵不足以反映外延所组成的类的特征,那么,概念本身就显然不适用了,就要“必也正名”了。

目前,播音主持的既有内涵与外延正面临着适用性危机。我们很难看到对“播音主持”的专业界定,常常是“播音”与“播音员”、“主持”与“主持人”之间循环定义。播音主持的内涵往往被界定为“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通过广播电视传媒进行的传播信息的创造性活动”,而外延则是“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新闻播音与各种类型的节目主持”,内涵与外延几乎是同样的表述,这显然是不严谨的。如果转而从“播音主持”和“播音主持艺术”(学科名称,具有官方权威性和专业性)的互证中来梳理较有普遍性的认同,会发现概念并没有因此变得更清晰:“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语言文学等能力,能担任广播电视播音与节目主持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全国多数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介绍的通用表述)。很显然,这个概念表明播音主持艺术专业设置的目的就是培养广播电视播音员与主持人,而“播音主持”自然是指播音员主持人所从事的特定工作,其中也一样内置了媒介范围——广播电视。从这样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播音主持”是对特定工作的一个描述性定义,而不是一个能够反映其内在属性的功能性定义。播音主持外延的固化,导致其内涵的“窄化”,实际上,“播音”无论从其本意还是词的指代能力上都已经具有“有声语言及其副语言的大众传播”这一内涵了,但是,为了和其外延所包括的类现象保持一致,削足适履地加上了循环定义式的内涵限制。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保持“播音主持”既有的内涵,则它无法指代广播电视媒介以外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行为；如果想要进行外延的“扩容”,将新媒体等其他媒介中的播音主持、大众传播之外的组织传播的相关样态、非专业性的传播活动包含进来,要么对“播音主持”的内涵重新界定,使其能够反映所有类的共同特征,要么对所有类的特征进行重新归纳和再次命名,这就是以往有研究者使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现在有学者使用“口语传播”来替代“播音主持”的主要原因。

由于语言的使用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人们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惯性,同时体制和组织往往具有保守性,“播音主持”这一概念还会继续存在,但是其内涵必须从“工作岗位”概括至“功能本位”。在大变革的时代必须要有革新的精神,“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如同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新知识波涛的到来,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①。学科的兴废尚且如此,更何况修订补足一个学科的内涵？对此,播音主持学界应该展开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形成专业、通用、规范的表述。其中,学科的命名无论是“播音主持”,还是“有声语言大众传播”“口语传播”,其内涵应该足以概括语言传播的主要社会样态:在媒介形式上,要跳出广播电视,立足于全媒体；在话语样态上,要能代表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的不同功能、多种形式的样态,而不仅限于新闻播音与节目主持。

“正名”的目的不是为了玩弄文字游戏、挑动学术纷争,“正名”的目的是“行事”有据,只有厘清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我们才能明确学术研究的视域,才能明晰教育培养的目标,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才能提炼科学有效的方法,才能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三、实践探索与理论自立:夯实学术根基以推进播音主持学科全面、均衡发展

一个学科的建构,学术研究是根基。播音主持艺术学科从小到大,建立在中国播音学的根基之上。1994年出版的《中国播音学》,以语言传播实践和播音教育实践为关注对象和目的设置,明确了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定位,宣告了中国播音学的正式建立。但是,导论、发音与发声、创作与表达、广播播音与实践和电视播音与实践的理论架构,主要指向是播音教学和播音实践,显然很难成为支撑中国播音学学科大厦的坚实根基。此后,张颂先生在《中国播音学发展论》一文中,从历史脉络、学科发展两个方面对播音学的学科历史和基本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将中国播音学学科分为三个子系统: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系统、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②应该说,这是对播音学科内涵的深化,必须承认,“三个子系统说”将播音学研究进行了归类,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充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擘画了理论研究的三个范畴,却亟待“实体”来填充架构。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播音主持学科常常遭到“播音无学”的讥诮,在回击“非专业人士”毁谤的同时,学界同仁的确需要反思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合法性和主体性到底是什么？

一个学科的“合法性”首先来自自身的生存能力,表现在学科的深度、宽度、厚度、高度上。实事求是地说,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学术研究还比较孱弱:从研究的现状来看,所谓的学术命题以理论复制、节目点评、策划建议为主,往往以教学探索替代理论思考,把节目评析、个人经验当作学术研究,“有术而无道”,在理念上视野狭窄、在理论上肤浅无力、在方法上主观随意,学术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指导性差,成果寥寥且缺乏学术水准；从队伍的构成上看,以播音主持教育工作者和部分播音员主持人构成的封闭圈子为主,整体水平不高,学缘结构差,理论的厚度和学科的交叉存在明显不足。

历史地看,传播实践催生了播音主持艺术学科,使得学科存在“先天不足”；现实中看,实践也往往漠视这个学科,使得学科缺乏“现实激励”,“后天乏力”；当下来看,新的时代正在催促着学科回应实践的最新需求,成为引领“口语时代”的“智库”和“航标”,学科迎来跨越式发展机遇。强化学科的合法性、彰显学科的主体性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总体来说,应以开放的胸怀和协同的方式,夯实学术建构,推进播音主持学科全面、均衡发展。具体来说,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补上“虚”的短板,优化学科现有系统构成。不管是否被一线认可,但以往的播音主持研究的确以适应一线、培养学生为目的,体现出一种技术性的“实”的特征。今后,播音主持实践及其教学、科研,应从中介性、工具性、技术性跳脱出来,强化主体性内涵,将其从信息传播和文化生产的特定环节和手段提升到传播和文化本身。既要观照当下的实践,也要预测到口语传播和口语文化在技术进步和媒介跃迁中的前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文化生产中的功用。扩大研究领域,补上学科应有的“虚”的部分,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进行综合观照,比如,研究和建立口语传播哲学、口语传播伦理学、口语传播社会学、口语传播文化学、口语传播艺术学……深入探索以上范畴及其所辖范畴,哪些包含在语用原则之中？哪些应成为社会的规则？哪些体现在言语作品里？唯有如此,学科大厦才会获得足够的支撑。

2.让“实”从技巧升级到规律。当下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固有专业要求的标准化分解、学习主体获取特定专业技能的实现路径、传媒实践热点的分析和追捧,表面上好像回应了实践热点,实际上往往只是实践的外围观测者,既不了解实践过程,也不能发现实践的规律,实践一变动,技巧就过时；形式上好像满足了教学需求,教学可分解、学生上手快,但往往僵化刻板,学生得到的不是方法,面对新样态和新媒介,很难做到举一反三。这就需要从个别现象中学会抽象概括,总结其中的一般性规律,形成科学有效的方法,然后用规律和方法来指导实践和教学。当然,这一方面需要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转换理念、战胜惰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足够的学术积累、先要提高自己。

3.用科研协同激发内在活力。在学科边界模糊、学术研究开放、个体研究自发的情况下,我们很难以个人的力量真正为一个学科进行有目的的擘画和建构。我们知道,对事物的认同往往取决于不同个体的“共同视角”,“学术共同体”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学科交叉、视域融合,另一方面能够形成合力、共同探索、凝聚共识、产生影响。播音主持艺术学科应该有学科整体所构成的共同体,也应有以特定子系统、研究范畴、某一领域的学术协同组成的共同体,我们也应欢迎学者个体以兴趣、项目等方式形成圈子、流派,这是合理的内部竞合,只要有助于激发整个学科的内在活力,都应得到倡导、鼓励和支持。就目前来看,中国播音主持艺术学科无论是整体的组织推进,还是内部的协同或竞争,都还没有充分产生。在学术研究中,各自为战的现象是主流,以“出版”带动学术编撰和队伍聚合的“被动自觉”逐渐增多,但往往多“急就章”和低端重复之作,不可持续。学术研究的主动性以及研究团队聚合的自觉性,亟待加强内生动力。

《道德经》有“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小学科更不能自大,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环境中,一个内部静止的微系统,是无法保持能量交换的平衡的,一味封闭自我去妄求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所抛弃。无论是学科、行业组织,还是学者,都应秉持专业性和开放性并举的原则,在和其他学科的互相观照、取长补短中确立自我的主体性和自信心。

四、模式汰换与教学转向:教学重点从“表层”指向“中层”

受时空的局限,当我们观测一个足够大的事物时,很难看到全貌；当我们把握一个足够长的过程时,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于播音主持教学,也是如此。应该说,任何一种教学模式对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都是有用的,但我们必须要以最优化的模式来使学生的时间投入最具性价比,这正是专业教育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现有的教学模式，包括其中的具体内容，进行考察和辨析。幸运的是,实践的巨变打断了播音主持实践既有的连续性,形成了一个“顿歇”,播音主持实践从产生到转换构成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和一个能被完整观照的样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观测体”,使我们得以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全面地对播音主持教育进行反思。

回顾既有的教学模式,其实质是在特定时代对特定社会需求的满足和特定学习主体的塑造——标准普通话是在普通话没有普及时的专业区隔、艺术发声是在录音技术较为原始时的技术要求、新闻播音是有声语言大众传播样态较为单一时的必备技能、节目主持是对广播电视主要样态的一种满足、“能说会道”是对民众有声语言大众传播能力普遍低下的一种回应……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适宜不能只看当下,适宜性具有阶段性,阶段的适宜不见得整体就适宜,阶段的合理性不代表整体的必然性。目前来看,原有的教学模式的确培养出一批适合那个时代传播要求的播音主持人才,但也必须看到,原有的模式也导致了千人一腔的刻板效果以及只会闲谈、没有思想的“智力抑制”现象。时移世易,再用既有的模式来面对新样态、新需求、新主体,无疑是刻舟求剑。

因此,面对无论如何都会有点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我们既不可能做到兼顾,更不该抱残守缺,而是必须进行价值重估和价值排序,从重要性、必要性、整体性等角度进行比较辨析,做出更为科学的选择和设计。

归根到底,播音主持是一种语用行为,我们必须回到语言本体和语言能力养成的基本规律中来。语言有三个层面:深层是思维、交际、审美三大基本功能；中层是语言功力,即语言传播主体为实现特定语言传播目的而使用基本的语言能力要素时所体现出来的语言功底和能力；表层是语言样态,是语言与特定语境结合而呈现的语言面貌和形态。我们不难理出三者之间的关系:语言样态是深层语言功能的外部形态,是中层语言功力的相应结果,反过来,也应是实现语言功能、涵育语言功力的手段和切口。③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现有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把语言样态的练习既作为主要内容,也当成最终目的。这就导致了对深层功能的漠视和中层功力的遮蔽,也使得学生上手快而后劲不足、适应性差。尤需指出的是,这种教学设计已经积淀成为一种技术思维,在面对新媒体新样态时,不少貌似的“教学创新”仍然习惯性地对新样态进行“技术分析”,去模仿复制,于是还将永远被一个又一个新样态甩在身后。因此,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是：

1.从理念上尊重科学规律,转换教学目的。不是把具体语言样态的掌握当作教学的最终目标,而是将其作为练习内容和具体手段,目的是语言功力的系统提高、语言功能的全面实现。尤其是重视语言的中层,把语言功力进行细化分解,贯穿在教学之中。

2.从结构上进行系统调整,更新培养方案。新理念的落实,是需要系统改革的,不但要对现有的专业课程和教学方法进行汰换,也要对整个课程体系进行重构——每门课设置的必要性是什么？在学生的知识架构和能力构成中起到什么不可替代的作用？课程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关联、能否形成互补关系？除了知识之外,学生从这一课程中是否学到了方法？除了熟习语言的流畅和语境的驾驭,语言中的思想性、价值观、实践性(解决现实问题)通过怎样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来落实？

3.从实践中锻炼综合能力,做到“真知真行”。既有教学模式中的“行”,往往停留在技能练习上,语言传播者不止提供有声语言,在有声语言之中还要蕴含思考、思想、办法,要把“处理稿件”的能力转换到“处理问题”的能力上,通过强化社会实践,引导学生观察社会、科学调研、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参与创新,成为以语言参与社会生活、干预社会生活、建设社会生活的“有力者”。

唯有进行充分、全面的教学改革,才能使我们教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特定媒介的不同语体、跨越媒介的全新样态、不同领域的传播内容,具备超强的语境适应能力,不会在迅速变化的传媒生态中落伍。

总之,外部生态的优化带来了播音主持学科的光明前景,由此要增强学科自信,明晰学科方向与定位；适应实践需求,及时调整学科内涵,拓宽学科领域,扩充学科发展空间；强化学科自省,加强学术研究,厚植学科根基,增强学科主体性；尊重语言规律和教学规律,淘汰陈旧教学模式,优化学科设置,引领学科方向。唯有厘清这样的理路,我们才能防止把结构性的变革转化为手忙脚乱的技术性投机,从而正确应对时代命题,抓住发展契机。

注释:

① 李晨琰:《专访香港理工大学讲座教授王士元》,http://whb.cn/zhuzhan/xue/20171201/111828.html。

② 张颂:《播音主持艺术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273页。

③ 张政法:《正本清源:口语传播教育的三重维度》,《现代传播》,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