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康有为；朱熹；思想渊源；传承谱系；近代哲学

摘 要： 如果说被抨击、贬损是朱熹在近代的宿命的话，那么，朱熹在康有为那里的际遇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无论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之广还是评价之高都在近代哲学家中独树一帜，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和考辨集中在先秦和北宋两个时期，为朱熹找到了诸多的理论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荀子。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如果说源头众多预示了朱熹思想的博大精深的话，那么，与荀子以及曾子的密切關系则决定了朱熹之学偏于一隅而不谙孔子大道。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2435（2017）06 0720 07

Key words：

Kang Youwei； Zhu Xi ； thought origin； propagatio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Abstract：

If Zhu Xi was doomed to be attacked and criticized in the modern history ， the fortune of Zhu Xi in Kang Youwei was an exception. The paying a wide attention and paying high tribute to Zhu Xi by Kang Youwei were unique in the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look noticeable.The seeing and inspecting of Kang Youwei to Zhu Xi focused on PreQin and NorthSong ，found more thought origin for Zhu Xi， and the most important was Xunzi. In Kang Youweis visual world， varied origin indicated that Zhu Xis thought had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profound scholarship， the close relation with Xun Zi and Zeng Zi decided that Zhu Xis thought was partial and was not proficient in the doctrine of Confucius.

热衷于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使康有为关注先秦诸子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这一致思方向、价值旨归同样适用于他对朱熹的审视和考察。事实上，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从追溯思想渊源入手，试图透过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来展示、凸显朱熹思想的内容构成和理论特质。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康有为对朱熹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的勾勒隐藏着对朱熹的矛盾评价——既肯定朱熹思想的博大精深，又指责其偏于一隅而不谙孔子大道。

一、朱熹与先秦

康有为对朱熹的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兴趣盎然，一直追溯到先秦。正如他对“学术源流”的考辨决定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探究以先秦为重心一样，康有为对朱熹传承谱系的勾勒从先秦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唐和宋明。这拉近了先秦诸子与宋明思想家的学术关联，既以宋明学术印证了先秦诸子的思想传播轨迹，又为宋明学术在先秦找到了理论源头。就康有为对朱熹思想渊源的审视和勾勒来说，康有为的关注不仅追溯到了先秦，而且在先秦诸子中为朱熹找到了多重渊源关系。

在抽象的维度上，康有为对宋儒的界定包括朱熹。就对宋明学术的整体评价而言，康有为认定宋明学术既是孔子后学，又不是孔学“嫡派”。原因在于，宋明学术不得孔子之全，故而属于另一种学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不止一次地声称：

周、程、朱、张二千年来莫之能及也，其学为孔子传人，然尚非嫡派耳。[1]9

宋儒自是一种学问，非孔子全体也。[2]173

康有为之所以既认定宋明理学属于孔子之学，又认定其非孔子嫡派，理由是宋儒混老入佛近墨，不得孔子正学。如果说渊源于孔子、老子和墨子作为整体特征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点的话，那么，康有为的这个概括也适用于朱熹。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进一步追溯朱熹的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使朱熹在思想渊源上与其他宋明理学家区分开来。

在具体的维度上，康有为更为突出朱熹与曾子、荀子之间的思想关联。于是，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断言：

曾子甚能穷理，朱子似之。[3]255

《论语》皆曾子门人所传，朱子聪明，出曾子外，而学问不能出曾子外，则《论语》限之也。[3]256

朱子与荀子近。[3]248

这些议论共同证明，康有为为朱熹在先秦诸子中找到了两条传承谱系：一为曾子，一为荀子。只有了解康有为对曾子、荀子身份归属和学术思想的认定，才能理解由此而来的朱熹的思想：第一，康有为一面宣称先秦诸子皆孔子后学，这便是所谓的“百家皆孔子之学”；一面强调早在孔子亲授弟子那里，孔子之学就是分裂的。后来，孔子后学的分裂愈演愈烈，以致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是由有子、孟子传承仁而来的大同派，一派是由曾子、荀子传承礼而来的小康派。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曾子、荀子属于同一谱系，两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确切地说，荀子是曾子后学。礼属于小康之学表明，曾子、荀子传承的是孔子的普通之学即低级之学，与孟子传承的属于高级之学的仁无法比拟。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强调，作为孔子的亲炙弟子的曾子由于传承礼而只讲修身、不讲心，是最早使孔教“割地”（康有为术语，意思是使孔子大道狭隘化）者。荀子则紧随其后，同样是只传礼而只讲小康之学。第二，与曾子、荀子的渊源关系注定了朱熹思想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即侧重礼学而重视修身，却不讲心学。先天不足预示了朱熹之学的狭隘和偏颇，与他成为头号使孔教“割地”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第三，孟子与荀子在传承谱系和思想内容上的仁礼之别所导致的分歧在宋明学术中表现为陆九渊、王守仁与朱熹的分歧。依据康有为的分析，尽管在抽象的维度上整个宋明学术都是荀学之一小支，然而，在具体的维度上每一位宋儒的思想渊源并不完全相同。例如，陆九渊、王守仁传承孟子思想而来，成为孔子心学的代表；朱熹则传承曾子、荀子思想而来，成为礼学的代表。[7]endprint

二、朱熹与宋明

康有为着重在宋学中勾勒朱熹的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在他的视界中，与先秦相比，朱熹与北宋的思想渊源更为复杂。总的说来，康有为在北宋之学中为朱熹找到了多重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北宋五子”皆被纳入其中。在这方面，除了极力凸显朱熹与邵雍、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组成的“北宋五子”之间的思想传承，康有为还试图拉近朱熹与欧阳修、司马光之间的学术关系。

康有为断言整个宋学发端于周敦颐，并在这个前提下關注、彰显周敦颐对朱熹的影响。对于宋学由周敦颐开出，康有为的论述可谓不遗余力。下仅举其一斑：

宋朝之学出于周子。……周子开宋、元、明千年学术。周子一生讲一个诚字，天地万物皆从诚字出，故《中庸》曰：不诚无物。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诚之所至也。周子多讲有无二字，恐入于老子之学，故陆子讥之。周子以诚为主，从几字出。周子之学由《中庸》、《系辞》出，其体谓之中，其用谓之庸，通乎中庸，谓之一贯。[3]233

凡立教之人，皆从天地生生之理起，周子文章亦渊懿，周子发挥出见大心泰。《通书》起于诚，止于静，为立人极宗旨，此篇亦为通宋学下手之原。[3]233

理以《易》为至，凡讲性理不出中字外，无学问断不能讲性理。……言圣人无欲自周子始。[3]233

在康有为看来，全部宋学都开于周学，朱熹思想作为宋学的一部分当然概莫能外。在这个维度上，正如周敦颐的思想影响了宋明学术一样，周敦颐的思想在朱熹思想中亦有体现。康有为关于周敦颐在思想上讲“天地生生之理”“性理”“有无”，在经典上重《中庸》和以“无极而太极”解《易》等种种说法都可以在他对朱熹思想的阐发中找到印证。

不仅如此，在康有为那里，周敦颐与朱熹的渊源关系并非单线的，而是具有多重关系，因为作为朱学直接源头的二程的思想也源于周敦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断言：“朱子之学得自程子，程子之学得自周子。”[3]234依据这个判断，如果说朱熹之学直接来源于二程的话，那么，二程之学则滥觞于周敦颐。至此，康有为在北宋之学中给朱熹勾勒了一条明晰的传承谱系——由周敦颐而二程，由二程而朱熹。在这条传承谱系中，尽管中间夹杂了二程，朱熹的思想发端于周敦颐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也证明了周敦颐对于朱熹来说并不限于抽象意义上的渊源关系。

在有些情况下，康有为直接将朱熹与周敦颐联系起来，强调朱熹的思想从周敦颐而来，而省略了中间的二程等环节。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朱子之学从周子出，六朝无人讲性理之学。诚极自然明，至诚之极可以前知，有体寂然不动，有用感而遂通。孔子言神字，穷极生死之故，极往知来，合仁义乃得为中和。《易》、《礼》讲中和，孔子讲聪明，《尧典》讲文明，《舜典》讲钦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周子的有道术，先讲诚，次讲几，次讲明。”[3]233在这里，康有为明言“朱子之学从周子出”，证据便是周敦颐讲性理之学。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此着重从至诚、动静和生死的角度诠释周敦颐的性理之学，既进一步明确了朱熹对于开出宋学的周敦颐的思想传承主要侧重性理之学，又在周敦颐与孔子思想的区别中为发挥周学而来的朱熹在对鬼神等问题的看法上背离孔子大道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康有为关注张载对朱熹的影响，并将朱熹思想的理学渊源与张载的影响联系起来。于是，康有为说道：“张子、程子说理皆从高大落想。荀子言性恶，气质之性也。程子言学至变化气质方是有功。张子言形而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既要变化善反，非性恶而何？宋儒窃荀子而反攻荀子，不细心读书故也。朱子谓气节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而不知荀子已先言之也。”[3]232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彼此之间关系甚密，学术上相互影响。康有为的这段话在凸显张载、二程是朱熹思想渊源的同时，做实了宋学是荀学之一小支。康有为指出，荀子从气质的角度揭示人性，由于认定人性恶而大声疾呼化性起伪。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断言，张载主张变化气质就是因循荀子由性恶论而来的修身养性之说。朱熹的变化气质之说源于张载和二程，从而注重修身养性，对于圣门有功，却不知荀子已经先于张载和二程而言之。通过康有为的这段诠释，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与对张载、二程变化气质的盛赞一脉相承，朱熹的变化气质之说从张载、二程而来。第二，正如张载、二程的变化气质之说发端于荀子一样，朱熹包括变化气质在内的思想与宋儒一样深受荀子性恶论的影响，尤其带有化性起伪的痕迹。

此外，康有为突出朱熹与同样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在对易学传承谱系的勾勒中，康有为如是说：

《易》画于伏羲，卦于文王，彖、爻、象、文言、系辞于孔子，道通天人，兼义理、象数而为之。……孔子之传《易》也，自商、瞿、田、何（应为商瞿、田何——引者注）至施、孟、梁丘、京、焦，汉时立于学官，多推卦气，此孔子之正传也。其说卦得于宣帝时河内女子，序卦、杂卦则发现于伪古文家之费氏易，此皆刘歆之伪撰也。

王辅嗣传费氏之学，删除象数，空言义理，既立于学官，而唐、宋尊之。朱子生于刘歆之后，未能祛其豊部也。至于河图洛书，则陈抟种放李之才，邵雍之传，则出于道家《参同契》，而朱子从之，亦误也。然朱子之言义理，其中正粹然，过于辅嗣也，虽非孔子之全，其切于人事，亦足为后世法矣。[4]309

由此可见，康有为在对孔子易学传承的梳理中提到了朱熹，对朱熹易学的解释和评价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康有为指出，孔子之易通天人，兼义理象数。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认为朱熹易学侧重象数，因而不得孔子易学之全。对于朱熹的易学之失，康有为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生于刘歆之后，未能幸免于刘歆对费氏易的伪篡；一是误从由魏伯阳、陈抟和邵雍一脉相承的老子之学。不仅如此，“邵子数学，出于魏伯阳，皆老子之学。”[2]155前者是经典文本之失，后者是解易方法之误。康有为认为，西汉之时的田何、施雠、孟喜、京房和梁丘贺之今文易学是孔子正传，两汉费直的古文易学是伪易学。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断言王弼传费氏易，朱熹亦与之有染。邵雍易学是注重象数的先天学。受邵雍影响的朱熹易学既受邵雍影响，又难逃老子、魏伯阳易学之窠臼。另一方面，康有为肯定朱熹易学“切于人事”，“足为后世法”。因此，不可将朱熹与王弼（王辅嗣）删除象数、空言义理的易学等量齐观。endprint

经过康有为的上述诠释，“北宋五子”都成了朱熹的理论渊源。即使是这样，康有为仍不满足，依然乐此不疲地为朱熹寻找更多的渊源。可以看到，在为朱熹勾勒从张载、二程、罗从彦到李侗的一脉相承的同时，康有为还为朱熹找到了更多的思想源头，其中不可不提的是欧阳修和司马光。于是，康有为又有了新的发现：

欧阳经学开始，朱子学在其内，不过集成耳。[3]254

司马之学，尽入程门，程子传至朱子，为一大宗。[2]139

由此可见，在凸显朱熹与“北宋五子”关系的同时，康有为强调欧阳修、司马光对朱熹的影响。康有为明确指出，朱熹的经学得于欧阳修，并且集其大成。朱熹曾经将司马光与“北宋五子”一起称为北宋“六先生”，康有为在这里直接论及朱熹对司马光的传承，通过凸显司马光与二程之学的渊源，以二程为中介，将朱熹与司马光联系起来。综观北宋之学，如果说周敦颐、二程的思想侧重义理之学的话，那么，欧阳修则主要侧重经学。康有为既在这两个领域为朱熹寻找传承谱系，又肯定朱熹在这两个领域皆集大成。

三、朱熹思想渊源的驳杂

康有为对朱熹学术渊源的追溯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先秦，一是北宋。就先秦而言，康有为一面凸显朱熹与曾子、荀子之间的思想传承，一面淡化乃至回避朱熹与孟子等人的渊源关系。就北宋而言，在肯定朱熹传二程之学的前提下，康有为进一步突出小程（程颐）对朱熹的决定影响，并沿着这个思路不止一次地声称：

朱子待程子始集大成。[2]288

程子一傳罗仲素，再传李延平，三传朱子。[3]253

在肯定朱熹传二程之学的前提下，康有为特意指出程颐（小程）对朱熹的影响比程颢要大。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朱子之学得小程最多。”[2]254

尚须提及的是，康有为的上述观点主要是在讲学的不同场合、讲述不同问题时有感而发的，原本并非出于对朱熹思想渊源的集中追溯或专门勾勒，故而显得凌乱和枝蔓。尽管如此，稍加梳理可以得出一个初步认识，那就是：康有为留意众多人物与朱熹思想的渊源关系，从北宋时期的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欧阳修、司马光到北宋末年的罗从彦再到南宋时期的李侗（李延平）等等皆被纳入其中。这从一个侧面流露出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之多、考察之详。

康有为对朱熹的关注离不开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无论他对朱熹的思想诠释还是历史定位都奠基于此。就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来说，康有为为朱熹思想找到的源头人物之多、时间跨度之长远远超过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陆九渊和王守仁在内的其他宋明理学家。这是康有为对朱熹的格外观照，也奠定了他诠释朱熹思想的大方向。通过康有为对朱熹思想渊源的追溯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康有为看来，朱熹的思想源头丰富繁多。源头的丰富繁多注定了朱熹思想的兼容并蓄，众多的源头活水预示了朱熹之学的博大精深，以至于使康有为对于朱熹的这个评价变得不言而喻：“孔子后所谓博大精深者，惟朱子当之。”[3]255具体地说，正是繁多的传承头绪奠定了朱熹之学义理、史学、经学兼备的博大精深，使朱熹最终成为宋学之集大成者。第二，康有为对朱熹与众多人物思想传承关系的说明牵涉朱熹思想的诸多内容，如源于荀子、程子和张载的变化气质，源于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康有为对周敦颐的明确定性是出于老学，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周子之学，出于老子，然亦有出于《易》者。”[5]111沿着这个思路，康有为认定，与周敦颐的渊源关系预示了朱熹之学入老——对于这一点，朱熹主张“无极而太极”便是明证。当然，传周敦颐、二程之学也注定了朱熹对经典的偏袒和选择。这除了出于《周易》的《系辞》之外，还有对《中庸》的情有独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道：

周、程全从孔子《系辞》、《中庸》而出。[2]138

《中庸》、《系辞》似出于子思手笔，周子《通书》实从此出也。《中庸》专发一诚字。周子言：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此语极精。《易经》乾道变，各正性命，周子首章能拈出。……周子言：寂而不动，诚也；感而遂通，神也。……《通书》止静与《太极》同。[3]234

程子门人，皆以《中庸》为学，至朱子更尊《中庸》。[2]168

四、 传承谱系与康有为对待朱熹的态度

综观康有为对朱熹思想渊源的追溯和勾勒可以发现，传承荀子之学对于朱熹至关重要，不仅决定了朱熹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而且决定了朱陆（朱熹与陆九渊）关系和朱王（朱熹与王守仁）关系。康有为以孔教的正宗传人甚至孔教的教主自居，而他认为孔教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教之内外争教的过程。就内部的争教而言，先秦时期主要是孟子与荀子之争，宋明时期主要是朱熹与陆九渊、王守仁之争。不仅如此，这两个时期的争教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后者是对前者的延续。于是，康有为反复断言：

孔子之后，荀、孟甚似陆、朱。荀子似朱子，孟子似陆子。[2]139

孟子，公羊之学。荀子，穀梁之学。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陆、王近之。荀子沉潜，道问学，朱子近之。[2]135

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对孔教内部的孟子与荀子之争并不仅仅限于客观陈述，而是包括甚至侧重价值评判——两相比较，康有为显然更关注后者。因此，朱熹是荀子后学既是康有为对朱熹思想渊源和传承谱系的一贯认定，也是他评价朱熹之学的基本标准。康有为认定孟子与荀子分别代表孔学的两大派：孟子传大同，属于公羊学的传承谱系；荀子传小康，属于榖梁学的传承谱系。荀学以礼为主，孟学以仁为主。总之，荀子与孟子思想不同，二者具有高下之分。在这个维度上，作为荀子后学的朱熹之学不仅与孟学泾渭分明，而且与传承孟学的陆王心学势不两立。当然，具体到思想来源上，正如突出陆九渊与孟子思想的渊源关系一样，康有为反复声称朱熹的思想脱胎于荀子，致使朱熹思想成为宋明理学“不出于荀学之一小支” 这是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介绍和概括，语出《南海康先生传》，详见《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的主要证据。endprint

由此不难想象，康有为对朱熹以及朱陆、朱王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取决于对孟子、荀子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两人的态度；不了解康有为视界中的孟荀关系特别是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他对朱熹之学的认识以及对朱熹的态度变化。具体地说，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先褒后贬的嬗变历程，早年给予荀子与孟子同等的地位和对待，认为两人所传对于孔学同样不可或缺。更有甚者，康有为坚决反对尊孟抑荀的做法，并且阐明了其中的道理：

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读《孟子》而不知为《公羊》正传也；其一荀子也，《榖粱》太祖也。《孟子》之义无一不与《公羊》合。《榖粱》则申公传自荀卿，其义亦无一不相合。故当读《孟子》、《荀子》。（《孟子》无人不读，但今读法当别。）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同传，又称“孟子、荀卿之徒，以学显于当世”，自唐以前无不二子并称。至昌黎少抑之。宋人以荀子言性恶，乃始抑荀而独尊孟。然宋儒言变化气质之性，即荀子之说，何得暗用之而显阐之？盖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近陆，荀子近朱，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二子者，孔门之门者也，舍门而遽求见孔子，不可得也。二子当并读，求其大义，贯串条分之。[3]213

后来，康有为开始“尊孟而剧荀”，对与荀子思想一脉相承的朱熹的态度也急转直下。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朱熹传承荀子一脉，而荀子是曾子后学。尽管康有为没有直接指出朱熹是曾子后学，然而，他却不厌其烦且始终如一地将朱熹与曾子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康有為曾经将整个宋明学术归为曾子，并且发出了如下论断：“曾子专讲守，发挥孔子少。宋、明曾子学术。”[2]282从“宋、明曾子学术”的意义上说，朱熹亦属于“曾子学术”。例如，康有为一再谴责朱熹使孔子大道狭隘化，便与曾子不无关系。更有甚者，在康有为看来，朱熹比其他宋明理学家与曾子的渊源关系更深。对于其中的原因，康有为的下面这段议论提供了具体解释：

盖曾子之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自为笃信好学者，然其所得品诣在善信之间，于佛法中为神秀，与明儒康斋，近人倭仁相类，终日省身寡过而已。其于充实光辉尚远，何况大化乎？惜其亲炙神明圣王，而不得闻配神明、育万物，六通四辟之道，性天阴阳之理，三世大同之法，非斯人而谁与？举老少而安怀，但知《孝经》守身，仅闻孔子万法之一端而已。盖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当孔子梦奠之年，仅二十七岁，……故从游陈、蔡，皆不及与，受业未知何年。要其天资既鲁，侍教不久，所得不深，此诚无可如何者也。乃同学诸贤，各传教异国，或为卿相大夫。自颜子、伯牛、子路、宰我早卒，子贡居卫，子张居楚，子夏居西河，子游居吴，澹台游楚。其居洙、泗之故乡，因圣人之遗教，收吾党之狂简，嗣阙里之遗音，终身讲学，老寿九十者，惟有曾子，故弟子最多，在孔门灵光岿然，最为耆宿。后生之从儒教者，慕其盛名，以为孔子大宗，自皆归之。齐、鲁之间，学者率出其门，故后学独称曾子。《论语》于颜子尚名之，而于曾子称子，曾子之德望如此。天下闻曾子之教者，误以为孔子之道即如是。于是孔子之大道闇没而不彰，狭隘而不广，此孔教之不幸也。子思之学出于子游，荀子之言最可信据。王肃不知考，伪《家语》以为子思学于曾子。程、朱误信之，又附会为子思、孟子之正传，以《大学》为曾子之书，与《中庸》、《论语》、《孟子》名为四子。于是，曾子上列颜、思为四配，为孔道之正宗，而天下学者益尊之。于是，中国之言孔学者，仅在守身，而孔子重仁之大道，一切皆割弃，甚至朱子见《礼运》之大同且疑之矣。此则后儒轻说妄尊之罪，而于曾子无与也。[6]437

这段议论道出了康有为所理解的曾子与朱熹之间的思想关系：第一，康有为认定曾子“未尝闻道”，并得出了“天下闻曾子之教者，误以为孔子之道即如是。于是孔子之大道闇没而不彰，狭隘而不广，此孔教之不幸也”的结论。一目了然，康有为对曾子的评价是负面的，肯定曾子与朱熹有关预示了对朱熹之学的不满。第二，康有为指出，朱熹受王肃蛊惑，误以为《大学》出于曾子。这使曾子的地位与《大学》一起被抬高，也导致孔子大道更为狭隘。对此，康有为特意强调，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曾子之过，从根本上说是“后儒轻说妄尊之罪”。显然，此处所说的“后儒”，矛头直指朱熹。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康有为将朱熹视为从内部败坏孔子大道的罪魁祸首。

康有为一面肯定曾子真心向学，刻苦用功；一面指出其天资浅薄，悟性不高，不能领悟孔子大道的精髓。作为孔门不幸，天资浅薄的曾子由于弟子众多，被人误以为孔门大宗，齐鲁之学皆归于曾子门下。曾子与孔子年龄相差悬殊，跟随孔子的时间短，加之没有赶上伺奉孔子游历陈蔡诸国，故而对孔子之道领悟不深。尽管如此，高寿且弟子众多的曾子有条件编纂《论语》，祸根由此埋下。原因在于，曾子只重修身，而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孔子万法之一端”而已。孔子弟子或者早卒，或者在异国传教，惟有曾子居洙泗之间终身讲学。这样一来，由于曾子的弟子众多，并且学者皆以《论语》窥孔学，遂以曾子为“孔子大宗”而“皆归之”。这样一来，孔子大道闇而不彰，内容也急剧狭隘化。康有为进而指出，在曾子的造神运动中，朱熹身在其中。子思之学出于子游，王肃作《孔子家语》却说子思之学出于曾子。朱熹不仅误信王肃之语，而且将曾子附会为子思、孟子的思想源头；并在此基础上断言《大学》为曾子所作，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名为四书。正是在王肃、朱熹等人的鼓动下，曾子跻身“四配”，成为“孔学之正宗”，为将曾子推向神坛推波助澜。康有为指出，作为曾子后学，言孔子之道者皆重守身而不重仁学，作为曾子后学的荀子如此，朱熹作为曾子、荀子后学更是将这一缺陷发挥到了极致。基于这个分析，如果说朱熹将孔子大道狭隘化的话，那么，始作俑者则是曾子——或者说，是曾子带坏了朱熹。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对朱熹与曾子关系的凸显从两个相互印证的方向展开：一方面，突出曾子对朱熹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突出朱熹对曾子的推崇。对于后者，引文中的“王肃不知考，伪《家语》以为子思学于曾子。程、朱误信之，又附会为子思、孟子之正传，以《大学》为曾子之书，与《中庸》、《论语》、《孟子》名为四子。于是，曾子上列颜、思为四配，为孔道之正宗，而天下学者益尊之”等便是明证。这表明，无论曾子地位的提升还是将《大学》归于曾子都与朱熹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与曾子的关系不同于朱熹与荀子的关系，而是比后者更近一层。这是因为，康有为彰显朱熹与荀子思想的渊源关系，却反复强调朱熹本人对此浑然不知——一面抨击荀子，一面沿袭荀子衣钵。endprint

对于康有为来说，朱熹和荀子的命运相似，是因为两人的思想有源流关系。与对荀子的态度相似，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早期推崇朱熹而后转尊陆王的嬗变过程。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源于康有为对朱熹某些思想或观点的不满，毋宁说出于捍卫孔教的需要。正如上文所示，康有为认为孟子属于公羊学，荀子属于榖梁学。尽管二者都属于今文经学，毕竟是有区别的。更何况在作为公羊学家的康有为看来，公羊学与榖梁学的区别不亚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他认定榖梁学注重训诂、考证和注疏而闇于义理，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并且专注修身而使孔子大道日益狭隘。由此，便不难想象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以及为何由尊崇朱熹转向“独尊陆王”了。康有为由尊崇朱熹而转向“独尊陆王”除了受荀子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与思想渊源相关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思想来源驳杂意味着朱熹混佛入老循墨，不是孔门正学。康有为对朱熹“学术源流”的考辨奠定了朱学的遗传基因，对朱熹思想内容、特性的解读、诠释均可以从其渊源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康有为对朱熹理论渊源和传承谱系的上述梳理大致框定了朱熹思想的主体内容和构成要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熹思想的样式和特质。[7]传承曾子、荀子一派的思想日益狭隘与来源驳杂而非孔学嫡传相互作用，康有为由尊崇朱熹转向尊崇陆王，甚至对朱熹大加鞭挞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四）[M]∥董士伟，编.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中庸[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康有为.南海师承记[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康有为.《易经遵朱》序[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 康有为.论语注[M]∥姜义华，张荣华，編校.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 魏义霞.康有为视界中的朱熹与陆九渊[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166172.

责任编辑：钱果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