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德·博瓦迪亚

人天生就具有利己主义的倾向，但后天的生活教会了人分享，并进一步强化了人的利他主义倾向。

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现在正每天打着电话，邀请其他富豪们来参加他和盖茨夫妇发起的“捐赠誓言”慈善计划，这项计划号召亿万富翁们生前或死后至少用自己的一半财富来做慈善。

虽然早已坐拥亿万家产，名列全球顶尖富豪榜，但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热衷程度，绝非一般富豪能比。早在2014年，他就向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了21亿美元的股票，打破了个人慈善捐款纪录之最。不仅如此，他还许诺要将自己名下99%的资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就我自己而言，1%的个人财富就已经足够我和家人使用，留下更多的钱既不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同时也不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康。”在被问及为何要捐出如此多的财产时，巴菲特这样解释道。

不过，除了像巴菲特这样慷慨的富翁，这个世界上也不乏极其吝啬的富翁。比如曾经的世界首富——石油大亨让·保罗·盖蒂，他在所有的豪宅里都安装了由对方付费的电话，以此来降低自己的话费支出。甚至在意大利黑手党绑架了他的孙子并索要1700万美元的赎金时，他也丝毫不肯让步，直到绑匪失去了耐心，切下盖蒂三世的一只耳朵和一缕头发寄给他后，盖蒂才付了340万美元的赎金。

慷慨的人们

慷慨就是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却不求回报，分享的不一定是钱，但一定是别人也需要的东西。西班牙明爱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娜塔莉亚·佩洛表示：“我们一般很少收到较大笔的捐款，只有极少数的捐款人会一下捐出几万甚至几十万欧元。我们大部分的捐款都是人们几欧元几欧元累积起来的，这样做的人的数量庞大，尽管他们也只是在想起来的时候才捐一下，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捐款周期，但正是他们偶尔的慷慨才促成了这项伟大的慈善事业。”

有专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天生就有利己主义倾向，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更高的机率生存下来，慷慨才是反自然的，慷慨行为对人而言无异于自杀。就拿捐款来说，今天人们捐出了微不足道的几欧元，看似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但说不准哪天就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几欧元本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救命钱，却在很早以前就被捐出去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就是表现出了这种反天性的慷慨。有数据显示，在经济危机时期，公益慈善组织“食物银行”收到的捐赠不断刷新着历史记录，共计收到了价值超过2.2亿美元的食物捐赠。上述提到的西班牙明爱慈善组织也表示，在西班牙遭遇经济危机的5年中，他们收到的小额捐款反而增加了43%。

动物也懂得牺牲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慷慨这种品质和物种的生存之间存在着矛盾，应该是自私自利更有助于物种生存。但其实，自私的策略只能给个体带来短期的好处，对于整个物种的进化而言，慷慨才能带来更长远的优势。达尔文也曾表示，一个部落中如果有很多愿意帮助他人，愿意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成员，那么这个部落很快就会战胜其他部落。

进化生物学家李·艾伦·杜加金在《善良的必要性：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中写道：“蚂蚁是一种利他性较高的生物，它们的蚁群内部分工明确，蚁后负责产卵，雄蚁在和蚁后交尾后就会死掉，没有生殖能力的工蚁和兵蚁则各司其职，整个蚁群具有高度的整体性，而这种整体性少不了整体中的个体利他性来支持。”

在动物世界里，除了蚂蚁之外，还有很多动物奉行着利他主义，其中较为极端的要数蜘蛛和螳螂，雄螳螂和雄蜘蛛在“新婚之夜”就会被伴侣吃掉，尽管它们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和雌性交配，然后牺牲自己为孕育后代的雌性提供营养。由此可见，利他主义行为也许会使个体付出代价，但它帮助维持了群体的完整性，这使个体在群体中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囚徒困境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叫做“囚徒困境”，假设有两个合谋犯罪的人被共同关入监狱，在他们不能互相沟通的情况下单独接受审讯时，如果两人都不揭发对方，那么他们会被判处短期徒刑；如果两人都揭发对方，那么两人的服刑时间都会长一点；但如果一人招供，另一人沉默，那么招供者因立功将被无罪释放，沉默者则因不合作将面临最长的刑期。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利他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如果有人决定冒险的话，自私带来的好处可能更大。

美国《大西洋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研究报告对“囚徒困境”进行了延伸，探索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时应采用的最佳策略。为了检验自私和慷慨这两种策略的效果，研究人员假设，种群的进化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非反复发生的激烈竞争，人们可以进行合作来达成双赢局面，或是背信弃义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里所指的“利益”，从进化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繁衍更多的后代，并把自己的智慧和生存的策略传承给下一代。研究人员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尽管自私的策略可能在单次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但从整个种群的进化过程来看，选择慷慨才会带来最终的优势。

互惠的社会关系网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基于群体合作的生存方式也并不少见。据国际红十字会志愿者部门的费兰·科佩特拉介绍，他们在非洲布隆迪对当地居民进行医疗援助时，发现当地人遵循着一种以亲缘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群体合作生活方式。科佩特拉表示：“当地黑人都靠国家救济生存，他们非常贫穷，所拥有的资源也十分有限，如果单靠自身的话，任何一次小小的意外事件都可能摧毀一个家庭。所以，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就会接受亲友的赠予，之后在亲友有需要的时候再回赠给他们，通过这种互惠的交换来维持生计。”

当地人用来交换的东西非常多，包括食物、家具、交通工具、衣服、金钱，甚至是服务（照顾老人、照顾小孩、提供劳动力），所以，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社会关系网络就起到了一个整合资源并再分配的作用。不过，在这种互惠的交换中，赠予和获取回报不一定是同时的，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等待回报，而这种等待需要建立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亲缘社会关系中，以亲戚和朋友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保证这种互惠的实现。而随着这种互惠行为次数的增多，又可以加深这个社会关系网的凝聚力，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动态循环。

美国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家李·克朗克，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雅典娜·阿克提皮斯研究发现，在斐济亚萨瓦岛上现有的1200多个原住民中间，“钱物共享”的现象十分普遍。斐济语中有个词叫做“kerekere”，意为当有亲友问你索要财物时，你就一定要给他。“kerekere”是斐济的传统，只要你有较高的收入，你的金钱和财物就要赠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亲友，只要你有宽敞的房屋，亲友来住上三年五载都不能赶他走，总之，只要他是你的亲友，就可以对你无条件地提出要求，反之也是如此。这种亲友间的互助模式有利于群体对抗风险，和如今的保险业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谨防善心被人利用

尽管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要慷慨，但同时也要提醒一句，大家在对他人慷慨相助的时侯还是要擦亮双眼，谨防自己的善心被一些贪婪之徒利用。来自西班牙的11岁女孩纳迪娅·布兰科·格罗患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毛发硫营养障碍症，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布兰科带着她频频做客媒体，声称纳迪娅就快要死了，美国休斯顿一家医院的创新疗法是她最后的希望，但他无力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所以希望人们多捐一点款来帮帮她。他还在摄像机前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曾冒着生命危险，去阿富汗寻找一位藏在山洞里的基因专家的故事。

西班牙民众都很同情纳迪娅的遭遇，也为她父亲舍身寻找专家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于是纷纷解囊相助，很快就为纳迪娅筹集到了90多万欧元的捐款。然而，仅在一周之后，西班牙《国家报》就揭露了这是个骗局。据记者调查，纳迪娅并无生命危险，所谓的什么休斯顿医院、创新疗法和寻找专家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她的父母在收到捐款后立马就挥霍掉了近60万欧元，用来买车、买房、买高档手表以及享乐。此事曝光后，西班牙举国震惊，检察机关随即立案展开调查，并以诈骗罪起诉了纳迪娅的父母。

无独有偶，来自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乐队的小提琴手贝森·多奇，也因谎称自己需要筹款治疗癌症而被判刑32个月。现年38岁的多奇曾多次在网站上发帖称自己需要筹集资金治疗癌症，并获得了总计逾36万英镑的捐款，但其实她本人身体健康，而且年收入也不低，这笔捐款最后被她用来周游世界和购买奢侈品而挥霍一空。

据欧洲多个慈善基金会透露，正是由于这些利用人们善心的医疗诈骗案件频发，导致现在欧洲民众对于医疗慈善机构的捐款锐减。对此，专家呼吁民众在捐款时尽量选择有法规管控的正规慈善机构，而不要直接捐给个人，谨防自己的善心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

义工行为值得推崇

其实，人们表达慷慨的方式不只有捐钱一种，也可以通过做义工来完成。据西班牙志愿者协会统计，西班牙人对义工活动的参与度已经从2015年的8%增长到了如今的9.3%，也就是说，在西班牙有将近400万人会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做义工。他们有的会去福利院义务给孩子们上英语课，有的会帮助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写简历，有的会去教老年人上网，有的会帮助盲人去他想去的地方……总之，这些义工的工作内容五花八门。

参与义工活动的志愿者们表示，做义工不仅能帮助他人，也充實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体会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双方都有益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慷慨是挥霍和吝啬间的中庸之道，虽然一个斤斤计较的吝啬之人很难得到别人的爱，但过度地奉献自己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一个慷慨的人应该在恰当的时候给别人最适合他的东西，这样的慷慨才是高尚的、美好的，并且是快乐的。

[译自西班牙《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