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冬丽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的小说《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以“模范少数族裔”政治话语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华裔家庭在白人世界中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其在难以负荷的重压之下所发生的家庭悲剧。以往，大多数华裔作品通过展现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来凸显华裔身份构建的困境，而《无声告白》体现的则是种族、性别等社会压力对华裔主体身份建构的破坏。Alexander Chee（2014）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评论文章中称，《无声告白》“书写的是成为‘异类’的那种负担与压力，这种负担与压力通常会摧毁一个人，而不是塑造一个人”。

《无声告白》中，詹姆斯夫妇的结合属于跨种族婚姻：妻子玛丽琳是优秀的白人知识女性，从小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而华裔丈夫詹姆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是拥有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夫妇二人儿女双全，貌似堪称“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然而，二女儿莉迪亚的自杀揭开了这个成功家庭所面临的多重危机的面纱。当前，国内学界主要从存在主义、他者理论、文化身份等视角对文本进行解读，研究成果并不多，而将情感关系作为切入角度的研究则更少。本文拟从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出发，解析外在社会压力对詹姆斯家情感场域的异化作用，并以家庭为单位探索美国“模范少数族裔”政治话语下族裔群体所面临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消解种族二元对立、实现种族和谐共存的可能性。

二、过度融合：家庭内部的身份危机

继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之后，家庭系统理论成为20世纪心理学的 “第四波”（顾悦2014：140）。该理论将家庭看作一个情感单位（emotional unit），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是相互依存的，个体成员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对整个家庭情境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家庭系统文学批评提出，个人是家庭系统的子系统，要想真正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就必须要了解其所在的家庭系统，即“将人物与情节、背景更紧密地联结，更能够通过解读文学叙事中的关系模式，探讨个体心理、家庭关系、社会结构、历史变迁、文化演变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联系”（顾悦 2014：140）。

在小说《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继承了母亲玛丽琳的蓝眼睛，这一典型的白人特征让她成为了父亲詹姆斯眼中种族融合成功的象征，进而被寄予了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希望。身为“纸儿子”的后代，詹姆斯在成长过程中受尽了白人的歧视与排斥，他厌恶自身的族裔身份，他盼望拥有白人特征的女儿能够进入主流社会，从而摆脱种族“他者”的边缘地位。“只有回到家看到莉迪亚的时候，他（詹姆斯）心头的那点苦涩才能消散。因为有了她，他想，一切才变得不同。”①本文中小说《无声告白》的引文皆出自该版本（伍绮诗.2015.无声告白[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因此，后文出自该作品的引文皆随文直接标注页码。（伍绮诗2015：155）在詹姆斯的幻想中，莉迪亚用蓝色的眼睛直视他们的邻居，沉着又自信。他不断告诉女儿，不要忘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合群、受欢迎。为了让莉迪亚和大家一样，詹姆斯极为关注主流社会的穿着风尚，并以此为标准来打扮女儿；他还鼓动女儿参与社交，并为此送给女儿能提高社交技巧的书——《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詹姆斯一遍遍地告诉莉迪亚，“今年大家都戴银的”“大家都去跳舞”“大家最近都在留长发”“大家都喜欢爱笑的女孩”，“好像一件衣服、一头长发、一个微笑就能掩饰她与‘大家’的不同之处”（224）。

与詹姆斯不同，母亲玛丽琳期望莉迪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从而打破当时美国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虽然在二战之后美国女性就业人数出现迅速增长，但商业、法律和医生等职业领域仍将大多数女性拒之门外。玛丽琳的母亲是个典型的男权标准下的女人，在遭到丈夫离弃后，她开始教家政课，声称“每一位年轻女士，都需要管理住宅”（29）。玛丽琳拿到大学奖学金后，母亲对她的期待是遇到一个优秀的哈佛男人，“丈夫、孩子、房子”（76）则是母亲为她设计的人生内涵。婚后，玛丽琳因家庭放弃了学业，丈夫詹姆斯对她出去工作的念头也不支持。母亲去世后，玛丽琳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 《贝蒂·克罗克烹饪书》（Betty Crocker Cookbook），“开裂的书脊曾经修补过两次，用思高胶带粘着”（81）。在这本书上，玛丽琳的母亲用铅笔线标出了她心目中的重点：“如果你想取悦男人——烤个派吧……你嫁的男人会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样的蛋……一位好妻子，应该掌握蛋的六种基本烹饪方式……你的色拉制作技巧，决定着全家的生活质量。”（81）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最沉重地压迫妇女，她们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和牺牲品或者客体和代替品，日常生活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女性在家工作、使用技术工具、消费广告中的产品，女性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都遭到异化。”（转引自吴宁 2007：45-46）玛丽琳母亲的烹饪书便是消费压抑和控制女性的体现，这种压抑和控制“使女性在性别客体化中丧失体能”（转引自吴宁2007：46-47）。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中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空间，“空间形式借着性别的主导性和国家强化的家庭生活来实现和形成”（转引自吴宁2007：48）。空间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性别特征的。厨房便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文化空间，女性被局限在这方空间里，不是掌管者，而仅是没有所有权和主张的纯粹使用者。因此，被视为女性空间的厨房只是再生产的空间。

玛丽琳对于母亲的生活境遇感到愤怒，作为从小拒绝学习家政而选择参与化学课堂学习的女性，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医生是她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摆脱男权的规训，玛丽琳选择逃离自己的家庭住宅空间，撇下两个孩子去求学。在再度怀孕而导致梦想破灭之后，归家的玛丽琳拒绝进入厨房，她用加热冷冻食品来替代做饭，这预示着她不想再囿于男性支配的空间而放弃自我主体的需求。玛丽琳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了女儿莉迪亚的身上，她决定“帮助莉迪亚实现她力所能及的目标，她将倾尽余生指引莉迪亚，庇护她，像培育观赏玫瑰一样，帮助它成长，用木棍支撑它，把它的茎秆塑造成完美的形状”（143）。在玛丽琳看来，女医生是一个身份符号，象征着女性的尊严与社会价值，是打破职场性别壁垒、让女性获得话语权、改写性别“他者”身份的机会。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投射（family projection）是父母通过日常交往，把他们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传递到子女身上的过程（Titelman 2003：23）。詹姆斯和玛丽琳皆对女儿莉迪亚产生了一种投射，他们将莉迪亚强行纳入夫妻的二分体（dyad）中，形成了一个情感三角（emotional triangle）。詹姆斯家的家庭系统围绕着莉迪亚构成了一种微妙却又摇摇欲坠的平衡，长子内斯感到“眼前的所有景物都倾斜起来，像是配重不均的跷跷板，他们生活中的每个人——母亲、父亲，甚至他自己——都在滑动，滑向莉迪亚，在她的引力的作用下，谁也难以抗拒，一切都围着她转”（150）。尽管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动荡和改变，但是詹姆斯家成员之间的“联结却越来越紧密，是莉迪亚把他们捆在了一起”（154）。“莉迪亚自己——她是全家人的宇宙中心，尽管她不愿意成为这个中心——每天都肩负着团结全家的重任，被迫承载父母的梦想，压抑着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涩泡沫。”（156）

对于莉迪亚而言，父亲和母亲的梦想是两股具有对抗性的力量。莉迪亚为了完成母亲布置的繁重课业任务而无暇参与社交，成为了被边缘化的独来独往的人。“自从玛丽琳消失又出现开始，莉迪亚就没有了朋友。”（160-161）在母亲的说服下，莉迪亚放弃了参加唯一的一次接到邀请的派对的机会，而全力准备科学展览。莉迪亚“只能对各种生日聚会、去休闲中心溜冰或游泳等等邀请说不。每天下午，她都会匆忙赶回家，急于看到母亲的脸，让她高兴”（162）。同时，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莉迪亚还得装作有很多朋友，每天假装和朋友打电话，对着听筒兴致勃勃地讲话，但她从来没有拨出过号码。“她会远远地看着校园里的女孩，想象着如果她们是自己的朋友，她们会说些什么”（176），然后在电话里对着“嘟嘟”声聊得热火朝天。因为莉迪亚发现，只要自己把听筒贴在脸上，就能让父亲精神焕发，眼里射出明亮的星光。当父亲坚持要她参加舞蹈班时，莉迪亚默默地在健身房最黑暗的角落里站了一晚，巴望着能早点结束回家。

在父母双重注视的拉扯之下，莉迪亚无法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构建自我身份，自我价值感低下。这一状况导致其“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水平低下，即个体处于一种与家庭情感过度融合的状态，无法与家人（父母）形成稳定的心理界线”（Satir 1988：9）。莉迪亚与父母便是处于这样一种情感纠缠的状态之中，父母把自己的焦虑与愿望投射到莉迪亚身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疏离。

莉迪亚的内心是矛盾的，充满焦虑且不确定感非常强：一方面，她觉得只要母亲陪伴在自己身边，不再离家出走，就足够了，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并不重要；另一方面，她又极度渴求得到他人的理解和认同。莉迪亚对自己的哥哥内斯产生了很强的精神依赖。作为一直被父母视如空气的角色，内斯虽然身处家庭之中，心灵却早已游离于家庭之外，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家，以大学为跳板去探索那些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把家中“所有人和所有事都甩在身后”（164）。莉迪亚觉得，“自己和内斯的感受是一致的”（150），“他是唯一理解他们家那种奇怪而脆弱平衡的人”（270），只有他一直在倾听自己的心声。有内斯在，莉迪亚就不用担心在学校里因为不合群而独来独往。莉迪亚害怕失去内斯，“只有内斯是她生活的调剂，让她能够忍受下去”（162）。因此，莉迪亚偷偷撕掉了内斯的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以为“只要她从邮件堆里拿出哈佛寄来的所有信件，一封接一封地塞到床垫底下，不让内斯找到它们，他就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家里了”（163）。

三、情感决裂：寻找自我的突破口

“情感决裂”（emotional cutoff）是家庭系统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由心理学家莫里·波恩（Murray Bowen）提出。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过度融合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焦虑感便会增加。此时，个体可能会开始否认原生家庭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内在情感或者地理空间上的远离来避免焦虑感的持续加重，常见的行为便是“退缩、逃离以及孤立”（Titelman 2003：22）。

当哥哥内斯最终拿到录取通知书准备离家时，失去了情感依托的莉迪亚便开始了与原生家庭的决裂。决裂是要缓解与原生家庭的情感过度融合，借以“远离威胁到个体自主性和舒适度的情感流”（Papero 1990：89）。决裂所反映的“是年轻人试图生存、体验存活感、保护个体独立性的挣扎，是一种消解情感过度融合带来的紧张感与不适感的方法，可以在面对与父母的情感纠缠时，起到一定的情绪安全阀的效果”（Papero 1990：63）。莉迪亚不再听从母亲的话去乖乖上课，而是与内斯讨厌的男孩杰克混在了一起，让杰克教自己开车，以为自己只要学会了开车，“就算内斯离开了……她也不会孤零零地困在父母身边；她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逃离。只要想到这些，她的腿就激动得打战，仿佛迫不及待想要逃跑”（217）。

但是，决裂仅仅能在短期内减轻个体对于失去自我的恐惧，从长远来看，由此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反而会加剧个体的“慢性焦虑”（chronic anxiety），妨碍问题的真正解决。换言之，决裂是家庭成员之间不成熟的情感分离，“只是对情感问题的一种虚假解决”（Titelman 2003：9），与家庭决裂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并会“不断寻找亲密感”（Papero 1990：63），常见的行为便是匆忙地投入两性关系。杰克是莉迪亚的邻居，父母离异，跟随母亲生活，是没人管的野孩子，在学校里以不务正业、玷污处女而出名。当莉迪亚在物理课上和成绩不及格前来补修的杰克近距离接触时，杰克伸手在她牛仔裤的膝盖部位画了一个“0”，声称这是秘密会员标记，欢迎她加入俱乐部，莉迪亚以为杰克想与自己交朋友。在后续的交往中，莉迪亚为了获得杰克的认同而学着他的样开始抽烟，甚至主动提出与其发生性关系。莉迪亚最终还是发现了真相，原来杰克真正在意的是自己的哥哥内斯，一切与女孩的交往都仅是一种掩饰。这一戏剧性的真相使莉迪亚意欲寻找另一个情感依托的梦想幻灭了，这种失望和幻灭让莉迪亚萌生了一种深深的“孤儿感”（orphan feeling），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深深的被抛弃感、终极的异化感、作为一个孤儿在世上的感觉”（Knapp ＆ Womack 2003：159），正是这种感觉让她走向了毁灭的边缘。事实上，莉迪亚只是一只替罪羊，她对情感依托的病态般的渴望仅是整个家庭系统紊乱状态的一个缩影，她是由于难以承受家庭内部超负荷的情感场域（emotional field），而自动“与过去分离，开始新生活”（Titelman 2003： 22）。

然而，“逃离情感系统的方法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Titelman 2003：18）。当家庭中存在巨大的压力场时，个人的自我分化就会受阻。一个人自我分化水平低，就很容易发生与他人情感过度融合、缺乏清晰界限的状况。与原生家庭的决裂并不能真正解决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问题，决裂不过是“个体情感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对过度融合的一种过敏性反应”（Metcalf 2011：47），非但不能消解原本的情感纠葛，反而会进一步强化焦虑情绪。当自我分化与自我价值感低下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时，选择决裂的个体的“急性焦虑”（acute anxiety）虽然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其所新建立的关系往往会成为旧有模式的重复，而且“与过去的决裂越是剧烈，就越容易在今后的关系中重复原来的问题”（Bowen 1978：60）。决裂的后果是产生“比过去更为剧烈的版本（或截然相反的版本）”（Bowen 1978：60），之后会发生另一次决裂，从而进入恶性循环。这种模式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安·泰勒的小说《思家小馆的晚餐》中，珀尔被丈夫遗弃，她的三个孩子也都没有幸福的婚姻家庭。珀尔的女儿珍妮在打自己的孩子时，所有的童年记忆涌上心头，“她妈妈扇她、打她、诅咒她，她妈妈长长的指甲掐着她的胳膊”。珍妮在心里发出悲鸣：“难道真的无法逃避？有些事注定是要一代代延续下去的？”（泰勒2016：230-231）再如谭恩美的自传体小说《喜福会》，其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来自作家个人与家庭的经历。谭恩美的“家族中有着不足向外人道的自杀传统、逼婚、遗弃在中国的孩子”（谭恩美 2007：229），而作家本人也和其母亲一样，饱受家庭暴力与情感伤害的折磨。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模式具有跨代影响（transgenerational affect），其通常存在着惊人的重复性，如果一代人病态的家庭模式与心理问题没有得到治愈，那么就会在后一代人当中再次出现。

四、打破模式：家庭疗愈的开端

在《无声告白》中，伍绮诗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模式，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交代“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1），此后整个故事情节围绕揭开死亡谜团展开，揭秘的过程消解了家庭成员之间因“无声”而产生的矛盾。根据家庭系统理论，莉迪亚的死亡打破了詹姆斯一家原有的家庭模式，使得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得以重建。

首先，莉迪亚的死亡揭示了家庭内部的重重压力与精神危机，使家庭成员对彼此有了真实的了解。通常情况下，“个体可能完全意识不到家庭内部真实的互动模式，他们对家庭的描述可能与真实的情况完全不符”（Minuchin 1974：140）。玛丽琳直到莉迪亚死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女儿，女儿也从未向自己倾诉心事，她每年送莉迪亚一本日记本，但是每一本都是空白的。玛丽琳一直以为“莉迪亚非常快乐，她爱学校”（107），她和自己一样“从小就想当医生”（72）。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玛丽琳终于明白“莉迪亚自始至终，爱的并不是科学”（244），那些她送给女儿的书籍、海报和图片，“代表着她对莉迪亚的每一个期望，莉迪亚并不想要但是却接受了它们……也许，最后正是它们把莉迪亚拖到了湖底”（244-245）。詹姆斯一直以为，“莉迪亚和他不一样，她有朋友，她只是人群中普通的一员”（107）。直到莉迪亚死后，他才从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师生纪念逝去的女孩》中了解到女儿的真实情况。文章中，人们是这样评价莉迪亚的，“她显得挺孤独，她不和任何人来往”“她没有太多朋友……我不觉得男孩会注意她”“她是一个孤独的高一学生，上着高二的物理课”“她学习努力，但是，她显然不合群”，文章旁边还有一条补充报道“来自混血家庭背景的孩子，通常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196-197）。詹姆斯和玛丽琳“从不出门交际，也不在家请客……和莉迪亚一样，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59）。在莉迪亚的葬礼上，詹姆斯夫妇惊觉对莉迪亚和内斯的有些同学只是觉得面熟，但并不真正认识，甚至“连鱼贯而入的邻居们都像是陌生人”（59）。在《无声告白》中，作家伍绮诗正是以这种抽丝剥茧的方式，通过展现个体家庭悲剧来还原“模范少数族裔”政治话语下，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

其次，莉迪亚的死亡改变了家庭原有的模式，这是家庭疗愈的开端。玛丽琳懊悔地哭泣着，她在心底向逝去的女儿发出呼唤“请你回来，请让我重新开始”（245）。同时，玛丽琳向一直被家庭所忽视的三女儿汉娜张开了双臂。她发现，时常被家人忘记存在的汉娜已从安静的婴儿成长为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孩。一直以来，作为长子的内斯与父亲的关系是疏离的，妹妹死后，借酒消愁的内斯在恍惚中听到父亲温和的声音“孩子，该回家了”（249），这预示着父子和解的开始。詹姆斯家的情感三角逐渐解体，亲子之间平衡的代际关系得以建立，因此，过度融合模式也将不复存在。玛丽琳和詹姆斯在真正了解彼此的内心之后，再次回到对方身边。詹姆斯终于理解玛丽琳追求的“不同”，懂得了失意的妻子为了家庭埋葬梦想，将自己“囚禁在米德伍德死胡同般的小街上的那座房子里”（248）的无奈和心酸。伴随家庭疗愈的深入，詹姆斯家的夫妻系统与亲子系统得以重构，对立关系最终消解，无声告白终于变成了有声的沟通。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社会则是一个“与家庭有着同样特质，遵循同样规律的系统”（Knapp ＆ Womack 2003：15），詹姆斯家情感场域的重重困境也正是美国族裔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亚裔美国人因为重视教育和吃苦耐劳的品质，经济生活得以显著改善，被白人主流社会冠以“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但是，这一政治话语的提出并非是为真心赞美亚裔群体，而是为动荡的社会树立顺民的典型，并借此宣扬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个人成功的有力保障。“模范少数族裔”的本质不过是镀金的族裔刻板印象，是对亚裔美国人的另一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詹姆斯一家，依然摆脱不了格格不入的“他者”的身份定位，依然生活在白人主流社会的凝视之中，而凝视他们的 “眼神仿佛带着钩子”（Knapp ＆ Womack 2003：189）。令人欣慰的是，小说中莉迪亚的死唤醒了白人群体的良知，他们从实施窥探和规训的凝视者转变为了提供帮助和关怀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角色的转变促使种族的二元对立关系得以消解。通过小说《无声告白》的书写，伍绮诗试图呼吁作为移民大国的美国，能够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真正接纳这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

五、结语

小说《无声告白》以跨种族婚姻组建的家庭为单位，通过对家庭内部情感场域超负荷压力的透彻描写以及对成员之间脆弱平衡关系的细致反映，拷问了美国的族裔政治，揭露了“模范少数族裔”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的身份危机和存在焦虑。然而，伍绮诗并未仅仅停留在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之上，她还在客观审视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展望，呼吁在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实现多种族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