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无疑是当前学界热议的话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冠以“资本论”的字眼而显得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本书直面当前全人类的焦点问题和生存之惑,对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凸显浓厚的现实意蕴。然而,在这一热门话题之后,我们也需要冷思考,皮凯蒂对引致收入不公原因的剖析真的是切中肯綮吗?他对解决贫富分化所提出的方案真的是灵丹妙药吗?其分配正义的理念是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的一种超越吗?若是如此,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对《21世纪资本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其背后的本象与动因,并在此基础上,穿越时空的隧道,揭示出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时代在场性,以期指导我们当前的实践,消弭不公,达致正义。

一、《21世纪资本论》的考察与审视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以法国《人权宣言》“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作为开篇,并由此延展道“相比之下,毫不谦虚地说,我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制度和政策,我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1]6,从而为本书奠定了关注公平正义的基调。他亦直言不讳地指出,现代经济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传播并没有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这一19世纪的故事,社会不平等自然就难以避免。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皮凯蒂指出了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必要性。然而,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公平分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却往往充斥着偏见,感性的描述有时缺乏客观事实的支撑。如此一来,要么一味悲观地认为世界的不公平只会不断加剧,要么盲目乐观地认为不平等会自然衰退,和谐公正会自动达致。这种思维的惰性往往会使人陷入喃喃自语之中,呈现出一种“聋子式的对话”。为摆脱这种沉溺于纯理论推测的泥潭,皮凯蒂运用历史分析、现实比较等方法,对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近三个世纪的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数据以及财富分配—收入关系数据,进行了历史的动态考察,借助于翔实的数据、丰富的个案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二律背反——资本性收入的富裕与劳动性收入的贫困。从而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下,将人们的视野聚焦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的视域之中。

为此,皮凯蒂将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在他看来,许多经济学家醉心于经济的增长却往往选择性地忽视了财富的分配,个中缘由,大抵是由于对简单数学模型的狂热,抑或是对经济发展会使分配渐趋平等的盲目乐观。基于此,皮凯蒂摒弃了注重数学模型的科学表象,在注重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库兹涅茨的曲线理论进行了严词批判。库兹涅茨的曲线理论被形象地称为“倒U曲线理论”,其核心要义在于随着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皮凯蒂犀利地指出,这只是特定时间段上的一种客观幻象,譬如二战之后出现的“辉煌三十年”,各阶层都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阶级矛盾缓和,收入差距缩小,但这带有很大的时空局限,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澄明资本主义制度具备完善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尤其是步入20世纪80年代后,辉煌增长带来的冷战福音日趋凋零,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再次尖锐化,“倒U”曲线反转成为真正的“正U”曲线,成为自己的现实反函数,从而宣告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破产,也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解决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性问题的固有局限。

如此,资本主义分配不平等就不言自明了,这是不能罔顾的事实,问题在于,引致资本主义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到底是什么?在皮凯蒂来看,导致收入分化和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力量就在于被其视为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r (资本收益率)> g(经济增长率)”,正是其将社会推向了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皮凯蒂进一步指出,恰恰是因为对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本质差异的忽略,才掩盖了资本的“原罪”从而导致对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问题分析时陷入误区。正是因为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才导致继承财产的增速要远远快于产出和收入,这往往会导致财富世袭罔替的继承,而且这种财富集中将带来资本的高度集中,并在财富总量中不可避免地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进一步带来高额的回报,这不仅会固化原有的不平等,而且还会加剧现实中的不平等。

面对这种收入不公和分配不平等,皮凯蒂给出了解决之道,即通过累进税制的改革来加以解决。他不赞成西方一些政治哲学家,将分配正义诉诸于道德批判和虚幻的正义建构,更反对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来改变资本主义现有的体制。他在肯定资本逻辑的同时,并不否认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只是强调要通过对富裕阶层和资本家进行高额累进税的征收,来改变资本性收入对劳动性收入挤压造成的劳资收入失衡的不合理现实。在皮凯蒂看来,没有免除和例外的累进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有着三重意义,既可以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亦可以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能有效地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为了促进公平,解决分配不公的现实问题,他甚至将视域扩展到整个世界,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所得税,尽管他自己亦承认,这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皮凯蒂始终坚信,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遏制财富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累进所得税始终是促进社会公平分配,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选择。

应该说,皮凯蒂将纵向的历史分析融入经济学理论之中,通过对资本概念及资本逻辑的重置,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他借助于翔实的数据,系统揭示了收入不公和财产不平等的历史演进,澄明了这种不公将在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他对市场狂热信徒所赖以支持并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涓滴效应”进行了严词批判,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客观幻象;他对收入差距和分配正义所提出的解决之策,尽管带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乌托邦色彩”,但亦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迪与借鉴。然而,从深层次上来讲,由于其自身的理论之囿和阶级局限,他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窠臼,其对资本主义分配不公的揭示止步于表象,并未窥出真因。

二、批判视域下马克思分配正义的时代在场

毋庸置疑,《21世纪资本论》的确在学界引起了轰动,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有学者将其称为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立场的一场革命,有学者将其称为解开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一把钥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抛却这些溢美之词,也有学者称其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翻版,并未实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还有学者直言该书虽“冠之以资本论”,却未真正谈及“资本”,皮凯蒂亦未真正阅读过《资本论》。客观来讲,皮凯蒂的确使资本主义不平等这一现实问题再次得到开启,但其致思理路却颇受质疑。必须指出的是,皮凯蒂的大作既不是《资本论》的当代续篇,其分配正义理念更非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传承发展,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强大的时代在场性。

(一)概念混淆——不平等逻辑起点的错误

要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对资本概念的阐释自然是逻辑起点,这也是皮凯蒂把资本作为其著作的起点之所在。为此,他对资本概念进行了重置,在他看来,资本“不包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人力资本’”,而是指“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1]46。从皮凯蒂对资本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概念虽独树一帜,但却经不起推敲,是对资本概念某种程度的扩大和缩小的矛盾结合体。说其扩大,是因为皮凯蒂把金融资产也计入了资本。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鲜明地指出:股票、债券等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实际的资本,也都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价值”[2]。显然,皮凯蒂这一概念不恰当地扩大了资本概念。与此同时,他又把人力资本拒斥在资本之外,这显然是对资本科学概念的一种狭隘理解,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一种颠覆。为此,皮凯蒂还专门强调“为了简化文字,我这里使用的‘资本’与‘财富’含义完全一样,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1]47。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对资本概念的重置,不仅缺乏科学的学理依据,更是将作为流量的资本与作为存量的财富混为一谈。缘何如此呢?抽丝剥茧之后,我们发现,皮凯蒂之所以将金融资本独立出来,并与实体资本相对应,恰是为了支撑“r (资本收益率)> g(经济增长率)”命题,并把r>g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以此来代替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完成其“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分化的根本力量”以及“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的逻辑自洽。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就在于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产生的逻辑前提就是资本的存在。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资本有着科学而又严谨的规定,是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力图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是一种对雇佣劳动强制和剥削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皮凯蒂将人力资本拒斥于资本之外,而将金融等非人力资本反过来视为资本,不仅偷换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及其劳动价值论,抹杀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从这种缺乏科学维度和历史维度的逻辑出发,自然就难以揭示出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真实秘密。唯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科学认识资本的概念,沿着正确的逻辑起点和逻辑里路,才能找到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基,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

(二)分配平等——公平正义核心的偏离

如前所述,面对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皮凯蒂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一方面,他无疑保持了清醒。然而,在对单向度热衷经济增长却对财富分配选择性忽视以及对经济增长会自动引致分配平等的盲目乐观性进行批判的同时,皮凯蒂却将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寄希望于通过公平分配来解决收入不平等,实现公平正义。如此一来,经济增长虽不会自动达致公平,但通过政策的调适、制度的改革,来达到公平的分配,正义同样可期。客观来讲,皮凯蒂这种运思路径虽摒弃了注重数学模型的科学表象,更加注重实证分析,但他显然偏离了公平正义的核心。

在马克思的正义理念中,他一贯对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抽象正义持批判的态度。在一些抽象正义者看来,正义的实现关键在于正义的分配,似乎只要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实现了公平的分配,就可以达致正义。皮凯蒂显然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论调没有看到正义背后的实质在于生产,在于生产关系,唯有生产方式的正义才能决定分配的正义。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3]

换言之,分配方式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论怎么谈论权利与分配,都无法消弭不公,都无法跳出其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的制约。究其原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要实现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若是不触动私有制和生产方式本身,而是寄希望于人为的安排来对分配方式按正义的理念进行调适,以期实现分配的正义进而达致整个社会的正义,实在是一种虚妄的幻想。显然,马克思这种分配正义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时代在场性。

(三)外生因素——资本主义不平等本因的遮蔽

在皮凯蒂看来,资本主义收入和分配不平等是一系列外生因素所致。为此,他一方面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财富观、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等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他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对主要资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此揭示出资本主义不平等日益加剧的现实,并由此来澄明资本主义这种不平等是由资本占有本身的不平等、资本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的畸形比、腐败和市场操纵等外生因素所造成。

应该来讲,皮凯蒂所言及的这些因素,的确对收入分配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资本的过度集中,会催生超级继承阶层和食利阶层的出现,恰恰是这种占有本身的不平等,会使人往往倾向进一步的积累资本。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自然会导致资本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加之权力寻租和利益裹挟导致的腐败,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会使不平等的程度更加明显。对于这些显在的因素,我们固然不能忽视,但若因此就把资本主义不平等归咎于此,则显然遮蔽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本因。

造成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些外生变量,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无法克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趋利性是其本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主动地限制资本的增值,若寄希望于他们,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平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对工人阶级进行谆谆告诫:“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的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不平等原因的分析,止步于显像和表层,而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一切不平等之根源,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找到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本因,由此延展出来的解决之策才可能是正确的坦途。

(四)税收改革——有限改良下的权宜之计

在皮凯蒂的眼中,资本主义现有的不平等是外生因素而非资本主义本身所致。在他看来,资源的高效配置、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皆赖于资本主义制度,面对不平等,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有效驾驭和管理,而非根本性的变革。为此,皮凯蒂开出了一张温和的药方,主张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通过提高累进所得税和征收全球资本税来解决日益严峻的不平等。皮凯蒂认为,提高累进所得税,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当前全球范围内所得税累退而非累进的趋势和现实,也有助于减少高薪,逐步消除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鸿沟;亦可以通过税收的增加,强化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职能。而通过对全球累进资本税的征收,可以使全球的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提高国际金融的透明度;也有助于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度。更为重要的是,它能有效地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防止贫富差距无限拉大,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

客观来讲,皮凯蒂税收改革的药方,只是一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有限改良,是缓解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权宜之计。因为,只注重财富数量的分配而不触及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寄希望于通过量的公平来实现质的正义,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若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问题,就需要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正义。恰如马克思所言,“在阶级斗争被当作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5]。在私有制社会里,只要阶级不消除,就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普遍正义。在面对分配不公这一现实问题时,皮凯蒂和马克思殊异的变革之路,恰恰折射出前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立场。从这一点上来讲,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的收入和分配不公进行了批判,但就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而言,他与新自由主义者是殊途而同归的。

三、启迪与反思

皮凯蒂的分配正义观一如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一样,饱受争议,赞成者有之,批判者亦不少。很多学者还将其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称其为“温柔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学者直言,在分配正义方面,无论思想还是观点,皮凯蒂和马克思都是截然对立的。客观来讲,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都是过于武断的,皮凯蒂和马克思都关注分配,主张平等,他们都主张用历史观点来分析经济,在这些方面,他们的观点并非毫不相干,而是有所关联的。但皮凯蒂绝非马克思主义者,《21世纪资本论》更非《资本论》的当代续篇。尽管他们都聚焦平等,但在逻辑起点、成因分析、变革之路等方面,他们的立场相去甚远。诚然,皮凯蒂和马克思一样,关注资本的历史运动,并将历史因素融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但他的这种历史观显然带有很大的唯心主义烙印,由于不能科学地阐释资本的概念,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静态的物,而非运动的生产关系,自然就难以发现资本运动的真正规律。由此出发,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资本观提出的解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方案,借资本家的手通过管理、调适和规制来拯救资本主义而非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显然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平。概言之,表层成因分析之上对平等与正义的改良诉求,显然有别于废除私有制之上的正义实践运动。如此,皮凯蒂的分配正义观,只不过是蒲鲁东、拉萨尔等旧式小资产阶级正义思想的现代翻版,要想真正地实现收入分配和平等,必须彻底摒弃这种改良思维,实行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变革,否则,任何增量平衡式的再分配都是徒劳无益的。

不过,抛却其固有的局限,《21世纪资本论》反过来恰恰又印证了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在场性。当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经济学主导地位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就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口诛笔伐。他们沉溺于实证科学,用数据和模型来解释当前的经济问题,将经济学与历史、政治、道德相脱离,主张将经济学的焦点置于资源的高效配置而非阶级关系之上。依此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俨然扮演了价值中立的角色,实则不然,新古典经济学虽以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但却掩盖不了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无情事实,掩盖不了其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真实目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开始检视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固有的财产和收入不平等问题重回人们的视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再次得到回归,经济学也逐渐摆脱了过度使用数学模型和纯粹推理的窠臼,开始与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关联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1世纪资本论》使分配正义这一问题重新得到开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本复归。当学者们在纷纷深思造成此次世界金融灾难的原因,苦苦探求资本主义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之时,人们才蓦然发现,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才是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秘密,解决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醒世良药。

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特征。回溯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问题也相伴而生,尤其是分配不公、收入差距等问题,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无法跨越的障碍。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容回避,更不能漠然视之,否则,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被吞噬,社会的裂痕就会进一步加深。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在实现分配正义的征途中,我们需要用正义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当然是我们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不过也应该看到,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是在瓦解资本逻辑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我们显然无须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来实现分配正义,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语境下对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进行开掘和重释。一方面,要发挥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对资本的逻辑进行批判的双重功能,借此推动市场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还要注重马克思对公平、道德、个人权利的形上审视,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得益彰,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实现公平,达致正义。

当然,除却要坚持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外,对包括皮凯蒂在内的西方分配正义理念,我们也要进行批判的借鉴。抛却皮凯蒂固有的不足和局限,其关涉分配正义的一些观点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亦多有镜鉴。他主张对财富再分配的理念启迪我们,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承担起主体责任,通过对初次分配机制和再分配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规范分配秩序,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他对操控市场带来的分配不公所持有的批判,则要求我们进一步破除垄断格局,完善市场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在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下,提振经济效率;他将腐败视为引致不公的重要诱因,则启发我们要破除腐败顽疾,制止权力寻租,通过惩戒、监督与自律立体化的网络,防止腐败的滋生,维护社会的公平。概言之,在我们走向公平正义的征途中,坚持继承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同时对其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理性批判西方分配正义理念,同时对其进行合理的运用和借鉴,是我们应当秉持的科学态度。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的构建,乃至中国公平正义的推进与实现,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