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然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帕慕克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以个人成长史为线索，记录了帕慕克家族乃至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变迁。通过双重时间的构建及以后街为代表的空间隐喻，帕慕克完成了对伊斯坦布尔的文化想像。

一、双重时间：文本置换与主客观时间

帕慕克在编排章节时，巧妙地穿插画家、外国作家、城市专栏作家的作品，被引征的绘画、作品、事迹与其记忆中的伊斯坦布尔形成双声共鸣，呈现出历史文本置换的特点，超越现有的想象边界，赋予伊斯坦布尔时间线上更为广阔的空间。

帕慕克将伊斯坦布尔划分为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两个时期，城市变迁呈现递进的关系，梅林版画与城市游历者的印象描述是帕慕克了解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文本。梅林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光辉明亮，版画忠实记录了奥斯曼的主题建筑、后宫场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各色人群，鲜活地反映了伊斯坦布尔的众生相。转而进入共和时期，四位忧伤作家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带有灿烂诗意的废墟，都市专栏作家拉希姆的伊斯坦布尔混乱而有趣，西方漫游者代表瓦奈儿、戈蒂耶的伊斯坦布尔印象分别是灯烛辉煌与黑暗脏乱，而福楼拜的伊斯坦布尔则是奇特、肮脏而古怪的……同时，伊斯坦布尔遍布着充满教化使命的官方公告，对消费、交通、建筑、公共运动、娱乐信息等报道覆盖城市的方方面面。通过解读历史文本，帕慕克勾勒出伊斯坦布尔的纷繁复杂，对城市进行了整体的回顾。

帕慕克并不排斥西方对伊斯坦布尔的描绘，而是与他们一同注视这座从帝国暮年走向现代化的城市。这里存在着哈罗德·布卢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①“影响的焦虑”一词出自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意指后出的作家始终活在前人的阴影中，即威名显赫的前辈会对后来的作家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帕慕克为廓清对城市的想象空间而借鉴前人讲述的历史，将与历史发展相符的诸多画面重新带到人们面前，并以自身成长的经历对城市进行评论。通过文字记述与文学想象，帕慕克对城市发展的困惑与焦虑得到了确认。版画、文学作品或报纸报道勾勒出伊斯坦布尔现代文明的发展轨迹，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后的媒体生产带动了共时的城市想象。如果说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②“想象的共同体”一词出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给民族作了如下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并认为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背景下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是使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又受到了其他三个因素的进一步推动：拉丁文的神秘化、宗教改革运动、方言逐渐在行政系统中取得优势地位。，在这个想象的社区里小说、报纸等技术媒介服务于民族，那么帕慕克描绘的伊斯坦布尔则是一个“想象的城市”，他极力描画其过去辉煌的轮廓与现有衰败的景观，并将之传达给读者。被置换的文本场景，作为一种叙述技巧，服务于名曰“呼愁”[1]86的民族情感。

在一个已然走向衰落的国度，如何描绘过去辉煌的历史，如何记录变迁与现状，成了考量过去、重构城市形象必须解答的问题。因而，对引征版画、文本、历史事实等作文本化的处理，是帕慕克对过去的激活，对城市过去的纵向回望。植入的文本作为城市景观的填充物，不仅归属于帕慕克作为知识分子而衍生的政治话语体系，更是一种基于视象的、对伊斯坦布尔重拾旧日辉煌的情感呼唤。帕慕克将200多张城市照片、绘画拼贴进文本，同时将与记忆相关的童年事件编排进小说，情节的时间并不呈前后相继的线性排列，而是如涓涓细流融汇进作为主干的伊斯坦布尔。存在关联的异质材料在主观时间的统摄下作为故事时间或空间的延伸，过去的时间与影像凝固成特定的客观时间，主客观时间交织，逼真地展露了杂乱的社会图景。

随机抓取的个人事件与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是城市在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经验叠合。帕慕克运用意识流的叙事方式，对童年事件进行深度解剖，使离散的素材在规定的范围内形成共振，克服了小说无中心的表征。对帕慕克而言，“只有他与凌驾于他之上的理想世界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世界反过来又只有通过这些个体的内心生活及其体验的作用才能实现”[2]。通过对自我或他人的观察，帕慕克将感觉、思绪、愿望交织于小说隐秘的中心——城市边缘性的日常生活。世俗生活的种种细节、幻想以及为人所熟知的物品，在伊斯坦布尔古老又现代的背景下指向更深刻的意义。在这些不被重视的生活细节面前，帕慕克依仗记忆集合拼贴出的隐秘中心，在历史语境和城市景观的帮助下厘清了作为知识分子对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国家命运的探寻。

时间超越了物质与心理，赋予城市本质的存在。城市渐变成一个社会综合体，代表着伊斯坦布尔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里的时间不是二元对立的两种存在，凝固的心理时间对应主观时间，而流逝的现实时间对应客观时间，前者所拥有的绵延给予了后者的滞塞一个独具意味的凝视，已然成为过去的一切在时间上更具哲学思辨。通过经验、想象、时间等介质的过滤，帕慕克逐渐构造出伊斯坦布尔双重的时间与风景，并最终形成他笔下的现实城市。

二、空间叙事：后街的隐喻

后街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城内及周边，是帕慕克构建城市记忆的重要空间维度，是城市书写无法避免的故事发生器。无论是黑白色调的冬天街道、僻静昏暗的街巷，还是布满垃圾的市场街头，在帕慕克主观视角下散发着贫困潦倒和历史衰退的偶然之美。结合外在和内在的观察，糅合传统文化的立场与中产阶级西化知识分子的目光，渴望国家兴盛与直视当下衰败的矛盾现状，体现了帕慕克作为本土作家的本心。后街，是帕慕克摒除戏剧化、抽象化的城市废墟，是其直抵城市命运的见证。

后街区别于城市表面的浮光掠影，其独具帝国衰落与西化改革所遗留的可供挖掘的美感，是帕慕克城市记忆的隐匿场所。“记忆是以往经验的媒介，正如土地是埋葬消亡城市的媒介。试图走近自己被埋葬了的过去的人必须扮演挖掘人的角色。”[3]帕慕克回忆游荡后街的日子，正是充当挖掘人一次次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城市的真实形象。其主观视角贯穿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构建，以自身替代生活其中的人群，后街完成了其自我身份的确认，游走后街的他最终自觉成为一名作家，以期在滋养他的废墟上建造“第二个世界”[1]333。而以后街为代表的城市空间构建，不仅是对城市不可缺乏的本质存在的展现，更是他对过去城市文化的改建、重塑与重写。

后街作为凝聚城市与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结晶，尽管它破旧不堪，却容纳了伊斯坦布尔集体的历史、乡愁、记忆和归属感。充斥后街的木屋、烟雾、狗、杂货铺、城墙、灯光等具有象征性的具象事物，是帕慕克内化视角的客观对应物。以后街为代表的空间，与奥斯曼时期的宅邸、帕慕克公寓、城市广场等诸多城市空间，在叙述上表现出两种鲜明的特征，一是现实主义式的再现，二是抽象的存在哲学思考。

作为公共空间代表的城市街道与私人空间代表的帕慕克家族公寓，是帕慕克对城市的现实主义式再现。帕慕克把自己的家比喻成小型博物馆，里面装满了杂乱而沉闷的西方摆设，物品成为展示记忆的载体。同样，他将古勒的街头照片和童年在街头目睹的电影摄制事件等现代元素融进街道的描写，展现出现代技术媒介对传统生活的渗透。他始终以城市漫游者、旁观者的身份，为过往营造出恰当的场景，其再现城市空间的着力点，正在于现代与过去拉扯牵引而形成的张力。帕慕克对这座城市的感知，正如小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样，有时被忧郁的浪漫迷情渲染，有时被现实主义的压抑鞭笞。然而，这些感知不仅是其心理特征的反映，更是其借助城市背景对现实进行的沉痛思考。

由奥斯曼宅邸、帕慕克公寓、城市广场交错而成的城市空间，是帕慕克在街道、房屋、寓所生活的记忆场所，其重构的最终指向是海德格尔式的存在哲学思考。城市囊括了帕慕克私人的记忆空间、公共空间以及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物品。他以细腻的细节描写复活了过去特定的场景，将记忆主体带到过去，以此回溯出当下的现代生活,“通过描绘被现代社会遮蔽的陈旧的东西和正在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情感生活来推翻现实的自明性”[4]。帕慕克以自身记忆为起点，把广阔的城市景观带给读者，他要表达的不仅是个人隐秘的生活观、世界观，更是对伊斯坦布尔现代身份的确认。

后街及宅邸、帕慕克公寓、城市广场等城市空间的修辞形式既暗示城市生活的混杂，又代表着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景观。透过细枝末节的描写，帕慕克将古老而沉重的时代主题融进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历史文明、政治文化与宗教信仰等宏大主题共同构建了城市特有的面貌，世俗化改革所摧毁的古老建筑和世俗生活所呈现的现代与传统的交错在后街得到完整的展现。在古老的石块与建筑间，历史与废墟得以和解，人与城市的关系得以缓和。帕慕克洞悉这座城市充满帝国历史残余的诗情，也明白自己对伊斯坦布尔的热爱不仅在于它的废墟，更在于它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

三、城市“呼愁”的文化想象

帕慕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点连出典型的意象群，其最终目的指向城市的失落阴影以及伊斯坦布尔人集体的“呼愁”感。其论述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特色在于对城市“呼愁”的文化想象，这种文化的想象以漫游者的注视把城市变成了抒情的对象。

帕慕克认为“呼愁”即土耳其语的“忧伤”。“呼愁”一词，最初可追溯到《古兰经》，书中记了两次“huzn”、三次“hazen”，先知穆罕默德称妻子哈蒂洁和伯父阿布·塔里布逝世的那年为“Senetulhuzn”，即“忧伤之年”，由此可见该词用于表达心灵深处的悲伤与失落。而“呼愁”的具体含义必须联系伊斯坦布尔背后的城市改革。被清除出国家政治的伊斯兰教不再是国家倡导的主旋律，反而成了主流媒体嘲讽的对象，是国家进入现代化、追赶西方的绊脚石。这种在城市西化改革过程中延伸出来的失落感，不仅是个人的，更代表着群体面对城市衰落而无法摆脱的集体失落，群体性的忧伤与城市的现代化相互映衬，相互关照。忧伤弥散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角落，依附于这座城市的子民承担着社群所共享的“呼愁”，“呼愁”成了集体的精神疗救。

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的想象，始终围绕城市记忆的个人视角，透过文学的方式自省城市的命运。城市空间嵌套着诸多具有代表性的空间，家族公寓、帕夏官邸、街边商铺、木宅、废墟、墓园等，帕慕克在大小空间中来回穿梭，对光与色的敏感使他在杂乱的城市景象中分离出具有象征意味的事件与物品，并用波德莱尔般的异化者目光注视这座他深爱的城市。他亦喜欢透过外来者的目光观看城市，“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看伊斯坦布尔，始终让我欢喜，大半是由于他们的图像帮助我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遵循规范的压力”[1]228。借助外来者的目光，帕慕克得以追索历史，得以抽离自身语境的局限，为当下的种种境况找到历史的根由。从其漫游者形象来看，他与城市的关系既是投入又是游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关注城市边缘问题之间的疏离，使其对城市的想象具有了鲜明的独特性。

家族的兴衰、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以及整座城市的辉煌过去与落寞现在，对帕慕克而言，这些与成长息息相关的经历成为其内化城市的媒介。家人对传统节日的游离与下层民众的笃定信仰，自我感受到的宗教无害与主流社会排斥传统的规训形成对比，他在信仰失落的城市展开了对国家未来的追问。传统文明的瓦解与西方文明不服贴的撕扯让土耳其举步维艰。属于土耳其的传统仍然滞留在城市的大小角落与每一个人身上，尽管西化改革粗暴地施行于表面的行为约束，植根于传统的情感底蕴却依旧东方，缠绵而忧伤。他毫不忌讳地书写伊斯坦布尔的残破衰败、伊斯坦布尔人的“呼愁”，这不仅赋予城市以现代废墟的形象，还借助自身成长中所感受到的城市变迁以某种特定的情绪表达出来，从而对现代社会废墟化进行了现代性的反思。

建立在城市之上的回忆碎片与废墟遥相呼应，帕慕克赋予伊斯坦布尔垂死文明以灵魂的忧伤。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的外围，透视虚构的浪漫风景与现实的城市景观所存在的落差，洞悉城市的贫穷与落后。“‘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我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的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1]99生活在断壁残垣的人们，无意反抗这种具有民族性的忧伤，反倒乐天知命，尊重历史遗留至今的事实。面对奥斯曼帝国衰落以及西化改革造成的城市撕裂，帕慕克坦然地对城市俯首称臣，分享着社群共有的忧伤情感，自觉承担起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重任，在冷静的历史哲学思辨中挖掘着被世人遗忘的民族荣耀。

城市构建成为小说经验的一次试验，帕慕克既是城市的叙述者，也是城市活动的施动者。城市与“呼愁”相互交融，城市因混乱衰败而将忧伤映照在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身上，他因伊斯坦布尔成为废墟之城而忧伤。曾经学习绘画与建筑的帕慕克，就像城市的建筑大师，勾连出一个前后呼应、相互映衬的建筑体系，把所有人物和和事件恰如其分地放置进城市的相应角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社会语境的工具。

四、结语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记录了帕慕克个人及奥斯曼帝国走向现代化土耳其的发展轨迹，是帕慕克对过去自我身份的体认，更是对伊斯坦布尔发展义不容辞的思考。成长于西化世俗家庭的他，对国家的衰败和城市的没落没有一味批判，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出了自己的抉择——土耳其必须创造自己文化的现代身份。他以旁观者的姿态窥探人们对城市共同的记忆作出何种反应，这赋予了他更多的能动性，使其能够思考自己与城市的关系、群体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城市与国家的关系。通过艺术化的想象和真实生活的再现，以及空间摆设、历史文本解读等多重视角的捕捉，帕慕克拆解了对城市的宏大叙事，从形而下的具象描写走向形而上的抽象思考，为每个人提供了解读城市的更为真实的语境。

[1]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M].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M].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2.

[3]本雅明.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M].潘小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17.

[4]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M].赵玉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