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妇女史观能否解读赵五贞?
——重读毛泽东对“赵五贞事件”的评论文章
2018-02-09陈曦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8年2期
陈 曦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发生新娘自杀于花轿的“赵五贞事件”,引发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大讨论。《大公报》以毛泽东《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将矛头直指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和批判。随后的7天内,毛泽东在《大公报》和《女界钟》又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赵女士的人格问题》《改革婚姻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等)。青年毛泽东对该事件的评论成为革命史研究中五四妇女史观的代表性文献,即强调妇女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压迫—解放”框架中的妇女解放是与社会制度的改变相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性别研究范式进入中国,有学者批评五四妇女史观抹杀了赵五贞的个人主体性,将一名“爱看湘子化斋观音试道等说书”的弱女子与革命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被塑造成万恶社会的牺牲者或者是反抗封建礼教,“为女界争解放的急先锋”。[1]
如果说对五四妇女史观的质疑是基于社会性别范式理论,认为由于缺乏女性视角来考察所处的世界[2]4,固化了妇女被压迫形象而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叙事,那么,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评论是否放弃了历史事实而仅限于带有意识形态建构的革命叙事?对凸显个人主体性的社会性别范式和强调制度“压迫—解放”的五四妇女史观,究竟哪种才能解读赵五贞?本文依据毛泽东对此事件发表的文章为文本资料,探究两种研究视角之间的张力,重新解读毛泽东早期的妇女解放思想。
一、两种研究范式与“赵五贞事件”
斯科特(Scott,Joan Wallach)的《社会性别和历史政治》一书奠定了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框架,即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因素,社会性别也是凸显权力关系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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