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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国家观念的成因探析

2018-02-08徐海燕

卷宗 2018年2期
关键词:甲午战争

徐海燕

摘 要:甲午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也促使着中国的国家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深重的亡国危机驱动下,在西方文化的传播、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国民观念的形成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国家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变化,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国家观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一方面,满清政府所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矛盾急剧激化、各种弊病更为突显。另一方面,内忧外患也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天朝上国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 近代国家观念的源起

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国家观念,即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两种解释。一是传统的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由皇权神授推衍出的“朕即国家”“家国同构”,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则是奉行“家国同构”的伦理论国家观。二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社会主要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的人民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利成立国家,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这种在人民全体一致同意基础上签订契约成立,是国家生成和存在的合法性来源。

近代国家观,主要还是指产生于西方、以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观念。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伏尔泰等

西方思想家基于契约论提出的关于近代国家的思想、观点尽管有许多重大差异和不同,但却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反對“王权神授”、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契约论、主权在民来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成为近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

2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未有近代国家观念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指政治上拥有主权,空间上有明确地理范围的政治概念。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是“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的“天下”观念。“天下”的边缘与国家边界的区分是模糊的。但是“天朝上国”的观念仍旧根深蒂固,在晚清的“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按世界上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直至清末,国人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的生成的,普通民众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是发生在晚清接触西方文明之后的事件。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称:“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陈独秀在1904年发表的《说国家》一文中回忆道:“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指出:“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的‘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含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

从上述名人的认知中我们大致可以知晓,在鸦片战争以前,即便是对于中国社会的传统精英阶层,即士人阶层,或者说是读书人阶层,也没有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意识的,更遑论广大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所以,总体说来,甲午战争前国人还没有“国”的意识,也不知道“国家”为何物。

3 甲午战争后近代国家观念产生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介入,从事实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天下国家”的旧有秩序。列强们凭借坚船利炮强行将清政府封锁住的国门打开,将中国拉进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中。与此同时,从西方国家传入的先进知识和思想,促使少数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认识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落后的“天下”观念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进而意识到中国乃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国,是国际体系中的一员。

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之世界”的天下观被“世界之中国”的国家观念取代,催化中国的国家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作为民族灵魂的知识分子,充当了挽救国运、振兴中华的先锋和桥梁。1895年的“公车上书”,冲破了清廷禁止士人干政的成规,表达了知识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国家观念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契机。循着历史的轨迹,1898年4月康有为创立保国会的义举,可以视为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的时间节点。显然,《保国会章程》是一篇标志中国人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的重要历史文献。严复的《救亡绝论》、毕永年的《存华篇》,以及梁启超的《瓜分危言》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心系国家存亡的忧患意识。除了维新派以外,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同样也刺激了新生的革命党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矢志奋斗,发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呼声。他们交织并进,共同承担起了救国图存的神圣历史使命。通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探索,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国家观念逐步生成和确立起来。其近代国家观念突出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坚持要求中国在国际上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则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

4 近代国家观念产生的原因

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国家观念的生成,这是一个逐步推进和发展、进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此历程中,很多影响因素不可忽视。endprint

第一,在内忧外患中救亡图存。中日甲午战争中,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朝竟被一直鄙视的蕞尔小邦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救亡图存,迅速成为压倒一切的神圣主题。如何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下唤起国家民众的忧患意识,以及如何正确地开展爱国、保国运动,这是当时许多仁人志士在思考的探索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在“民族”、“国家”观念之上,推行御辱图强之策,逻辑地导向爱国思潮的涌动,其近代国家观念就这样在国势危难中凸现。

第二,西方文化传播对近代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观念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谈到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到传教士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早在明末便出现了广为人知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除了宗教信仰的传播以外,他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地理、天文、数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利玛窦所著的《万国图志》即为明末我国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对我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很大,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继利玛窦之后,仍有众多传教士络绎不绝来到中国,对各阶层人民进行传教活动。虽然主体多为宣讲圣主福音以及以改变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的封建迷信与自大情结为要务,从而利于基督教教义的传播,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近代中国之文明、科学教化的作用。这些科学知识的传入,客观上有利于扫除了中国人思想中的愚昧落后成分,突破了“中国者,中央之国也”的传统自大心理,为以培育新式国民起了奠基作用。正是得利于这些知识、观念与思想的传播,在国势衰颓之际,国人开始了自身问题的思考与反省,国家观念、国家意识也随之启蒙与产生。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些新信息、新观念的影响之下产生国家观念,更进一步为国家寻求自强之策。我们可以说,考诸中华近两千年王道兴衰更迭之历史,此种异质观念的流行,非西方文化传播之力量不可以行之。在这些所传播的知识里,科学地理知识不得不提,它展现了中国以外的客观世界,让国人明白中国乃“世界之中国”,所谓的“蛮夷”原来也是不亚于“天朝中土”的先进国度,由此建立起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念以取代原有的传统落后“天下观”,中国由“天下”走向“国家”。除了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外,一些最先“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也积极通过翻译或著述,介绍西方各国国情与技术,并通过这些努力进一步影响国人,尤其是其他的知识分子。由魏源等人在书中流露出来的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向往可以看出,西方的“国家”观念开始动摇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王朝”思想和“天朝上国”的世界观念。

第三,国民观念的形成。国民观念的形成,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变迁,推动了从古代封建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梁启超指出,欧洲旧思想主张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国家与人民一体,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皆各有其相当之权利义务。另外,他还指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认为国人将朝廷与国家混而不分,不能区分作为“全国人之公产”的国家与“一姓之私业”的朝廷,致使国人缺乏爱国心,由此导致了近代中国积弱。对此孙中山也有着自己的见解,认为古代那种“朕即国家”、“君主一人之天下”的王朝国家观念被打破,国家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不再被等同于国家,朝廷与国家开始在政治层面、学理层面被严格区分开来,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天下人之天下”的国民国家观念初步确立了起来。知识分子是国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国民观念的形成自然成为影响知识分子国家观念生成与确定的因素之一。

第四,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国家观念的建构是与民族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民族主义立国、建国,建设“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国家”,被普遍视为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根本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西方民族主义的观念传入与传播,是当时国家观念建构极为重要的事件,并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基石与动员手段。梁启超率先宣传起“民族建国思想”,世风为之一振。建立多民族中华国家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最终取代了建立单一汉民族国家的构想。“天下共主”梦幻的破灭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带来了国家版图疆域、边界、领土、国防、国境等相关意识尤其是国权观念、国家主权意识。传统的“一统天下”、“一统四夷”观念向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观念转变,由此“中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进行了调适,即认同的“中国”不再是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这些都为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国家观念的生成提供了条件。

5 结语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看,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是合乎时代的发展的,使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社会各方面合力发展作用之结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内忧外患和割地賠款使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在惨痛的事实面前醒悟,明白建国、救国、强国的重要性。在西方文化的传播、国民观念的形成、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国家观念遂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逐步形成和树立起来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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