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孝经》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篇幅很短，全文不到两千字，却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孝道思想体系。《孝经》在中国古代不仅被统治者视为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著作，而且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

《孝经》的作者及书名问题

关于《孝经》的作者，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就目前的了解，大致有八种说法。

一是孔子所作。根据是《汉书·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又郑玄在《六艺论》中说：“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

二是曾子所作。根据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三是曾子门人所作。依据是朱彝尊《经义考》引宋人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

四是子思所作。依据是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人冯椅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指《孝经》）当成于子思之手。”

五是孔子门人所作。依据是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说：“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

六是齐鲁间儒者所作。依据是《经义考》引朱熹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

七是孟子门人所作。依据是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说：“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八是汉儒所作。依据是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按，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

当今学者们对上述八种观点都进行过辨析。有学者指出，《孝经》所记，确为孔子与曾子的问答，但编撰者未必就是孔子或曾子。原因是，《孝经》开头就说“仲尼曰”，仲尼是孔子的字，古人以称字为敬，所以只能用于对他人，孔子不应该称自己的字。《孝经》中又屡称“曾子”，子也是敬称，曾子不会这样自称。所以《孝经》不是孔子或曾子所著。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根据《孝经》的行文风格和内容特色，以及儒家學派的传承，认为《孝经》的编著者应该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成书年代当在孔、曾之后，《吕氏春秋》成书之前（因《吕氏春秋》中引用了《孝经》的文句）。本文依从这一观点。

还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孝经》的名称。我们知道，《易经》《书经》《诗经》这些儒家著作的“经”字，是因汉代人将其奉为经典而后加上去的。而《孝经》在汉代以前并不称《孝》，直接就叫《孝经》，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中就已经引用了《孝经》这一名称，是为证据。那么，《孝经》的“经”字是什么意思呢？一般认为是道理、原则、方法的意思。皇侃在为《孝经》作注释时就说：“经者，常也，法也。……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用今天的话说，《孝经》就是关于孝的道理和行孝的方法。

《孝经》的内容与思想

今本《孝经》是西汉时期刘向编定的，共十八章，按学者胡平生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孝”的基本理论。包括《开宗明义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主要讲“孝”是“德之本”，“教所由生”，提出了“孝”由初级至高级的三个阶段，即“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分别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种不同的“孝”的内涵。

第二部分讲“孝道”与政治的关系。包括《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圣治章第九》《五刑章第十一》《广要道章第十二》《广至德章第十三》《广扬名章第十四》《感应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主要讲述“以孝治天下”的道理和方法。

第三部分讲“孝道”的实行。包括《纪孝行章第十》《谏诤章第十五》《丧亲章第十八》以及散见于各章中的零星的句子。主要讲述实行“孝道”的一些原则和礼法，又说明了服亲丧时孝子应尽的

礼仪。

《孝经》的主要思想，首先是“孝为德本”。《开宗明义章第一》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认为“孝”是一切德行和道德规范的根本，对百姓的一切教化都从孝道中产生。“孝”又被看作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的行为准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意思是说，孝道法天地而生，是人的一切行为所要遵循的规律或法则。“孝”还被看作是“至德”。在《圣治章第九》中，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意思就是在万物中，人是最尊贵的，而在人的一切德行中，“孝”是最高的。

其次是“移孝于忠”。古代统治者倡导孝道，甚至为《孝经》作注，不仅仅是为了让百姓明白“为子之道”而更好地孝敬父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让臣民顺从和忠诚于君主，它是通过把子女对父母的“孝”移植为臣下对君王的“忠”来实现的。《开宗明义章第一》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行孝道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恭敬地侍奉父母，其次是忠诚地侍奉君主，最后是实现“立身行道”的志向。这也是《孝经》中所含的政治目的，是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要注意分辨。

第三是“生事爱敬，死事哀戚”，就是阐述作为子女应如何行孝。《纪孝行章第十》指出了孝子事亲的“五要”。一是在日常家居生活中要以最大的敬意去侍奉父母。二是要以最愉悦的心态去赡养父母。三是在父母生病时要怀着忧虑焦急的心情去照料父母。四是父母逝世了要满怀哀痛悼念之心去办理丧事。五是在对亡故父母的祭祀中要表现出极大的崇敬和肃穆之情。只有做到这五点才算是真正尽了孝道， 才可称为孝子贤孙。

第四是“孝亲以礼”。《孝经》要求行孝道不仅要有恭敬顺从之心，更要合乎礼仪。“悖礼”“悖德”的孝，都是非孝或伪孝。为此，《孝经》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 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个等级， 并对这“五等之孝”提出了不同的要求。endprint

最后是“父失则谏”。这可以说是《孝经》中的闪光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古代社会，特别强调君、父、夫的权威，以至于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所谓“三纲”。但《孝经》中则鼓励子女对于父母的不义行为要敢于直言相劝，而不是一味地服从。也就是说，当父母有不义的行为时，作子女的如果还盲从“父之令”，那么就是陷父母于不义之中，从而让父母受到耻辱，这就不是孝。

《孝经》在古代的传播及影响

《孝经》全文不足两千字，在“十三经”中篇幅最小，但在历史上却有许多帝王亲自为之作注，影响深远。

《孝经》成书后，就已受到普遍重视。蔡邕《明堂论》中曾经引用魏文侯《孝经传》的文句。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曾经师从子夏“受经艺”，他也成为迄今所知最早说解《孝经》的诸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延揽宾客作《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其中之一就叫《孝行览》。《孝行览》提出为天下、治国家者“务本莫贵于孝”的观点。

到了汉代，人们推尊孔子，尤其推崇《孝经》。当时学者认为在孔子的著述中，《诗》《书》《易》《礼》原本就已存在，孔子只是作了修订而已；而《春秋》《孝经》则不然，二者是孔子亲自所作，因此他们对《春秋》《孝经》尤其偏爱。郑玄在注《中庸》时说，孔子的所谓“大经大本”，“大经”指六艺，而主要指《春秋》；大本，则是指《孝经》。《孝经》在汉代人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为了鼓励百姓实践孝道，汉惠帝元年（前194），政府设置“孝弟”的乡官，“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文帝开始设置《孝经》博士。昭帝始元五年（前82），下诏举贤良文学，治《孝经》。宣帝地节三年（前67），立学官，郡县设置学校，乡聚设庠序，庠序中置《孝经》师一人。由于《孝经》成了学生的课本，它的普及程度就更高了。东汉时，光武帝下令不仅儒生要读《孝经》，虎贲士（宫廷卫兵）也必须学习《孝经》。同时，《孝经》还成为选拔官员考试的科目。《续汉制》中就说：“汉制以《孝经》试士。”

特别要指出的是，除汉高祖刘邦以外，汉代皇帝谥号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称惠帝为“孝惠帝”、文帝为“孝文帝”、景帝为“孝景帝”、武帝为“孝武帝”等。据《汉书·惠帝纪》颜师古的注，汉皇室这样做的寓意是“孝子善述父之志”，这一做法也为以后的某些朝代所仿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但却是《孝经》在全社会广为倡行的时代。帝王、皇太子亲自讲解《孝经》或为《孝经》作注的人数之多，超过任何时代。梁武帝亲撰《孝经义疏》，让师傅为年仅三岁的昭明太子（即《文选》的编者）讲授。北魏孝文帝更是让学者将《孝经》翻译成拓跋民族的语言，“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这一时期为《孝经》作注的学者名士更是众多，如何休、高诱、王肃、何晏、刘劭、韦昭、皇侃等，几近百家。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设立“孝友传”，将孝行卓著的人物载入史册。《晋书》中还记载了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手不驱蚊，惧其去己而噬亲”等故事，后来被收入《二十四孝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有些朝代根据《孝经》等文献，对于官民应该具备的孝行，提出了法律要求，违反者要受到法律制裁。如南朝宋的法律规定，凡殴打父母致伤者，枭首；辱骂父母者，弃市；儿子杀父母、弟弟杀哥哥者，一律处以极刑，即使适逢大赦，也不得宽恕；等等。我们先不论这些法律条文是否刑罚过重，它的确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孝”的重视。

隋唐时期，《孝经》广行于天下。唐高宗李治做皇太子时，向父亲唐太宗谈读《孝经》的感受，太宗听后大加称赞，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等到李治做了皇帝，下诏将《道德经》《孝经》列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唐玄宗李隆基对《孝经》的重视，更是闻名于世的。他曾两次亲自为《孝经》作注，并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史，明申劝课。百姓间有孝行过人、乡闾钦伏者，所由长官，具以名荐”。天宝四载（745），玄宗又将《孝经》及注文刻石立于太学，供天下读书人摹写，这便是著名的《石台孝经》。《石台孝经》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由四块青石组成，置于三层石台之上，故名。此后，《孝经》的传播更加广泛。

隋唐时期，来华学习的外国学者、官员络绎不绝，《孝经》以及中华孝道随之传到日本、朝鲜等地。日本大保二年（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学令规定，凡治一经或二经者，必须兼通《孝经》《论语》。据《高丽史》记载，朝鲜光宗光德十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秋，遣使如周，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所谓“别叙”，就是兼叙孔子言论及弟子從学之事。

金、元时期的统治者对《孝经》及孝治思想依然非常重视。金海陵王就曾下诏用唐玄宗御注《孝经》作为课本，在各级学校中教授。元武宗则命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将《孝经》翻译成蒙古文，并下诏说：“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

明清时期，《孝经》成为人们必读必尊的经典。明太祖说《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清代顺治和雍正两位皇帝都亲自为《孝经》作注。乾隆时，宫廷画师金廷标绘《孝经图》，乾隆皇帝亲自作题记，并书《孝经》全文与图相配。

可以看到，与其他典籍相比，《孝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崇高的特殊地位，它既是儒家经典，又是最普及的读物；既被看作人伦百行的纲纪，又被当作科举仕宦的阶梯，影响深远。

《孝经》的现代价值

“孝乃百行之首。”《孝经》作为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作品，其中肯定含有时代色彩，但如果我们能够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此书还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首先，《孝经》肯定了“尊老”“敬老”“养老”“送老”的原则，这在中华孝文化中无疑是具有重要和积极意义的。所谓“养老”，就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子女有义务满足年迈的父母的物质需要， 即尽赡养的义务。父母到了晚年， 体弱多病，作为子女承担“养老”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仅仅在物质上满足了父母的需要， 让父母衣食无忧，还只是尽孝的低层次的要求。在“养老”的基础上还要尊敬父母，那些对父母缺少关爱的子女，是不能称为孝子的。“养老”和“敬老”不应有偏废，即尊敬和爱戴自己的父母，并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才是一个孝子应有的德行。对于如何“养老”“敬老”，《纪孝行章第十》中说：“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这里还需指出的是，作为父母不仅要对子女进行正确的孝道教育，还要为子女做出表率。如果身为父母都不孝敬老人，却要求子女孝敬自己，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为人父母者要想自己的子女懂得做人的道理，尊重父母，爱戴老人，就不仅要重视对子女的孝道教育，更要做孝道的亲身实践者，只有树立自身的榜样去感化子女，孝道意识才会在子女心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也正是构建和谐家庭的根基所在。

其次，《孝经》思想蕴含着有关德治的积极因素，为我们今天倡导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德与法相辅相成，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开宗明义章第一》就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认为“孝”不仅至关重要，同时为德之本，是人伦之基，具有本体性。正如《周易·序卦传》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孝经》中倡导的许多传统美德，如“爱敬尽于事亲”“在上不骄，高而不危”“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等都是由“孝”发展而来的，其核心是对人的心理、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关怀。因此，只有抓住了“孝”这个德之本，对社会的管理才能正本溯源、纲举目张、事半功倍。

第三，《孝经》的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价值。《开宗明义章第一》中，孔子对曾子说前代的圣贤，有一种至为高尚的品行，至为重要的品德，用它可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并问道：“你知道是什么吗？”曾子回答不知道。孔子告诉他，那就是“孝”。可见，“孝”不仅仅是道德，它还可以起到让社会和谐、消除恩怨、天下归心的目的。《孝经》论证实现和谐之道的主要途径，一是每个人都要重视和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对自己的父母守孝道的基础上，广泛地实行仁爱，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和谐，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相处。二是倡导谏诤理念，忠孝并非盲从，要“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事君章第十七》），从而实现家庭稳定、社会稳定、国家稳定。三是推崇谦和的风尚，要虚心忍让、克己复礼、杜绝争斗，因为“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纪孝行章第十》）。

最后，对于《孝经》中慎终追远、追念先祖的思想，我们可以创新性转化为对中华民族传统的了解和继承，从而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增强爱国情感。而孝道中要求的忠君爱国，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忠于国事，以国事为己任，从而增强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