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出差，每次乘飞机回到北京，降落前在近空鸟瞰这个城市，我这个北京土著，都会产生一丝异乡人的感觉。

脚踩到地上的那一刻，我才意识这是北京。但傍晚，乘车从机场回市区的路上，经过一段段难熬的拥堵，各种景物笼罩在浅近的夜色里，我又变成这个城市的陌生人。过去三十年间，它长得太快，大得几乎没有边际，新事物和旧事物此起彼伏，以致面目模糊。

永远能吸引异乡人不远万里迁徙而来，永远有种力量聚集财富，催生梦想，这大概可以证明一个城市的生命力。自城市诞生以来，人们在奔向它的同时不忘赞美它。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代表作《城市文化》中说：“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

城市是人类的一面镜子。它在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并壮大，它的文明与辉煌，对应着人类的智慧与勤劳，它的污浊与无序，也对应着人类的种种弱点。尽管人们一直试图通过城市规划的方式，来实践对城市的想象，但城市的发展永远在挑战既定规划—这期封面故事探讨的“城中村”问题，便体现了城市自然生长的蛮力。

每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大城市，都会在城市边缘或某些特定区域，有这样一个聚集地：建筑杂乱，基础设施滞后，居民缺少应有的公共空间，起居不便。19世纪的柏林、巴黎、伦敦、费城，崛起了形形色色的低劣居住区，它们和崭新的现代化高层建筑一起，构成当时凶猛生长的工业城镇。而在现代的纽约、香港，这种区域依然存在，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舒适程度来看，这些区域都像城市里的“洼地”，狭窄，暗淡，单调，倘若再多些藏污纳垢的角落，也会成为城市的“伤疤”。

现在的中国，城中村也有其自身特点。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速度为史上罕见，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吸纳了周边的农村部分，在复杂的产权关系中，形成了一个能提供低房租住房的區域。二十年来，北京、上海、深圳，都出现了“标配式”的城中村聚集地。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中村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样态，它给一个城市带来了鲜活的气息。

但随着城市发展，人们又总是想改变城中村的面貌，想让它成为城市的荣耀而不是伤疤。自下而上的聚集，自上而下的集中治理，这似乎是中国城中村命运的一体两面。问题是，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既能保持城中村原生态的活力，同时又在复杂产权关系下维护各方利益，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2017年年底，北京城郊的一场大火，使我们的探讨从突发事件本身延伸到它的根源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治理城中村？我们是否找到了好方法？

多位记者针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采访，将深圳作为样本展开剖析，也谈了北京大红门的案例，但坦白说，城中村牵扯太多因素，几乎遍及社会各个层面，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找到确凿有效得方法。我们想把其中复杂性展示出来，希望能为城中村的发展提供更多深度探讨的空间。无论如何，正如芒福德曾援引的城市规划思想家格迪斯和布兰福德的说法：“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实是，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器官，通过它的运行职能实现着社会的转化进程。”城中村对于中国的大城市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存在，是城市丰富肌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