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睿

在如今政府陷入效率低下的僵局、传统政党暮气沉沉时，德国所需要的是创造性地制定出

一整套章程来力挽狂澜，而这并不是默克尔所擅长的

2018年1月12日，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社民党）携手宣布：关于“红黑大联盟组阁”的试探性谈判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在上一届联邦议院中，联盟党和社民党通过组织“中左中右大联盟”组建了政府，被称为“红与黑”组合。如今，在经历此前联盟党同自民党和绿党谈判失败从而陷入组阁危机之后，“红与黑”组合再现回归的现实可能，似乎让这场组阁危机找到了一个明确的解决路径。

但就在1月11日晚，也就是公布阶段性成果的头一天晚上，联盟党和社民党领导人都依然表示，“前进的路上还有很大的阻碍。”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月12日公布的结果是试探性谈判所达成的共识。一般来说，所谓谈判，就是“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但以这次的阶段性成果来看，除了若干两党本来就相对统一的地方，其他的“共识”都是偏向社民党的。在公布的全部达成共识的内容中，三分之二的内容以及60条基本意见都由社民党提出。

两党公布的“试探性谈判成果”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希望： （达到）欧洲政治的突破；增强我国的社会凝聚力，克服已经出现的分裂；使我们的民主重新焕发生机；让人们可以既安全又多样地生活；巩固家庭，使所有人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对未来投资，促进创新，既使我们的福利得以延续，又能在未来同世界的步伐保持一致；促进经济，工作和社会数字化的良性转型；在世界范围内为提高生活条件和增加机会做出更大贡献。”

即使只是从措辞上看，这篇序言也带有明显的左翼风格。“欧洲政治”似乎是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元区共同经济”计划遥相呼应，而社民党领导人马丁·舒尔茨曾在多个场合以“欧洲政治”表达对后者的支持。“社会凝聚力”“均等的教育机会”则出自于左派追求社会公正团结的政治哲学；“对未来投资”更是直接借用了舒尔茨的讲法：对数字化投资就是对未来投资。

在这样的“顶层共识”下，一些具体措施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税收是两党在试探性谈判阶段啃下的最后一块硬骨头。这是因为：如何界定税收标准，关系到如何界定“中产阶级”和“富人”，从而也就关系到两党对自己的定位。在德国，如何判定“左”与“右”，基本标准之一就是如何界定“劳动阶层”和“富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如何区别对待“劳动阶层”和“富人”，因为后者关系到如何理解“社会公正”以及“社团集体责任”和“个人自由”间的关系这两个基本的政治哲学点。两党在对“顶层收入人群”是否增税三个百分点上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最终社民党做出让步，达成不增税的协议。而这个让步可谓是社民党在试探性组阁谈判里做出的唯一原则性的让步。

难民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另一个焦点。由难民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后果中，近来最直接的就是2017年大选结果。德国选择党的扶摇直上和包括联盟党、社民党在内的传统德国政党在本次大选里创下“史上最低纪录”，无不与此有关。以至于有评论认为，2017年大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难民政策的投票。因此，对难民/移民政策的定调，也是本次试探性谈判的重中之重。

早在联盟党同自民党、绿党谈崩之初，关于默克尔政治生命是否终结的讨论就已经出现。联盟党其实不是一个党，而是两个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这两个以“姐妹党”相称的政党，长期以来基本以基民盟夫唱、基社盟婦随的方式相处甚笃。但现在，两党之间也生出嫌隙：除了在若干问题上认识不同之外，基社盟无法不对基民盟在难民/移民问题上过左的做法导致自己被“无辜连累”感到不快。2017年大选，基社盟得票率跌掉十多个百分点，以及紧随其后就2018年州议会选举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里，支持率与2013年相比出现10.5%的下跌，对“势力范围”仅限于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来说是一记重创。基社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积攒的不满经由2017年选举结果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忙着跟基民盟划清界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基社盟高层瑟霍夫和索德尔间的权力之争。

不过，为了共同的利益，两党在组阁谈判中依然亲如一家。只是本次组阁谈判的推进，乃至最后能否组阁成功，取决于社民党而非联盟党。

对联盟党来说，大联盟组阁谈判几乎是避免重新选举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理论上讲，若大联盟组阁不成，联盟党还可以试图组建“少数派政府”，或者重新举行大选，但在这一点上，联盟党和社民党倒是很统一，没有人愿意冒着让选择党这个极右翼激进政党刷出更多票数的风险。

所谓“少数派政府”，是指组建政府的一个或多个执政党在议会中并不构成席位的相对多数。但即使联盟党能成功组建少数派政府，也将面临着议会内反对党势力过于强大导致的决策拖沓、政令难以推行等诸多问题。在追求稳定的德国政治里，少数派政府固然在州层面上已有若干较为成功的先例，但联邦层面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派政府却几乎都是由于议会里突然出现人事变故而作为“过渡期”政府存在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就出现过三次。换句话说，迄今为止，联邦层面上的少数派政府基本是作为应急措施产生的，尚无长期稳定执政的先例。

此外，如果组成少数派政府，默克尔就得放弃她之前熟悉的“沟通者”角色，而必须开始为自己的立场奔走了。

理科博士出身的默克尔执政的最明显标签是实用主义，反映在其政治实践中，就是对事件的应变能力。默克尔的前两个总理任期里，德国能在欧洲经济危机里一枝独秀，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在曾经的乌克兰危机、法国查理周刊袭击等一系列事件中，默克尔的这种能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如今政府陷入效率低下的僵局、传统政党暮气沉沉时，德国所需要的是创造性地制定出一整套章程来力挽狂澜，而这并不是默克尔所擅长的。

已近临界点的退让和妥协

2017年9月24日德国大选竞选结果揭晓当晚，社民党即刻宣布不参与组阁。对遭受了“史上最大失利”的社民党来说，这是维护其尊严、专注党务寻求涅槃的唯一出路。

很难说舒尔茨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一己之见还是党内的意见。当时，现场有很多社民党人都在喊着“马丁马丁”表示支持。在去年12月初于柏林举行的大选后社民党第一次党代会上，绝大多数发言也都是反对组阁的。这些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党内当时主要倾向是不参与组阁。

如今，虽然社民党同意进行回归“红与黑”组合的谈判，但党内的主流认识并不会因为如今参与组阁谈判就有所改变。多数意见依然是对组阁不感冒，特别是对以青年派为代表的党员来说，党内的要务是实行结构上的改革以及重刷本党特色，以期浴火重生。如果同联盟党再次组阁，势必导致为了妥协而不得不与联盟党在内容上“同流合污”，使得自己在政治光谱上变得更加难以辨认。

早在同自民党和绿党的组阁谈判宣布破产之后，社民党内一向反对组阁的核心高层拉尔夫·施泰格纳就立刻跳出来表示，即使联盟党换掉默克尔也不会考虑再次联合组阁。1月13日，试探性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消息公布后仅一天，施泰格纳又公开提出异议，称上述阶段性成果需要“事后再做优化”。与此同时，社民党在萨克森-安哈特的州支部投票中，结果就明确显示，反对与联盟党进行组阁；在黑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反对组阁的声音也很强烈。

就施泰格纳的表态，联盟党官方作出明确回应：“两党之间达成一致的东西就要照办。有其他的想法太不严肃了。”联盟党的主要党员也纷纷在诸如推特这类社交媒体上表示：“那些参与了试探性组阁谈判的社民党党员在几小时后就要求作出大的改动，只是说明了自己的工作完成得非常糟糕”“马丁·舒尔茨需要现在拿出姿态，证明社民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组阁伙伴，以及他本人依然能压得住党内那些旁逸斜出的声音。”

对掌握更多主动权的社民党来说，现在所达成的一切，只是试探性的谈判结果。这个结果还要拿到1月底在波恩举行的社民党特别党代会去讨论，届时才会决定是否真正参与组阁谈判。

此外，由于沒有更好人选，社民党如今依然选择了在大选中惨败给默克尔的舒尔茨当党魁。通过一些利益交换的方式来做“团结工作”，舒尔茨说服了党内反对联合组阁继续执政的青年派。而一些反对组阁的核心党员，则被舒尔茨以为了更好的“党组织工作”的理由边缘化了。在新一届的社民党党主席团里，同舒尔茨立场相左的朔尔茨和施泰格纳在党内的排名已经靠后了很多。

不过，对舒尔茨以及其他支持组阁的社民党员来说，他们在推进自己主张的同时也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一旦不能成功联合组阁，或者成功组阁了却模糊了社民党的既有定位，都无法向党内作出交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现在的组阁谈判中才出现这样的一幕：社民党一边表示愿意组阁，一边姿态强硬，而联盟党不得不委曲求全，一再让步。

同时，联盟党固然出于大局考虑不得不追求“大联盟政府”组阁成功，但它对组阁谈判能做出的退让和妥协也已近临界点。当这种退让和妥协开始威胁到刚刚在选举里遭受重创的基本盘，进而威胁到自身存在的时候，忍让的空间还有多少呢？

对有些国家来说，危机也意味着机遇。但德国是一个宏观政治结构设计和政治哲学都优先追求稳定的国家，大选后长达数月依然没能完成组阁的危机，是会产生不安，还是会倒逼出某种突破，以现在的状况尚难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今的这种局面并不是德国政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