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满宁

1971年，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在纽约大学开设媒介环境学的硕博课程时，就特别强调“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1]即把媒介看作人的生存环境，媒介以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觉地、不受媒体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2]

媒介技术交替之际，媒介环境的健康状况面临巨大冲击。互联网媒介平台占据了新闻传播的主流位置，大量快消性新闻媒介成为受众阅读的主要内容，媒介环境的健康问题成为学界、业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些新媒体平台过于依赖算法和兴趣推荐，大量不健康的时政新闻被拼接，改头换面重新在小网站或都市报出现，再通过公众号、新闻客户端、商业网站重新被主流化进入大众视界，扰乱舆论场上的媒介议程。

2016年，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发布的《新闻媒体健康度研究报告》中提到健康度的概念，[3]指综合媒体覆盖度、媒体公信力、产品体验、内容影响力、事件传播影响力、思想性、品牌口碑等维度得分后给出的综合评分，但只涉及主流商业网站和新闻客户端，着重对媒体个体进行评估，媒介环境的健康度则涉及更广义的概念，并不止是单个媒体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健康程度，而是整个媒介环境的健康程度，包括新闻生产传播链条上各个环节以及整个舆论场新闻呈现的有机传播过程。嫁接于健康传播的相关理论即可知，媒介环境是否健康关系到“新闻”价值延续，关系到社会整体的价值传递。

一、新闻生产与分发的社会化使得传统媒介伦理受到挑战

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伦理是媒介环境健康的重要保证。约瑟夫·斯特劳巴哈（Joseph Straubhaar）和罗伯特·拉罗斯（Robert Larose）在其合著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一书中指出：“媒介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规则”。[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传播研究所教授克里福德·克里斯蒂安（Clifford Christians）[5]曾指出在理论传统和技术现实的基础上，媒介伦理中的热点议题主要包括：社会公正、真实、非暴力与人格尊严。传统时代的专业内容生产中，编辑在记者作为职业内容生产者，其生产行为受到既有知识体系、组织自律、行业规范等各方面的约束，从而提高媒介环境的健康度。

自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和分发全面社会化，职业记者与业余报道间的技术障碍被消弭，媒介伦理对内容生产者、传播者的驯化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传统职业规训对自媒体时代的新信息生产主体不奏效。从对社会真实的追求受到对经济追求的驱赶，新闻生产者以不断降低的伦理标准来采制新闻，以求获取更多关注，并最终转化为更多的收入。这种片面追求速度和热度的社会化大分工趋势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带来新闻和信息的重叠和混淆，让新闻伦理在“名”“实”上背离和扭曲。[6]

1.社群传播超越大众传播成为社会传播的主流传播形式

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近十年来的舆情监测显示，以微信、微博、微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37.3%）已经超过都市报、电视台等传统新闻媒体（20.4%）成为新闻信息的第一落点。[7]新闻服务形式已经从早期的以采编分发为主的自主传播模式转化到以用户资讯需求为主的资讯平台供给模式，新闻和信息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新闻呈现的样态也越来越模糊，如表情包、微信图片等各种方式也参与到新闻文本的生产中来，甚至在传播效果上超越了文字新闻。

在点击量、转发量和评论量等关键业绩指标的导向下，10万+成了传播力的主要指标之一，点击量唯上的考评方式刺激标题党肆无忌惮、“恶”趣味横行，丧失了对内容输出的更深层次的探讨，讨好粉丝，取悦年轻人成为做新闻最大的目标。[8]在新媒体人高呼“总编死了”的时代，受众越来越习惯被“投喂”（feed）。习惯了被算法“喂食”的受众和越来越浮躁、低质量的网络内容，二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另一个恶性循环是越来越情绪化的受众和煽情炒作甚至以评代报的新闻内容。“Post-truth”（后真相）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英文词汇，即指情绪的影响超过事实，技术深度介入的新闻生产时代，真相变得面目可疑，谎话、流言以真相的幌子在网络上肆意流传，而真相却常常不知所踪。

2.多元主体削弱信息传播主体的“议程设置能力”

传统媒体时代，职业生产者的新闻生产行为虽受制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压力，但存在一套诸如真实、理性等被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在这套价值体系下进行的议程设置，打造有序的媒介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调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在舆论场的传播中，符合这套价值体系的优质内容能在新闻选择中脱颖而出，在优质渠道中占有优势、快速传播。

但大数据新闻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新闻生产的主体由过去单一的职业新闻传播主体转变成类型意义上的“三元主体”（职业新闻生产主体、民众个体、脱媒主体）共在的结构。[9]受众看的新闻多来自于平台推送和朋友圈的“信息瀑布”。一方面，职业新闻生产者的信息整合能力、渠道分发能力远远赶不上深谙用户需求的网络媒体、以算法进行技术分发的新兴平台以及拥有强大受众优势的社交媒体平台。个体或者是单一职业内容生产者在大数据时代的议程设置能力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网络媒体和新兴平台的二次发布。近年来的热点舆情事件多首发于知乎、百度贴吧等非新闻渠道，然后快速成为网络热点，传统职业的内容生产者从高高在上的议程设置者转变为了社会话题的跟随者。另一方面，职业生产者受到的监管比互联网平台严格得多，其原本拥有的独家信息源优势却在消减，很多政府部门的公告已不经过媒体直接在“两微一端”发布，职业内容生产者新闻生产“议程设置”的能力进一步削弱。

3.社会化大生产下传统把关人功能泛化与效力下降

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新闻界以公众的名义取得正当性，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是社会真实的镜鉴，媒体是公众的喉舌，职业新闻从业者的存在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为公众服务，至少公众是一种图腾，[10]职业新闻人必须将公益属性视为新闻传播职业活动不能忽视的价值之一，因此在新闻信息的选择和呈现上都有严格的把关。在社交媒体主导的新闻环境中，出现了微博、微信、知乎、贴吧、新闻网站、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化团结”模式下的“组织”机构。“发布式”新闻发掘方式和社会化新闻交流模式，与传统的新闻组织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机制实际上是以接力传播的方式绕开新闻把关，进而对专业新闻生产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大量老旧和恶趣味的新闻被小报或小网站报道出来，又被主流新闻网站转载，最后进入到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市场，原本由专业新闻记者根据传统的新闻价值进行把关和选择呈现的社会现实，已经被社会化大生产万花筒般的立体折射彻底碎片化了。

二、媒介环境健康度的表征及作用机制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结构的变化导致媒介环境的建构不再是职业新闻生产主体一元实现，而是由“三元”类型主体共同决定的，其中由无数网民构成的“民众个体”与其他组织主体、群体构成的“脱媒主体”（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各种大型的有影响的社交化媒介平台），职业新闻生产行为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职业生产行为要和互联网公司进行商业对抗，只能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从而一次次的突破底线，最终导致媒介环境的崩坏。目前新闻舆论场上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表征如下。

1.低质“海量”旧闻翻新，污染舆论场

各平台新闻生产的激烈竞争中，单一时间节点无法生产足够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新闻和信息的边界被有意模糊，看似保证了新闻时效性的刊发却往往容易诱发认知误解，从而对整个舆论场的健康生态造成破坏。2017年5月，央视的《经济半小时》栏目以《重大突破！一滴血可测癌症已被批准临床使用》为名制作了一期节目，随后人民日报官微、央视新闻及新华社公众号等纷纷转发并“点赞”，引起网络热议。但仅仅时隔一天，就有大量的医学专家辟谣并表示，“滴血验癌”的说法并不严谨，国际上尚无绝对的标准。即使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也表示，这是“监测肿瘤”，并非“预测癌症”。这起“健康乌龙”事件以标题党的方式在短时间的扩展到了整个舆论场域。喧嚣的背后，却是细节性的健康知识被模糊化的处理，带来的是整个舆论的错误信息与偏向失误。

互联网平台等脱媒主体通过“价值中立”的“机器抓取”以及分众化信息分发的包装能决定某些新闻是否推送，是否置顶，对传统媒体发表的重磅言论比较重视，深度调查也有一席之地，其他日常报道就显得可有可无，反而用了大量位置来放置花边新闻、社会新闻、“擦边球”新闻和旧闻等。东方网下属频道连续多次发布旧闻，再由百度公司抓取到百度新闻首页，如2017年12月模糊事件发生时间发布《因楼上女人高跟鞋走动，楼下男女踢刀砍人》的旧闻，迅速被抓取到百度新闻首页。新闻呈现的同时，各媒体自动匹配了诸多类似的新闻链接组合成“新闻包”，建构了偏激化的媒介假环境，如“徐玉玉”案发生之后，电信诈骗被大量翻炒；“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爆发后，各地幼儿园虐童新闻和旧闻短时间内爆发……这些对于某个极端新闻热点的突出放大使得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预判会出现偏差。

低质海量的旧闻翻新不断刷新着受众“三观”，挑战受众道德底线，无底线迎合受众的审丑需求，用耸人听闻的新闻来达到吸引流量的目的。但这些低质的旧闻翻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真正的新闻，而是舆论场上的污染物。

2.转发式新闻泛滥，信息核实“接力式免责”导致新闻失实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是一种接力的传播方式，互联网平台受制于新闻生产资质的限制，无法扮演信息源的角色，一些拥有资质的媒体进行新闻翻炒赋予了这些新闻一种“合法的身份”，再经社交媒体、网络媒体、互联网平台大量转发进入社会话语场中。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平台的转发往往用标注出处的方式来免责——自我麻醉式地认为只要标注了出处，新闻核实和判断的责任就属于信源和用户的自我判断。既然不再承担新闻失实的责任，新媒体平台更是不问内容只埋头分发新闻，如2016年8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严肃新闻报道《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 超大城市咋调控人口》，在自媒体转载时被重新拟定了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标题——《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专家：政策清理低端人口》，完全偏离了原文意思，经过各大网站的反复报道，“低端人口”迅速被标签化，并在2017年11月大兴火灾后助长了来势汹汹的次生舆情。只要流量，不要求证，报道时众声喧哗，辟谣时刻意回避，网民高度关注的背后是一些传播主体借炒作新闻事件不断刷存在感、扩大影响的商业野心。

3.情感指向的简单归因报道造成新闻“情”与“理”的背离

受众的需求在升级，好的新闻作品需要尽量理性地还原真实，又要有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一方面，新闻在呈现手法上对于情感的需求越来越高，讲好新闻故事、非虚构写作等研究的升温，就是让新闻在提供理性思考的同时在情感上更加动人；另一方面，相对于过去人们对真相和真理的孜孜追求，后真相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和真理之前，这实际上造成了新闻“情”与“理”的背离。简单归因的煽情式报道越来越多在偏离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大肆渲染某一简单原因。

近年来流行打着人文关怀的旗号进行“脱罪式”报道，凡是犯罪必有情可原，传达对社会的失望和对制度的抨击，如腾讯新闻网在2016年8月对云南盐津一村40多人涉“盲井式杀人”案事件的专题评论——《整个村子策划杀人谋财是“贫穷自我认同”惹祸》，甚至将这些“盲井村”“诈骗乡”“毒品村”等各类案件中的犯罪诱因均归结为是贫困。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报道的《刺死辱母者》一文，基本上是从于欢一方的立场出发来报道的，在新闻报道的平衡性等方面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质疑。

4.失当的报道范式和框架加深社会撕裂

后真相时代，为追求高点击量，新闻的建设性框架往往被对抗式的框架取代，新闻生产者常站在弱势一方,通过选取事实、构建隐喻、关联敏感信息等方式，突出社会矛盾、激发受众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和社会冲突的图景想象,进而引爆舆论、制造轰动效应。

长此以往，这类冲突报道框架叠加上网络宣泄、网络围观和网络助威，使得很多弱势群体借助网络公共平台这个“阿基米德支点”完成了互联网场域的网络“逆袭”，造成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反转，进而出现社会各个阶层都争先恐后给自己贴弱势群体标签的情况，使得社会阶层之间对话的可能不断下降，如2017年11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不少网络新闻不断在强调“中产阶层”的孩子在受虐，中产阶层不断被暗示为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被一篇一篇的新闻报道划分出来很多“阶层”，除了按照职业身份划分的“医患”“官民”“师生”等阶层；按照年龄划分的“油腻80后”“佛系90后”等群体；还有按照地域划分的群体，如2016年4月北京公安局的法人微博@平安北京就“朝阳798和颐酒店一女子被强行拖拽”事件发布通告称5名涉案人员被刑拘。网易新闻等众多媒体在转载使用了《和颐酒店涉案男子昨夜被抓系24岁河南人》这样的标题，突出“嫌犯系河南人”这个本不重要的细节，从而引发《大河报》以及知乎网友对于地域歧视的讨论。

这些采用对抗式思维命名和报道新闻事件，选用冲突性强的新闻素材，虽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但客观上已经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会加重舆论场和社会的戾气，进一步扩大各群体的对立，从而加剧社会阶层的敌视与隔膜。

三、对策与反思：后真相时代的媒介环境之辨

不管是媒介平台的出现，还是算法推荐新闻的流行，技术升级背后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在机器逐步嵌入到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大环境下，需从生产主体着手，优化后真相时代的媒介环境，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1.新闻祛魅：后真相时代新闻客观性的重塑

传统的新闻生产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是共享的、开放的和流动的。在整个新闻活动中，对于新闻生产的三元主体并没有统一的新闻生产标准，来自职业群体内部的惩罚措施在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之下也隐而不彰。

虽然对于个体新闻事件网络也有自净化效应，有可能最终能呈现出“无影灯”效应，但需要时间进行涤荡，待真相厘清显露出来，民众的情绪早已宣泄殆尽，民众的注意力也早已转向别处。对于民众而言，迟到的真相可能就淹没在海量的新闻之中，个体获取的新闻可能永远无法接近客观真实。

而从网络新闻的整体呈现来看，在大数据时代，技术的深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客观真相变得面目可疑，未经核实的流言却以真相的幌子肆意流传，新闻构筑起来的媒介环境和客观的真实出现偏离，新闻传播理性序列逐渐向感性序列转移，新闻与“非新闻”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不断消散，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新闻真实性的内涵与外延都受到了挑战。

因此，后真相时代的新闻更需要引导，新闻与资讯之间的边界应该厘清，新闻与“非新闻”应该明确标识清楚，尤其是涉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时政类新闻报道与评论，应准确界定和明确标示，帮助受众有效地区分，进而对新闻真实性进行严格管理，形成后真相时代新闻真实管理的闭环。

2.有效把关：新闻事实核查机制的建构

新型内容分发平台标榜自己价值中立，以算法进行新闻把关，比人工把关更能摈弃商业和社会等各方面影响，更加专业客观，但在新闻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是把关缺失。只有技术工程师、没有人工编辑的算法推荐新闻生产模式应该尽快向人工协作的生产模式转变。新闻抓取和呈现的算法应该不断在实践中优化。

针对平台新闻接力式免责传播的问题，应该设定一套新的传播规则，将机器的新闻生产也纳入到“谁转发、谁核实、谁负责”新闻生产全链条的事实核查机制中来，并真正用于新闻实践中。

在新闻抓取环节，互联网平台还应该对新闻的数据来源进行把控，选择更为可靠的网站进行基础新闻的抓取，从而避免低质量旧闻污染；在算法分析处理环节，可以人为地提高算法的“道德属性”，改变相关数据的“赋值”，调整数据在新闻呈现中的重要性，在优势位置突出更为重要的新闻，从而将新闻事实核查真正嵌入到新闻生产的方方面面。

3.机器伦理与媒介伦理：后真相媒介伦理的重构

用算法进行新闻的分发是新闻行业的一大进步，有助于帮助受众在信息过载中进行精确的新闻消费，但算法新闻也存在诸多问题。设计算法的人没有内在动力推进媒介环境的净化，他们更多聚焦于如何设计一个吸引流量的产品。算法在新闻把关时往往只能重点关注发布时间等量化信息，按此给新闻排序，思想性等抽象指标的量化在技术上存在障碍。媒介环境中充斥的不是推动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而变成了琐碎事情的滔滔不绝。互联网时代的新闻还有自动链接效应，技术上更加便利的同质新闻包的分发，会放大这种价值把关的缺失，放大局部的极端个案，伪装成一种虚假的常态，引发受众焦虑。

此外，在自媒体环境中，依赖于算法的机器分发不仅要抓取新闻，还要按需分发到个体，因此新闻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私”与“公”界限模糊，往往是重视个体需求而牺牲公共性。这些问题都给媒介伦理带来新问题。算法所代表的机器伦理是基于技术的特性而产生的，机器伦理缺少人文关怀，是刚性的、冰冷的；而媒介伦理是基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而产生的，是更高的价值意义的追求，是柔性的，温暖的，如何实现一柔一刚、一热一冷的整合，在此基础上建立其既有人文关怀精神又有机器理性客观的“泛媒介伦理”，如何实现后真相时代媒介环境的健康回归，是学界和业界未来讨论的重点。在未来新闻呈现的算法更新中，比对历史数据库，剔除旧闻、低质新闻，加强机器选择和分发的把关作用是未来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结语

如同技术对于其他行业的冲击一样，在新闻行业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和鉴赏口味，让年轻一代的“网络原住民”和年长一代的“网络难民”都能保持理性判断，需要重构新闻权威，厘清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价值内涵，重新划分三种新闻生产主体的权利义务，启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守真实、客观、公正的事实规范，这是构建健康媒介环境的必要起点，也是媒介伦理回归的现实路径。

注释：

[1]Lance Strate.Media ecology as a scholarly activity[J].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Association，Volume 3,2002

[2]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8

[3]刘松.新闻媒体健康度研究报告内容成为新闻客户端发展关键因素[N].北京晨报，2006-04-22

[4]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31

[5]郭镇之.媒介伦理研究——热点议题与研究方法.全球传媒评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3-44

[6]张垒.素质问题还是职业危机：新闻伦理困境的再思考[J].新闻爱好者，2013（12）

[7]喻国明.当前新闻传播“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现状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7（5）

[8]褚伟2012.越来越多的公众号运营者追求十万加，但是小心：别让十万加毁了你.[EB/OL].http：//www.itxinwen.com/news/news_11238.shtml，2016-05-17

[9]杨保军.新闻主体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54-70

[10]彭增军.从把关人到公民新闻： 媒介伦理的社会化[J].新闻记者，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