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书峰

引 言

一、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

最早对苏格拉底问题提出个人洞见的是施莱尔马赫，认为在将苏格拉底看作是希腊哲学史上重要的开端人物与这些文学作品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或展现的琐碎平庸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这些作品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他整日忙于回答一些伦理问题，和自己的学徒或对话者讨论何种生活对于人来说是最好的等问题。基于这样的描述，很难看出苏格拉底代表了希腊哲学的新生。19世纪初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描述和观点主要凭借色诺芬的记述，尤其是《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来断定历史中的苏格拉底的观点。*Cf. Louis-André Dorion, “The Rise and the Fall of the Socratic Problem”,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 ed. by Donald R. Morri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21.对此，施莱尔马赫并不认同，对色诺芬的观点进行批判*Cf. A. Patzer, “Einleitung”, in Der historische Sokrates, ed. A. Patzer, Darmstadt, 1987, pp. 41-58.：1.色诺芬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兵士和政治家，因此不能被看作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主要哲学立场或观点的忠实代言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抽象思辨的活动，而色诺芬的作品根本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将其作品作为理解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实不相称。2.色诺芬热衷于为自己的老师进行辩护，但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要辩护的那些立场是如此的保守和平庸，以至于后人很难理解这样一位平凡无奇的哲学家何以吸引像柏拉图和欧克里德斯(Euclid of Megara)这样的青年才俊。而且，根据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辩护，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要被雅典人送上断头台。*Cf. Xenophon, Memorabilia, 1.3.1; 1.1.2. (Xenophon’s Erinnerungen an Sokrates, übersetzt von Otto Güthling,Verlag von Philipp Reclam, 1997, S. 35.)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极力为苏格拉底的守法和虔敬进行辩护，认为苏格拉底被控告崇拜新神灵是因为他宣称有“神圣的指引”(divine sign)，实际上，按照色诺芬的记载，苏格拉底所听到的“神圣指引”与当时的雅典官方权威所听到的声音没有不同，只是雅典人误解了。所以，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是一位具有威胁的宗教革命家，对雅典根本不构成威胁，因为他没有做过不敬神的活动。如若这样，为什么苏格拉底还会以引进新的神明、不钦敬雅典诸神的罪名而被判死刑呢？显然，柏拉图《申辩》的记载更为真实。按照柏拉图的报道，苏格拉底不仅不相信希腊传统宗教中的诸神，认为神圣的存在不依赖于诸神，而且苏格拉底所听信的“神圣指引”根本不同于雅典传统宗教人士的神圣经验。

施莱尔马赫通过对色诺芬的批判，否定了他对苏格拉底记述的可靠性，认为要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唯一可靠的途径是叩问苏格拉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人，苏格拉底的真实历史形象应该远超色诺芬的描述。虽然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掺杂很多个人想象，尤其是为苏格拉底进行个人辩护的动机非常明显，但这不能否定这部作品对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价值，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某些性格特点和行动规则上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冲突。虽然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非正式学徒(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跟随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的认识也大多源自柏拉图的对话录，但他对苏格拉底的描述和回忆，不能排除其运用当时公众对苏格拉底的普遍评价或流行看法的可能性。

二、阿里斯托芬的《云》

自施莱尔马赫批判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之后，苏格拉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初，很多希腊哲学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如罗般(L. Robin)*L. Robin, Les Memorables de Xenophon et notre connaisance de la philosophie de Socrate, Année Philosophique 21, Paris, 1910, pp.1-47.、泰勒(A. E. Taylor)、伯奈特(John Burnet)*J. Burnet, Greek Philosophy: Thales to Plato, London: Macmillan, 1914; A. E. Taylor, Varia Socratica. London: NA, 1911.、迈尔(H. Maier)等，先后撰写了相关论文或专著*H. Maier, Sokrates, sein Werk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 Stellung, Tuebingen, 1913.。伯奈特和泰勒的立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主流看法：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记述对重构历史上的真实苏格拉底几乎没有用处，柏拉图的对话更符合历史上的真实的苏格拉底形象。*J. Burnet, Greek Philosophy: Thales to Plato, London: Macmillan, 1914, p.150.尽管对柏拉图的对话所呈现的苏格拉底形象是不是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存在不同看法，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柏拉图的对话是研究历史上的真实苏格拉底思想的唯一有价值的资料来源。

那么，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的《云》，可否视为重新还原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可靠资料呢？公元前423年，阿里斯多芬写成喜剧作品《云》。他有意创作这部滑稽的作品来揶揄苏格拉底，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有些举止或行动在当时的希腊社会看来的稀奇古怪的。《云》的故事梗概是：喜剧主角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谢若丰(Chaerophon)经营着一个被称作买卖论辩技巧的学园(phrontisterion)。阿提卡的一个富有的农夫 Strepsiades让他的独生子Phidippides去那里接受培训，目的不是为了学习真理，而是为了不择手段地学会说服别人的能力，以对抗那些一直前来强迫他的儿子偿还因赌输而欠下的一笔可观债务的逼债份子。但Phidippides并不想去学习，Strepsiades只能亲自前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只学习到一个跳蚤可以跳“跳蚤脚”的几倍远、蚊子的嘴是不是发出嗡嗡的声音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发明。苏格拉底是坐在一个被悬挂起来的篮子里出场的，因为他可以离开地面，呼吸上面的空气而更能自由地思想。他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神灵的能力都被赋予自然的能力。他热衷于解释打雷下雨等自然现象，认为宙斯根本不存在。他还说服他的学生放下所谓对神的虔敬与正义，过一种自由的、没有伦理拘束的快乐生活(酒色、宴饮、节庆和赌博等)。一开始，Strepsiades并没有对苏格拉底教授的东西有所不满，直到有一次Phidippides和他意见不合而起争执时挨了儿子的一个掌掴，他才忽然醒悟，儿子堕落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种新型的思维方式，是苏格拉底及其同伙。喜剧以Strepidiades怒火中烧，一把火烧了苏格拉底买卖“思想”的店铺而收场，结束了苏格拉底对学生的伤害。

《云》把苏格拉底描述为一个无神论的自然主义者，或所谓的人本主义智者，即当时兴起的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学者认为阿里斯多芬的《云》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是错误、荒谬而可笑的，因为这里的苏格拉底形象显然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大相径庭。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是一位不收学费的教师，他利用对话形式教导学生或驳斥他人，有虔敬的宗教热忱，对科学和自然的问题漠不关心，更热衷于人应该怎样生活或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好生活等问题。笔者认为，不能把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高尚的苏格拉底形象的相似性，作为驳斥阿里斯多芬笔下的丑陋的苏格拉底形象的有力证据，因为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很是相似，但也有很大不同，而且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不是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可靠资料来源。克尔凯廓尔曾认为阿里斯托芬的《云》中的苏格拉底形象最接近真实的苏格拉底*S.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stant Reference to Socrat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将这部作品从关于历史的苏格拉底的可靠资料清单中剔除出去。虽然这部作品不能提供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形象，但至少揭示了苏格拉底的部分性格特点(personalia)、对话方法和物质处境。虽然阿里斯托芬在自己的喜剧中掺杂了很多夸张和戏谑的文学手法，但其作品对苏格拉底研究并非一文不值，至少从他将苏格拉底描绘为当时希腊社会新兴的一种知识分子代表可以看出，在关于如何获得美德方面，苏格拉底与当时希腊社会的传统看法是截然不同的。*T. C. Brickhouse and N. D. Smith,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三、怀疑论与支持论的对立

这种极端的怀疑主义遭到乌拉斯托斯为代表的学者的极力反驳。乌拉斯托斯通过对比柏拉图早期对话和中晚期的对话而发现不同的苏格拉底形象，将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称为早期的苏格拉底(Socrates in the early dialogues，简称Se)，将中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称为中期的苏格拉底(Socrates in the midterm dialogues，简称Sm)*按照乌拉斯托斯的看法，柏拉图早期对话分为两组：第一组主要是诘问式对话篇(elenctic dialogues)，包括《申辩篇》《凯米德斯》《克里同》《欧绪弗伦》《高尔吉亚》《小希皮亚斯》《伊翁》《拉克斯》《普罗泰戈拉》《理想国》(第一卷)(Rep. I)；第二组由过渡性对话组成，写于诘问式对话之后、中期对话之前，包括《欧绪德牧斯》《大希皮亚斯》《吕西斯》《美涅克塞姆斯》《美诺》。柏拉图中期对话包括《克拉图鲁斯》《斐多》《会饮》《理想国II-X》《斐德洛》《巴曼尼得斯》《泰阿泰德》。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包括《蒂迈欧》《克里提亚》《智者》《政治家》《斐乐布》《法篇》。Cf. G.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Ithaca 1991. pp. 46-47.，认为这两个不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至少在十个方面有着明显差异。*G.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Ithaca 1991, pp. 47-49.他提出这样的假设：柏拉图在早期对话中并不像色诺芬那样旨在描述的意义上还原苏格拉底的对话场景、再现苏格拉底的昔日风采，而是更多着意于呈现自己的早期哲学思想，因为柏拉图在其哲学思想的发展早期吸收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洞见；而中期的苏格拉底(Sm)则与早期的哲学发展路线发生断裂，这种断裂的最大特征是柏拉图提出的独立而自存的形式理论(theory of forms)。*按照柏拉图的对话，早期的苏格拉底与中期的苏格拉底有十种不同：(1)哲学的领域(The Range of Philosophizing)：Se是伦理哲学家，Sm是伦理哲学家、形而上学家、知识论者、科学哲学家、语言哲学家、宗教哲学家、教育哲学家、艺术哲学家。(2)形而上学的形式理论(Metaphysical theory of Form)：Sm宣称发展出一套有关能够分离存在的形式和灵魂的形而上学理论，灵魂通过回忆起出生前的知识来学习；Se根本没有这样的理论。(3)哲学研究的方法(Method of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e通过诘问法来寻求知识，但宣誓他并不具有任何知识；Sm寻求可以论证的知识，并坚信他已经找到。(4)灵魂的形而上学理论：Sm具有复杂的三分灵魂论，但Se并不具有，而是将伦理德性的概念混淆，使意志薄弱(不自制)成为不可能。(5)科学兴趣(The scientific interests)：Sm完全掌握当时的数学科学，Se宣称对这些科学没有兴趣，而且在整个早期以诘问法为主的对话中没有给出任何他懂数学的证明。(6)哲学的实践(practice of philosophy)： Se的哲学是大众的，Sm的哲学是精英的。(7)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Sm具有负责的政治理论，按照他的宪法系列，民主应该被放置到当时最差的政府体制行列中，甚至低于荣誉制和寡头制，只是比没有法纪的独裁制好一些；Se没有这种理论，尽管他激烈批判那时在雅典发生的事情，但仍然喜欢雅典和它的律法甚于任何当时的其他城市，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8)对哲学的爱欲：Se和Sm都具有爱欲(Eros)哲学家的称号，Sm的爱欲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在对超验的美的理念的爱中，这在Se是找不到的。(9)宗教的面向(the religious demension)：Se的虔敬存在于对神的服侍以及神对人的要求，而神具有伦理特性，这种宗教是实践的，实现在行动中；Sm的个人宗教以与神灵的沟通为中心，但神是非人格性的形式，这是神秘主义的，实现在沉思中。(10)哲学的研究方法(Methods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Se的哲学研究方法是诘问式的，即通过驳斥持有反对意见的对话者所辩护的命题来寻求伦理真理；Sm是教导性的哲学家，将自己的思想传给意见相同的对话人。Cf. G.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Ithaca 1991, pp.47-49.乌拉斯托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一些文本中，认为是柏拉图而非苏格拉底提出了普遍的形式与具体的个别事物相分离*Aristotle, Met.1078b30.，而且所有有关形式的分离思想都是柏拉图提出的*Aristotle, EN 1096a13、a17.，而苏格拉底寻求的定义对象是针对普遍事物的，这可能对柏拉图的形式分离学说产生重要影响，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将普遍性的东西与具体事物分离开来。*G.Val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Ithaca 1991, pp.145-146.早期苏格拉底的思想作为直接源自苏格拉底本人而进行报道，以至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好像理所当然是他认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的可靠来源，而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则更多是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的口讲述自己的理念哲学。*G.Vlastos, “Socrates”, in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 ed. by William J. Prior, Vol. I: The Socratic Problem and Socratic Ignorance, New York, 1996, pp.144-149.早期柏拉图在对话中所展现出来的苏格拉底具有伦理热忱，是理智主义的德性观代表，其道德心理学使他否认意志薄弱(akrasia或译为不节制)，并且宣称自己一无所知，使用诘问式来反驳那些自以为知道智慧是什么的人。而中期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讲述自己的理念论、灵魂的三分学说和政治哲学。乌拉斯托斯认为，这种早期的柏拉图对话与中期的柏拉图对话在思想进路方面的改变或者断裂，所表达的并不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方式的改变，而是柏拉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的变化。

乌拉斯托斯的假设受到不同学者的批判。柏沃斯路易斯(Beversluis)认为，即使承认乌拉斯托斯所主张的Se与Sm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并不能就此证明早期的柏拉图对话所描述的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镜像。*“Instead, I will argue that even if the Platonic corpus does contain two ‘antithetical’ philosophies, Vlastos has not confirmed his hypotheis that the philosophy of SM is the philosophy of Plato an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SE is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see J. Beversluis, “Vlastos’s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in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 ed. by William J. Prior, Vol. I: The Socratic Problem and Socratic Ignorance. New York, 1996, p. 203.)罗斯也认为，柏拉图对话录本身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明，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苏格拉底学说也可以被看作是专属柏拉图的，和苏格拉底无关。所以，乌拉斯托斯需要外在证明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即需要借助亚里士多德与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说辞。同时，很多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苏格拉底的提及并不能被视为绝对可靠的证明，除非亚里士多德是基于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以外的资料来源而赋予苏格拉底相应的哲学命题。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亚里士多德除了参考柏拉图对话录或色诺芬的作品外，还有什么不同的资料来源可以利用。即使有，我们对这些资料来源也一无所知。*C. H. Kahn, Vlastos’s Socrates, Phronesis 37: pp. 233-258.那么，色诺芬是否可以充当有力的外来证明呢？自从施莱尔马赫质疑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对重构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的可靠性或有用性以来，色诺芬的作品就被排除在具有权威的有关苏格拉底的历史资料之外，因为色诺芬并不是苏格拉底的正式门生，只是出于偶然机会与苏格拉底相遇，而且并未在苏格拉底受审时在场。尽管这样，乌拉斯托斯仍然将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记述作为有力的外来证明，其前提是当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记述与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记述并不相悖时，能被看作是支持其主张的有力证明。问题是，既然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的报道在很多重要的哲学思想方面彼此冲突，那么，乌拉斯托斯如何能够只利用二者关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方面相一致的报道作为外来证据呢？另外，柏沃斯路易斯也提到在那些被Se所肯定的哲学命题与对这些命题的论证之间存在着差异，如果说前者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想法，那么，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对这些想法的论证则属于柏拉图，而非苏格拉底。*J. Beversluis, “Vlastos’s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in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 ed. by William J. Prior, Vol. I: The Socratic Problem and Socratic Ignorance, New York, 1996. p.212.综上所述，乌拉斯托斯用亚里士多德或色诺芬作为佐证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令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四、对比性的诠释

这种对比性的阐释路径仍以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为主，同时兼顾其他作品，尤其是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形象与其他作品中的苏格拉底的形象相互矛盾的地方更值得关注，恰恰是这种相互矛盾之处更能显露出问题所在。另外，是否能够从苏格拉底之后发展出的不同伦理学传统窥见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呢？苏格拉底作为道德典范对柏拉图的学园派、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伦理学的传统产生积极影响，而在漫步学派和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传统那里，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命题则常常被作为对立的立场而加以批驳。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对后来的伦理学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