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的语义也似乎出现了变化。如今，不论城市大小，走在街上，能看到许多“××城”字样的招牌。针对这种现象，本文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旨在对“城”的语义和其发展原因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城”；抽样；义素；变化

作者简介：杨悦（1992-），女，汉族，湖北省黄冈市人，三峡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2

“城”，作为一个常用词，它的意义和用法，本来是不难把握的。但是随着近些年来一些特别的“城”字用法的出现，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手机城，电脑城，还有一些美食城，火锅城等等，“城”字的意义似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那么“城”的定义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汉语大字典》等字典里中，“城”字义项相差不大，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并了解“城”字的语义变化，作者也搜集了一些语料，经统计整合后，将以上所提到的“城”字的义项大致整理成四项进行比较。所归类的四个义项分别是：一、城墙，城郭；二、国都，都邑；三、百姓居住的城市，城池；四、动词，筑城，守城。

本次论文所用到的语料库源自国家语委语料库，一共搜集包含“城”字的语料50000条。年代跨度从先秦到清，共分为7个阶段，分别是先秦及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在对五万条语料按照年代进行初步分类并编号后，得到先秦及秦的语料有594条，汉的语料2971条，魏晋的语料6092条，隋唐五代的语料13803条，宋的语料15678条，元明的语料8692条，清的语料2259条。

鉴于语料的数量过大，作者采用了抽样调查法。此次抽样调查首先采取的是按照年代划分的分层抽样，然后再每个阶段进行等比例抽样。等比例抽样作者采取的是每个阶段抽取2%的语料，根据四舍五入算得所需先秦及秦的语料11条，汉的语料59条，魏晋的语料122条，隋唐五代的语料276条，宋的语料314条，元明的语料174条，清的语料45条。然后根据电脑生成相应数量的随机数，按照编号抽取对应语料。

以下就是作者按照此次抽样调查所整理出来的数据做的表格：

从表格的纵向来看，先秦及秦时期，“城”作为“城墙”义、“国都”义和动词义的数量相同，“城市”义的数量最多，但是和其他义项的数量相隔不是很大，所占百分比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但是到了汉代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发现“城市”义的比例有了很大的一个上浮，由原来的不足百分之五十达到了将近百分之七十，“国都”义也有了较小幅度的增长，而另外的两个义项“城墙”义和作动词用的动词义虽然在数量上较之先秦及秦时期相仿，但是在比例上来说已经是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做动词用的义项，只占了1.7%。魏晋时期，“城市”义的所占比例还是继续增长，达到了77.9%，“城墙”义和“国都”义的数量和比例相差无几，但是与前一时期相比，“城墙”义的比例有所上升，“国都”义的比例却有所下降。作动词义的义项依旧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后的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四个时期，“城市”义的所占比例依旧是远远高于其他三个义项，做动词义的义项所占比例也一直是最低，到了清代数量直接变成了零。

以上就是对表格的纵向分析。除此之外，观察“城”各个义项的走势，对表格进行的横向分析如下：

“城市”义的所占比例一直远远高于其他三个义项，并且从先秦及秦到魏晋时期一直都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此后的时期增长速度虽然呈现出趋于平缓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渐渐增长，最后在清代这一时期的比例高达到了82.2%。再就是其他三个义项，虽然在最开始的先秦及秦时期所占比例相同，但是各个义项的走势并不一样。首先看“城墙”义，虽然开始在先秦及秦到汉这一时期的比例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往后从汉到宋这一段时期一直呈现的是缓慢上升的趋势，宋之后才有了较小幅度的下降；“国都”义的比例在先秦及秦到漢这一时期虽然有了较小幅度的增长，但是此后一直是呈下降趋势，到了元明后才有所回升。做“筑城”或者“守城”义的动词义则一直呈下降趋势，到了清朝时期，语料的数量更是为零。四个义项，到了清这一时期，所占比例从大到小依次是“城市”义、“城墙”义、“国都”义、“筑城”义。

虽然文中的表格并没有包含所有的语料，仅仅是作者的抽样分析，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城”的几个义项的大致的走势，“城市”义的应用范围应该是最广的，动词义应该已经很少用了，其他两种义项还会偶尔出现。

但是，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的意思也似乎出现了变化。如今，不论城市大小，走在街上，能看到许多“××城”字样的招牌，像手机城，电脑城，美食城之类的名称随处可见。这些称呼中的“城”已经很明显不属于上文所提到的四类义项了，是一个面貌全新的“城”。从“城”语义运动的趋势来看，“城”的义素明显出现了扩大或转移，是一种虚化的发散扩展。在这种既强又急的变异中，义素悄悄地变化着，不断产生新的内容。首先，“城”本来是人聚居的地方，“人”是核心，如今“城”的核心已经由“人”扩大到“物”。火锅城里都是各式各样的火锅，美食城里是各种各样的美食。而这种物化恰好体现了全国的经济化趋势。其次，“城”本来是一个有范围限定的区域概念，而如今其义素的变化把它泛化、虚化了，仅仅是为了追求大而全的气派，更倾向于一种标记。像批发城、家电城等这些称呼，当是又大又全又气派了。

“城”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新的用法，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和发展规律的。萨丕尔说：“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种声音和重音，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无可争辩，这沿流有一定的方向。”[1]“城”这种新增加的用法属于一种变异，而变异正是语言生命力的体现，也是语言的研究重点。

语言变异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语言系统内部的变化，还有外部因素。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是我们重要的交流工具，社会生活的变化可以说是语言变异的重要动力。帕默尔说：“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是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是反映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兴趣所在。”[2]中国在实行了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语言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语言中最为敏感的就是词汇，所以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词汇的表现最为突出。“城”的义素的变化和它新产生的用法，与外来的经济文化冲击和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帕默尔.Semantics，Cup[M].1982.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频率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2]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院，2016.

[3]吕叔湘.语言常谈[M].上海：三联书店，198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