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依兰·斯塔文斯++译者+史国强

鲁宾·斯塔夫洛维奇犯案后，听说的人大感意外，纽约那些小报把他称为复印者，《哈泼斯》杂志又强调了这一称谓，但我与此案关联太小：不过是十五分钟的对话，不幸的是，我连这对话的内容也记不大清了。

最先听说他的名字，是在福科希复印社，这家复印社不大，旁边是一座战前的老建筑，我在曼哈顿的大好时光，有一部分就是在那幢建筑里度过的。复印社老板默瑞斯，五十几岁，为人大方，遇到客人光顾，他总是以礼相待，从不装腔作势，如此为人，在纽约城里实在稀罕。

我几乎天天光顾复印社，因为我有材料要按时复印按时发送，我可不希望把复印设备请进家来，所以只好花点儿复印费请默瑞斯代劳。

他总是张开双臂迎接我的到来，若是时间允许，还能在复印机后面的写字台旁和我聊上几句。我们的话题或是扬基队的比赛或是一周来纽约发生的丑闻，之后再为我复印材料，仿佛那些材料是他自己的。他读过我发在杂志上的文章，所以以我为荣，还把我视为他所谓“显要客户”里的一员。“你早晚能让我出名。”这句话他总挂在嘴上。

一次闲聊我大胆地问默瑞斯，来这里的客户，还有他们复印的材料，难道他对这些不好奇吗？

“为什么要好奇呢？”他马上答道，然后又改嘴说：“你真想让我回答你吗？请跟我来。”我随他走进后屋，里面有一个硕大的橱柜，默瑞斯顺手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的复印纸，摆放得有些零乱。

他说：“布鲁克林有位老教师喜欢用生字。我买下复印社以后，想起了他用的一个字：paralipomena，大意是‘价值不大的东西。橱柜里正是顾客遗忘或丢弃的东西。”眼前的景象使我想起了犹太教堂约柜后面存放祈祷册的地方。不用的犹太书籍不能乱扔，因为里面可能印着上帝二字，生怕落入坏人手里被他亵渎，所以那些书要妥善保管才行，等到实在存不下了，才让长者埋到后院。

我说：“这里很像犹太人存废书的地方。”

他说：“唯一不同的是，有家公司每三个月过来一次，把东西收走。我希望废纸能循环使用，不然于心不忍。”

我翻了翻这堆复印纸。

他说：“垃圾，真的。上面印的几乎都是英语，唯独斯塔夫洛维奇先生留下的不是英语。”他说着，用手一指下面的纸堆。我仔细一看，发现纸上印的大概是古闪族语。

默瑞斯不喜歡谈论他的顾客，但所有的纽约人无一不是大大咧咧的，默瑞斯也不例外。他告诉我，鲁宾·斯塔夫洛维奇先生——根据我的记忆，默瑞斯第一次说出了对方的全名——很少说话。斯塔夫洛维奇中等身材，生得敦实，身着黑西装、白衬衫，一双乌光软皮鞋，无拘无束的胡子，一顶亨弗瑞·伯格特款式的礼帽。默瑞斯又说：“他隔两三周就来一次，手里拎个医生用的黑袋子，一般是要闭店时才来，晚上六点左右。他一个人占上一台复印机，然后从袋子里轻轻取出一册旧书，连续复印二三十分钟，之后把书放回袋子，将复印件装入一个塑料袋，结账后离开。怎么来的，怎么离开：闲话一句没有。”

我记得那天和默瑞斯还聊了些其他话题，但唯一吸引我想象力的却是斯塔夫洛维奇。默瑞斯接着说道：“要知道，在一旁看他复印，这是件奇妙的事。他复印东西，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一页纸也不浪费。不过，等他复印完了，总要从里面取出一张——就一张——然后扔掉。至于他的用意嘛，我也不知道。我又不好问他。但我出于同情，把他不要的纸都留了下来。”

我取出了橱柜里纸堆上的第一张。“这张纸给我行吗？”

“没问题。”他说。

我回去后，那天夜里一个人破解纸上的文字。我发现那是用拉丁文翻译的《困惑指南》，作者麦蒙尼德。

不久之后，我在百老汇遇见了斯塔夫洛维奇。默瑞斯对他的描述入木三分。要不是那顶帽子，斯塔夫洛维奇并没有特别之处，这正是他在我心目中的模样：刻板的犹太人，特点并不鲜明，与迪兰希大街上的其他犹太人没有两样。他步履匆匆，神经兮兮的，右侧腋下夹着个塑料袋。我情不自禁地跟在他身后。他朝96街的地铁站走去，然后又继续走过几十个街区，最后来到犹太神学院的门外。他走进一道大铁门，不见了。我在外面等了几分钟，他出来之后继续朝城里走，这一次的方向是哥伦布大道，然后消失在一栋公寓楼里再也没出来。“他一定住在里面。”我对自己说。我真希望与他见上一面。他神秘的身份让我感到着迷：他结婚了吗？他独自生活吗？他以什么为生？他为什么执着地复印旧书？

等我再次遇到默瑞斯的时候，我把跟踪斯塔夫洛维奇的事告诉了他。默瑞斯说：“我感到愧疚，你要找的人未必有灵魂。”

一个月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完一天的课，从校园出来时，与斯塔夫洛维奇进行了一次十五分钟的对话。他正要走进116大街的地铁站。我们二人碰巧一同朝下走。我转身与他打招呼，佯装意外邂逅。“我见过你，不是吗？你是不是福克希复印社的顾客？”

他的回答闪烁其词。“是吗，不见得。我对街坊不感兴趣……怎么？你在复印社里见过我？”

我马上就听出了他的拉美口音。后来报纸，尤其是电视台，也发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你是从阿根廷来的吗？”

“你为什么这么问我？”

“我自己也是墨西哥的犹太人。”

“是吗？我不知道这边还有。或者……”

斯塔夫洛维奇显然是要摆脱我，从身上取出一张月票，从十字门走了进去。我没有月票，只好排队。还好，我在站台又找到了他。他站在站台的另一端。地铁慢慢入站。我走过去继续搭讪。“我发现你在复印旧书……”

“你怎么知道？”

当时我们到底都说了什么，对此我已记不大清。但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斯塔夫洛维奇向我解说他所有的神学观点，等他被捕之后，他又对不同的记者解释了这些观点。我记得脑海里接二连三地冒出来不少想法。我们生存的世界，或者往好里说，我们被迫生存其中的世界，不过是丢了原著的复制品。其中没有一样东西是纯粹的，不过是复制品的复制品。他还说，我们被偶然性所左右，上帝是个疯子，对纯粹的东西不感兴趣。endprint

我记得还问他为什么来曼哈顿，他回答说：“这里是20世纪的首都，犹太人的记忆就存放在这里。但存放的方式令人烦恼，没有人性，要马上改正才行……” “不人性”三个字使我颇感意外。斯塔夫洛维奇显然是要强调这三个字，似乎他希望我牢牢记住其中的含义。

他最后说：“我有个使命：一部著作要表达上帝不可改变的意志，在这部作品里，我要扮演代言人的角色。”

我问道：“你住在上西区？那天我在犹太研究院看见你了。”

但此时的他已经不耐烦了，开始嚷嚷道：“我不和你说话……别来烦我。我没话说，没话说。”

我退了一下，碰巧赶上火车进站。等我上车后，发现斯塔夫洛维奇转身朝出站口走去。

一周之后，小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标题：《复印出来的噩梦》《复印者：不折不扣的贼》，《纽约时报》也在头版刊发斯塔夫洛维奇的丑闻。他被警察抓走，罪名是不停地盗窃并损毁犹太人的绝版著作。

显然，他通过极为聪明的技巧盗取了三百册左右世间少见的作品，其中有几版巴希亚的《心灵上的义务》《巴比伦-塔木德》、阿姆斯特丹出版斯賓诺莎亲笔签名的《神学政治论》、埃及印刷的插图版《哈加达》，无一不是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耶苏瓦等名校的私人藏品。最初记者报道说，他占有这些犹太文物的唯一目的是，以最戏剧性的方式销毁它们：黎明时分在河边的垃圾箱里烧掉。还好，他是在复印之后才下手的。引用一名警官的话说：“斯塔夫洛维奇是个复印狂。他就崇拜复制品。”

他的个人经历渐渐浮出水面。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正统的环境里长大。他被捕时，父亲是耶路撒冷有名的拉比，他总是与父亲发生龃龉，争论上帝的性质和犹太人在俗世里的角色。少年时代的斯塔夫洛维奇确信，非正统机构拥有犹太典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他并不想为那些典籍搬家，他要通过精心安排，制造混乱，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他80年代初在布鲁克林的一次骚乱中明白的道理。监狱的心理学家说：“在他那里，无序才是秩序。其实他早就与正统的犹太人脱钩了，这不免令人感到滑稽。他确信，上帝并没有真正统治宇宙，上帝允许宇宙万物自由运转。模仿神祇的人类应该复制这一方式。”

警察搜查他在哥伦布大道的公寓后发现了不少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复印的材料。箱子上既没有写名，也没有编号，就那么扔在那里，但里面的复印件并没混乱。斯塔夫洛维奇一案就版权和图书馆借阅制度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正统犹太人的敌视，因为他们拒绝走入现代。

等公众的关注稍稍消退之后，我又在复印社里见到了默瑞斯。他告诉我：“这么大一个案子，但警察没来找我。我猜测，斯塔夫洛维奇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一定还找了其他的复印社。他公寓里的三百册图书，我见到的不超过十二册。”

我和默瑞斯继续谈论他这位最著名的顾客，但这件事我越想越不明白。我能想象出关在牢房里的斯塔夫洛维奇，他独自一人，但又并不孤独，不知道他对这些复印后的典籍都做了什么。

数月之后，等《哈泼斯》文章出来之后，一幅完整的画面才变得清晰起来，至少在我的眼里是如此。文章作者几次在狱中独家采访斯塔夫洛维奇，提到一些他不为人知的经历，如，他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与纽约的关系等。斯塔夫洛维奇告诉采访者：“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憎恨正统的犹太教育。教育内容无一不是派生出来的。说西班牙语的拉美人都是模仿者，模仿欧洲，模仿美国，但总也赶不上人家……”他还就纽约发表了一番评论：

母亲死后，我靠她的遗产维持生活。我总以为这座城离上帝最近，不是因为这里纯粹——显然这里并不纯粹——而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座大都市要复印这么多东西。曼哈顿一天复印的纸张不计其数。不过，其他的东西也都是模仿品——建筑、艺术、文学，虽然表面上挺风光。纽约与拉丁美洲不同，纽约不用模仿别人。纽约就模仿自己。这才是原创性的所在。

文章的最后，作者请斯塔夫洛维奇开诚布公地说出他的“使命”，我读到这里才想起，那次在地铁站斯塔夫洛维奇不是对我反复强调他的“使命”嘛。

斯塔夫洛维奇自言自语地问道：“我公寓里的复印件都少点东西，警察发现没有？每册书里都少了一张复印纸，他们检查没有……？”

“你把那一页扔掉了？”对方问。

“当然是我扔的。我要在身后留下一个更清晰、更令人信服的宇宙，我要完成这个使命，但总也没法完成。”

“那些复印件哪儿去啦？”

“呃，这才是秘密所在……要创造一部大作，如实反映上帝不可更改的意志，这卷书要偶然拼成，内容取自其他书籍，在编辑的过程中，我要担当使者，这是我的梦想。但这个使命怎么也没法完成，所以在我光顾复印社之后，就把抽取出来的页码扔进了垃圾桶。”

读到这里我马上想起默瑞斯后屋的橱柜，还有斯塔夫洛维奇的使命：他的目的不是复制，是创造。我匆匆赶到默瑞斯的复印社，他是精明的人，必定不忍扔掉那些复印过的书页。原来那一张还在我手上，但我希望把手放在其他复印件上，十万火急！研究这些材料，研究斯塔夫洛维奇津津乐道的混乱。我自言自语：“这是他给我留下的遗产。”

默瑞斯不在店里，他的助手说，几天之前废物回收公司来过，把后屋橱柜里的废纸收走了。

作者简介：

依兰·斯塔文斯（Ilan Stavans），美国安姆赫斯特学院拉美文化教授、诗人、小说家，曾出版《借来的文字》《编字典的日子》《西班牙语环境》《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等作品，能用英语、西班牙语、意第绪语写作，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最大胆的批评家，最有创新精神的文化学者和作家”。

译者简介：

史国强，山东莱州人，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翻译与文化传播中心教授，出版《喜福会》《赛珍珠》《格利弗游记》《上帝知道》《布什自传》《普京自述》《简·方达回忆录》《灼痕》《暮光地带》《时光倒流》《塞林格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 》和《对话潘基文》等多部译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