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思思

改革开放带来了人的解放

《同舟共进》：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您认为这40年来在经济方面最显著的成就是什么？

周为民：请注意，我们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并不是说改革一直日复一日地推进了40年。实际上在有的时间中，改革的一些重要任务，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方面的一些重要改革，相当程度上是处在搁置的状态。但总的从日历的时间来说，确实是40年了。改革开放40年来，要说经济上最大的成就，有4个方面：

第一，逐步放開了市场，特别是在普通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上一步步开放，市场关系一步步成长，使市场机制逐渐发挥有效作用。一般商品市场的放开显著改变了过去长时间普遍短缺的状态。改革开放前老百姓的生活，吃穿住用行都是有困难的，而现在都有了相当充裕的供给。

第二，和逐渐放开市场相联系的就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这一点很清楚，但目标是在改革实践中逐步明确的，是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才明确的。

第三，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或成就，就是民间经济重新得到了生长的条件。过去在旧体制下，民间经济总体上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了民间经济生长和发展的条件。实际上，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间经济的增长，像老百姓生活的改善也是得益于民间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四，就是开放。从过去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在开放过程中不断明确全方位开放的目标。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主动选择了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对改革也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因为只有开放，才有参照系，才知道应该改什么，往哪里改。通过开放，进一步了解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按照这个方向和趋势处理中国发展的问题，能使改革有更清楚的方向感；同时，在主动开放的过程中，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

周为民：不可否认，目前社会上贫富差距的问题比较突出，民众对此也比较关注。但不能因为现实中有这样一些矛盾，就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改革、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邓小平。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穷是穷一点，但整个社会比较平等，是改革、市场经济造成了现在的社会问题，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改革开放不光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也空前地提高了社会的平等程度。那些以为旧体制下社会比较平等的人，脑海里根本没有中国农民，不了解或说漠视农民的当代命运和遭受过的困难。旧体制下，“出身成分”划出一道巨大的社会鸿沟，所采用的政策、措施，比如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城市福利保障制度……都是一道道无形的壁垒，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机会不平等。

这样的不平等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打破的——比如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权利，有了到城里打工挣钱、脱贫致富的自由，多少人、多少家庭、多少大好青年才能在社会上抬起头来，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社会平等程度？虽然目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社会歧视、待遇、城市落户、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甚至人道主义危机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就是旧体制留下的弊端。现在局面打破了，方向也明确了，需要一步步去解决这些问题，恰恰因为改革还需要全面深化，所以旧体制留下的弊端尚未一下子全部清除。

再比如以前实行简单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的工资都差不多，干活不干活也差不多，同样是农民也差不多。这样的分配方式也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市场化引进了货币的尺度，人们有了钱，特殊的商品、服务、场所逐步向社会开放了。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从这些方面看，我们除了要看到改革开放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外，还要特别看到它的社会进步意义——它促进了社会平等，带来了人的解放，增进了人的自由，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增进了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欣慰地讲过，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中国为什么真正活跃起来了？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人的解放，使得整个社会“活”起来了。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有些人对“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颇有微词，认为现在的收入差距、财产差距突出，原因就是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借此来批评邓小平，否定改革，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想，邓小平当年面对的中国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怎样尽快改变中国人长期普遍的贫穷，怎样甩掉贫穷达到温饱，进一步争取达到小康生活。旧体制的层层束缚下，人的头脑和手脚都被捆得死死的，谁也动弹不得，只能一起忍受贫穷。怎么打破这种局面？就是要突围。所谓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就是一个悲壮的突围命题。用邓小平的另一句话说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杰出地解决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打开了这条道路，所以才有这几十年的繁荣、发展和进步。

共同富裕当然是目标，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忽略这个目标。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他就提出很重要的“富民”思想，反复不断地讲：不改善人民生活，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条。”他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说明的最后落脚点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靠空话、大话、漂亮话不能解决问题，要有可行的途径。这个途径在当时就是改革，就是突围。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那就是死路一条。以“文革”结束为开端，特别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转向了一条生路。过去走的是以僵化的“苏联模式”为代表的路，实践已证明这条路绝不能再走。所以，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说是转向生路，是在生死存亡的境地求生存、求发展。从另一面说，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十几亿中国人奋起反贫困的历史活动。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首先在农村开始，小岗村农民冒死分田是为什么？老百姓偷渡逃港是为什么？endprint

因为没有饭吃。所以，改革开放也是老百姓的突围。因此，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老百姓的生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市场经济是民众的自主经济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到位了吗？

周为民：一些旧意识、旧观念虽然一开始就存在，但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当时整个改革都在顺利推进，全社会普遍从中受益了，这些说法就没有市场了。但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在改革中，尤其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方面，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矛盾也就积累下来。同时，不可否认，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本身是有缺陷的，这样就加剧了矛盾，影响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突出表现在关系民生的几个重要方面，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困境，存在这样一种声音：认为之所以造成这些问题，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搞了过度的市场化，因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去市场化。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什么是市场化？市场化的首要前提就是打破垄断。教育也好，医疗也好，这些领域连市场化的前提都还不充分，垄断仍然存在，谈何过度市场化？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开始进入，但还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主体都还是官办的。所以过度市场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这些领域真正的症结在哪里？在于尚未打破垄断的情况下，让垄断部门得到了自由的定价权、收费权，于是垄断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一些权力机构借这种垄断机会牟取利潤，这恰恰是反市场的行为。改革开放前，老百姓的衣食住用行万般皆难，这种状况是怎么打破的？是由市场化打破的，由于放开了市场，有了足够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形成竞争性的市场，所以才一下子解决了短缺。

腐败的问题也一样，有些观点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把腐败说成是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因为改革，因为搞市场经济，把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都带进来了。腐败是什么性质？腐败是一些官员侵害市场的表现，也就是说，本应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地控制在权力手里，是权力支配资源、控制资源导致的。这也是旧体制最主要的问题。正是因为旧体制下权力控制资源、支配资源配置的方式尚未完全改变，在刚刚形成的市场中，就表现为一些官员侵犯市场。要解决这个问题，恰恰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这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把权力过度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由市场来配置，是根本的反腐败之道。

为什么我们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逻辑认识理解不到位？这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控制一切，这造成国人的一种心理，就是过多地迷信权力的力量，因此对市场总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因为市场意味着民众的自主活动，总认为把事情交给市场就乱了。另一方面，因为不能充分理解市场的逻辑，往往把市场简单化地等同于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这也是不正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要进一步理解市场的逻辑，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理解市场经济是民众的自主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是老百姓作为独立主体，自主进行经济活动，自主创造财富，自主获得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

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改革是下一步改革重点

《同舟共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您觉得下一步改革如何才能实现平衡充分的发展？

周为民：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判断。十九大前，若干年来一直强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提出了新判断，要如何正确理解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要知道这个新判断并没有改变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不是过去那种用“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的根本性质的改变，不是说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变了，或是被另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代替了，而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运动形式，有了新的阶段性特征。我想这样来理解才是恰当的。

怎样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呢？这里的“不平衡”是就发展的空间结构来说的，指的是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按照十九大的新认识和新判断，这个不平衡还包括不同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因为十九大报告认为，群众除了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之外，还有包括像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就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需要了，更多的是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要看到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也需要解决，而不能只发展经济，还要有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不充分”是从总体水平上说的，按照十九大报告，“不充分”更多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上。

按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新判断，十九大后的改革除了经济领域外，还要有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更协调的发展。同时，在公共物品、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应该更充分、更有效。我想，对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同舟共进》：党的十九大后，您认为在经济领域会有哪些改革的重点举措？

周为民：十九大提出了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并明确两个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我认为这两个任务的提出抓住了要领，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现在就集中地表现在这两个问题上。目前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还不完备，缺乏足够的法律和制度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在一般的商品市场、服务市场上，市场机制比较有效，但在要素市场上还不是特别理想。实际控制要素市场、支配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还是行政权力和政府部门，也就是说，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实际上，当前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很多矛盾，其症结都在这里——权力过多地统治了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必须突出地从这两个方面来推进。endprint

防止虚骄是重要课题

《同舟共进》：在反全球化声音不断的今天，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该如何去应对呢？

周为民：这些年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邓小平当年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他说世界给中国的机会不多，这就是一个机会。所以，他反复讲一句话：一定要抓住机遇，千万不能错失机会。”什么机遇？什么机会？就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天下大势。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到现在，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我们的基本判断应该明確，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中断，没有改变。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中国的发展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开放，而且是更高水平的开放。

第二，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我们认识和处理中国发展的所有问题都一定要用全球化思维，一定要从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上来思考中国发展的问题，要顺应这个大趋势，就像中央之前经常讲的：“紧跟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这是不能变的。

第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虚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实力大增，国力显著增强，很有底气了。但恰恰是在这样的阶段，一定要注意防止虚骄。中国人吃虚骄的亏教训太深刻了，有的专家拿出一大堆数据，证明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已经在包括创新能力等各方面把美国甩在后面了。这样的虚骄是要不得的，历史上的教训很深刻。可以回想下历史，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轮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或说现代化运动，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也叫自强运动，有两个基本口号：自强、求富。洋务运动持续了30多年，成绩看起来非常漂亮。到甲午之战前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的经济规模、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当时出现了虚骄的情绪，觉得自己的实力今非昔比。结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持续了30多年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就此中断了。

现在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非常紧要的关键点上。成就很大，实力也空前，这些都是好的，但一定不能虚骄，不能膨胀。要以全部力量处理好自己的发展问题，特别是改革的问题。前面我提到，改革的一些重要任务，以及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方面的一些重要改革尚有待推进，这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排除这些障碍，是难以支撑在新的发展阶段长期的、整体的发展的。所以，这就是今天要以更大的力度深化改革的原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