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梅芳 李 戈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83)

民初以降，随着西医理论与实践影响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的西医师开始呼吁政府推进医学科学化和公共卫生事业。其中，北京的丙寅医学社着力尤多，其成员将医学科学化发展和公共卫生建设的意义从保卫个体健康，提升到强国保种、兴盛民族的高度。相应地，1928—1937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在发展西医教育、构建独立的卫生行政体系、制定各种卫生制度、规范医师群体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尝试和努力。在此背景下，北京的产科医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转变过程，后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有所停滞，至建国后产科教育与医疗开始接上这一时期的轨道得到快速发展。

1 产科理论知识体系的转换

我国传统胎产知识萌芽于商周之际，经春秋战国、秦汉尤其是唐、宋、明时期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出现了《胎产书》《妇人婴儿方》《疗妇人产后杂方》《逐月养胎方》《产经》《达生篇》等医学文献。这些典籍为古代的胎产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其中，《胎产书》《产经》和《逐月养胎方》均列出女子怀孕后“胎相”的变化及不同月份的养胎方式与禁忌([2]，页54—69)。这一由孙思邈、巢元方等医家总结并提倡的“十月怀胎”模式，通过主要经络功能来阐述脏腑变化规律，至宋代陈自明将其奉为正统。该理论将怀孕十月中的每一月视为一个变化周期，从阴到阳，历经五行；胎儿发育始于元气循环灌注于周身的每一重要经络，从内在功能到外在躯体表现均影响脏腑系统。显然，这一理论并不具有现代产科所强调的解剖学基础([3]，页91)。它更多地将怀孕看作宇宙创生的过程，与西医产科学属于不同的范式。同时，尽管中医典籍中有关于胎产的上述理论知识，但临床的指导方针往往并不据此而来，而是更加依赖于超自然力和复杂的仪式；加之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在民间真正实施接生的基本是产婆，偶遇难产情况，产妇家属才延请懂理论的医生做临床指导([3]，页86)。简言之，中国传统的胎产理论与基于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等现代科学的西医产科存在根本差异，且实际助产人员所接受的中医知识有限。北京传统的胎产实践亦大致如此，产婆接生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民国前鲜有人接受正规医学校教育，多通过跟随师傅临床接生，获得经验，继而独立营业。某种程度上看，这为西医理论通过学校教育进入产科医疗留下了空间。民初以来，产科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开始向学校教育转变，正是伴随这一过程，西医产科理论与知识以及接受过相关教育的群体开始渗透并逐渐主导北京的产科医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时北京的综合性医学校和产科专门学校均开始以培养西医人才为主导，其产科教育在基础阶段均以生理学、解剖学和细菌学等西医学为重要内容。

民国时期，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医学校当属国立医学专门学校与协和医学院。清末，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已开设物理学和化学等课程，但医学传授内容仍以中医知识为主([4]，页74)。1912年，教育部筹设医学专门学校，购买原医学实业馆馆舍供该校使用，任命汤尔和为校长。汤先后留日、德学习西方医学，不主张搞中西合璧，而是要办一所专门教授西医的学校([5]，页17)。该校课程体系按照西医教育的要求设置，包括化学、物理、解剖学(含解剖理论、解剖实习、局部解剖、组织学理论、组织学实习及显微镜用法)、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含病理解剖学、病理解剖学实习、病理组织学实习)、外科学(含门诊实习、临床讲义、绷带实习、手术实习等)、耳鼻喉科学、眼科学等课程；其中，产科学与妇人科学课程内容包括产科学理论、妇人科学理论、产科妇人科临床讲义及产科模型实习、门诊实习[6]。1915年，该校附设产婆养成所，是为北京近代产科教育的开端[7]。该所招收18—25岁高等小学毕业或有相当学力的妇女，所习科目除德文、国文等修养课程外，医学主要课程有细菌学大意、实用检查法、绷带实习、助产学、看护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等[8]。

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则一开始施行的就是西医教育模式，采用西方医学校教材。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协和医学堂之后，更是按美国医学教育模式推行8年学制。1925年之前，该校开办了3年预科，开设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基础科学课程，后改为从其他大学直接招收学生，协和医学院的学习则分为临床前期和临床后期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年，主要学习生理学、解剖学、物理学、生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理论；后一阶段为三年，一面上临床医学课，一面在医院接触病人([9]，页92)。其中，经协和医学院、北平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推动开办了清河试验区，并与宛平县政府及北平市公安局协商合办了产婆训练班。该班亦以教授西医产科知识为主，侧重生理学、解剖学和细菌学等西医科学基础，具体课程包括产科生理学、解剖大意、细菌学大意、消毒学及方法概要、脐带处理方法、临床设备与手续、产前及产后护理概要、婴儿护理法、产科用具与药物用法([10]，页149)。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是民国时期北京最早的产科专门学校，同样以现代西医学为产科教育基础。该校的创建人杨崇瑞1917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女子医科大学，1925年留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同时还曾赴欧美多国考察医学科研与卫生教育情况。1929年，在她的极力呼吁下，北平市建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11]，页143—153)。该校的师资队伍基本由具有西医教育背景的人员构成。其中，医务主任杨葆俊毕业于华北协和女子医科大学，讲师常树新、陈桂云、陈碧玺、贾玉荣、田凤銮、屈锦琴、汤润德、周萼芬、叶式钦、于淑安等人则分别毕业于协和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等校，其中有五、六位曾留学欧美[12]。按照杨崇瑞的规划，该校的教学设置根据教授对象的不同，分为讲习班、本科、速成科三种[13]。以上三种类型的学生均以西医产科学为学习内容，相关课程设置包括解剖生理学、护病学、救急法、细菌学、药物学、验尿术、产科学、产科病理、妇科学、育婴学、卫生学、皮科简要、临症讲义、病室实习、模型实习等[14]。

第二，尽管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产婆和助产士接受的西医产科理论知识有多么系统深入，但当时相关卫生机构的人员配置和接生数据至少表明，上述学校培养的西医产科人才已逐渐在北京产科医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当时北平唯一的妇婴保健执行机关——保婴事务所的行政领导和医务人员大部分毕业于上述学校。保婴事务所创办于1930年，由杨崇瑞担任首任所长。在她的推动与筹划之下，该所成为北平妇婴卫生工作的专门管理机构，分别设置了门诊处、候诊室、婴儿诊疗室、孕妇诊疗室、助产士办公室等临床空间，工作职能包括“接生婆及助产士之监察”“孕妇婴儿之检查”“保婴问题之研究”“保婴事务之宣传”“婴儿生死之统计”“母职之训练”六大项([15]，页503)。显然，该所在北京产科医疗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仅以其1934年的人员编制为例，即可知该机构的具体工作实质上已由接受西医产科教育的医师和护士所主导。其中，所长和医员分别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沈骥英和唐润德，具体负责门诊、接生、家庭访视工作的主要是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保婴事务所附设助产士研究班的毕业生([4]，页315)。其次，除保婴事务所外，这一时期北平市负责接待孕妇的门诊、接生、家庭访视等工作的官方机构主要有卫生局管辖的第一、二、四卫生区事务所、东郊分诊所、市立医院分诊所的相应部门。这些机构均在保婴事务所指导下开展工作，其分管人员及助产士大部分亦是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毕业生或保婴事务所旗下的助产士。

再以接生数据为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设产院1929年至1938年10年间接生达33000人次，到产妇家接生13448人次([12]，页236)。同时，第一、二、四卫生区事务所、东郊分诊所、市立医院分诊所的西医师与助产士的接生数量也逐年提升。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接生人数为932人，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接生人数为2307人，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接生人数为1659人(缺第一、二卫生区事务所数据)，三年间总接生人数至少4898人[注]总体数字根据“保婴事务所民国23年度接生人数总计表”“北平市政府卫生局附属各院所妇婴卫生工作年报表(民国24年7月份至25年6月份)”“北平市卫生局保婴事务所民国25年接生人数统计表”汇总而得。具体参见：王康久主编.北京卫生大事记第一卷(补遗)[M].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59—60,77—78, 143—144.([16]，页59—60和77—78和143—144)。当时妇婴卫生最发达的第一卫生区事务所自1926年至1935年，产婆接生婴儿的比例已从54.3%下降至36.2%[17]。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西医师和助产士的接生率在不断提高，但同时产婆仍占据较大的比例。尽管如此，亦要注意到这些产婆中的大多数均为接受过新式产科教育与培训的人员这一事实。自1913年开始，北京的旧式产婆已开始受到政府较为严格的监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管理接生婆规则》，要求各地官署于1931年12月31日开始停止核发接生婆执照[18]。自此，北平透过保婴事务所、卫生区事务所等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本地产婆的培训和监管，未经科学训练的传统产婆身份已逐渐被认定为非法，成为警事系统日夜侦缉的对象([10]，页150)。

2 西医产科临床实践模式的推行

产科重要之处不仅在于理论知识体系，更在于临床实践。西医产科的临床实践主要包括产前检查、分娩接生和产后护理三部分。以此观之，民国时期北京的产科临床亦发生了重要转变。

第一，产前、产后门诊与家庭访视的定期开展。

传统中医胎产理论提供了产前养胎与产后护理的医学参考与禁忌。其中，安胎主治病症包括漏胎、伤胎和因劳损、惊恐造成的各种问题；养胎的药物与饮食指导主要是提供调血、止血、补血药方，并罗列各种不宜食用的禽、畜、果、菜和药物([2]，页40—47)；产后护理主要是防范血晕和痉病，前者主要采取冷水泼脸、强拉头发等以刺激产妇苏醒等物理疗法；后者多用独活、生姜、桂心等入药或采取热敷足底与小腹的办法来解决；在蓐保健主要处理生殖器损伤及产后虚弱等问题，包括冷敷、热疗、食补和入药等([2]，页111—119)。尽管如此，中医关于安胎、养胎和产后护理的上述理论指导，并非现代产科学意义上的定期检查。事实上，除非发生漏胎或产后大出血等特殊情况，一般家庭并不会延请医生或产婆来做治疗或检查，老北京的接生习俗即表明了这一点。凡请产婆收生者，“通例约在产妇临蓐前三四星期，谓之认门，……，至临蓐时，再请其来家接生。”([16]，页401—402)时评曾感叹，一般孕妇大多经过旧式接生婆“认门”一次就已感到满足([10]，页145)。至于产后，产婆的最大作用则是主持“洗三”仪式，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为产妇提供医疗照护，而在于帮助婴儿尽快确立在亲属网络中的位置([10]，页132)。

现代产科学意义上的产前检查是通过对于孕妇和胎儿的定期检查与监护，为其提供一系列的医疗建议与措施，主要内容包括询问病史、推算预产期及身体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宫高、腹围、胎心音听诊、骨盆测量等)，产检次数一般为10—14次；产后检查则主要是了解产妇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子宫、切口、乳房、心脏、胃肠系统等情况，保障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民国时期，北京产科的产前和产后检查与医疗指导已与此接近，主要分为门诊检查和家庭访视两部分。

在产前检查与访视方面，1925年公共卫生事务所开设产科门诊，每星期开诊两次，由助产士专门对孕产妇进行身体检查。1930年保婴事务所成立之后，每周一至周六下午为产妇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孕妇的家庭信息、孕育史、疾病史、妊娠诊断和确认、预产期推算、小便化验(主要检测尿蛋白)，胎心、胎动、胎位确定，以及其他险症的处理(阴道子宫流血、胎位不正、已过产期、疑似死胎、花柳病、肾病等)[19]。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的《孕产妇记录》[20]除登记产妇的年龄、身高、体重、血压、月经、孕育史、疾病史之外，同时检查其甲状腺、乳腺、子宫、附件、骨盆、胎位、胎心等。可见，此时的产前检查内容已与今天的十分接近。甚至，对整个孕期的检查次数与频率的要求也与今天一致。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明确规定“所有产前检查孕妇，均设法使其按照规定来举行，此项规定在前六个月每月来所检查一次，第七八两个月每两个星期检查一次，第九个月每星期检查一次。”([21]，页50—71)配合门诊检查的产前家庭访视则主要是调查孕妇家中环境和日常生活状况，向孕妇灌输常用卫生知识，督促其做好临产准备([21]，页54)。产后检查与访视同样与现代产科的要求接近。彼时，第一、二卫生区事务所的产后门诊主要是记录产妇产时、产后状况、新生儿状况等，如有病症则须请医师诊治；产后家庭访视主要检查产妇和新生儿身体状况，包括产妇的体温、脉搏、恶露、睡眠、营养、哺乳，指导育婴方法等([19]，页18)。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提供的《产后十天察验》《产后四十日察验》([20]，页6)及《产后半年察验》《产后一年察验》([20]，页70)等表格表明，其产后检查与访视的内容主要包括产母体重、乳腺、外阴、子宫、附件等各方面情况及婴儿状况。

从实际开展的工作来看，门诊检查和家庭访视确为保婴事务所、第一、二、四卫生区事务所等机构的主要工作之一。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上述机构共计门诊检查17742人(含产前门诊7993人，产后门诊1149人，其他检查8600人)，家庭访视48185人(含产前访视4245人，产后访视11630人，婴儿访视17752人，其他14558人)([16]，页77—78)。此外，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的产前产后检查工作也逐年提升，从第一年度(1929.11—1930.6)开展产前检查579次、产后检查212次，至第六年度(1934.7—1935.6)分别增长至8667次和3166次[22]。其中，1925年至1935年10年间，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在其负责接生的孕产妇中，产前检查率从1927年的52.4%增长至1935年的100%([17]，页60)。

第二，新法接生的初步应用与推广。

除产前、产后检查与访视外，产科医疗最重要的临床环节在于接生。汉唐以来，传统中医在这方面总结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药方、技术与经验仪式，其过程大约可分为入月滑胎、设帐安庐、临产坐草和难产救治几个部分([2]，页76—111)。至清末民初，中医在临床接生方面仍然较多关注草药滑胎、物理按摩和带有仪式性质的产图及其他仪式行为。相比之下，近代产科在19世纪下半叶却经历了巨大变革，首先是抗菌法及无菌法的普遍推广，其次是氯仿和醚等麻醉剂在产科临床的广泛应用、产钳使用方法的研究成功、机械性扩张子宫引产术的出现，以及内外手法胎儿倒转术的进一步完善([23]，页774)。民国时期北京产科接生的近代化转变，主要体现为新法接生[注]所谓新法接生就是按照临产的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消毒接生。它要求产包、接生者的手、产妇的外阴部和婴儿的脐带四消毒。它要求做到四严、五防、三不准。四严是严密观察产程、严格执行无菌操作、严格掌握阴道检查指征、严防乱用催产素。五防是防滞产、防感染、防产伤、防出血、防窒息。三不准是不准发生新生儿破伤风、不准发生会阴Ⅲ度裂伤、不准发生产褥感染。的应用与推广，强调的重点是消毒灭菌，与之相关的专门器械的使用及难产手术的实施亦体现了该方面的技术变化。

首先，消毒接生的推广。杨崇瑞指出，中国产母及新生儿死亡率之所以高居不下，主要原因在于助产者一不明产科生理与病理之别，无术辨别于前，自不能救急于后；二不知消毒灭菌之法，致产妇发生产褥热或婴儿发生破伤风而死者不尠；三不明饮食卫生之法，使产母在孕期产期产后失宜等([13]，页62)。其中，消毒灭菌之法是当时杨崇瑞等人强调新法接生的关键之处，北京产科临床对消毒技术的强调主要通过培训、督促助产人员推行消毒接生来实现。由上文提及的产科教育课程可知细菌学、消毒学、脐带处理方法等内容为助产士和产婆培训的重点。其中，“细菌学”的教学目标即为讲解各种细菌之性质及其与疾病的关系，并教授学生培养和检察这些细菌的方法及有关防疫知识；“产科学”则详细介绍了产科常用的各种灭菌药水，以及助产士手臂、产妇皮肤、器械、衣单毛巾敷料的具体消毒方法([24]，页1—47)。助产士在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之后，在各卫生区事务所的组织下，定期为产婆讲解接生时的注意要点，且分发已消毒之脐带布扎及婴儿点眼之硝酸银溶液、药品等，并明文规定：“及格者发给执照，准予执行业务，并派人随时监察，接生婆在训练毕业时，由所内授予‘接生筐’，筐内除洗手铜盆两只，接生时所穿布制洁白大襟及护袖等外，即为婴儿眼中所用药品，及其消毒火酒等药品。”[25]至20世纪40年代，杨崇瑞亲自前往产妇家接生，天气炎热亦要严格穿上无菌大衣，带上帽子和口罩，并洗手15分钟，还需带上橡皮手套[26]。

其次，专门器械的使用。涉及传统产婆接生的各类文献对其所用工具的描述常令人印象深刻，包括用产婆的长指甲或者竹篦、锈蚀的剪刀、破碎的瓦片来割断脐带等。西医产科分娩器械最早在教会医院中得以应用，民初国内医学刊物已介绍产钳的作用及使用方法。1932年，齐大医学院编译部对西医产科所用器械和药物做了详细描述，认为绝对必须具备的有消毒器、轴心牵引钳、导尿管、不锈钢钝尖直剪、SPENCERWell钳、子宫内灌洗管、Higginson氏灌洗用注射器、听诊器、橡皮手套、1%的硝酸银溶液、哥罗仿、碘酒等[27]。1934年，教育部规定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等须配备的产科器械包括各类剪刀、钩子、镊子以及克利氏夹子、导尿管、产钳、夹颅钳、断头术钳子、穿孔器、鸭嘴形窥器、子宫填塞器、子宫灌洗器、槽引针、蒙药罩，以及脐带线、棉棒(球)、纱布、消毒过的手套、医师服、套裤等敷料；外出“接生箱”内必备无菌的剪刀、镊子和刷子等器械，以及无菌的接生手巾、纸垫、手套、医师衣等敷料及巴拉分油、硝酸银、来苏、脐带粉等药物([24]，页45—47)。

最后，难产手术的实施。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自建立开始，已教授学生以正常产法、臀位观察、产钳助产观察、内外倒转术观察、施蒙药观察等内容([24]，页41)。该校附设产院的《产时记录》表明，当时接生已有严格的产程划分，并要求助产人员对产妇子宫缩力、胎膜、流血、脉搏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对自产、迫产、希氏法产和手术取产作出区分([20]，页5)。此外，从上文提及的产科器械来看，当时助产士对产钳的使用已得到认可，碎颅术、内倒转等手术已被应用。在实践中，20世纪30年代林巧稚担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生时已开始使用产钳解决难产问题([9]，页309)。1935年，在对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死产案例进行分析时，杨崇瑞亦提到在缓产中使用产钳的情况[28]。林巧稚还担任过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产房手术实习指导教师，学生称1940年毕业时已接生上百个孩子，在她的指导下，已能操作臀位助产、抽出术、徒手剥离胎盘、产钳、内倒转等产科手术([11]，页71—74)。

3 产科医疗的初步建制化

与上文提及的内容相关，这一时期北京产科医疗的初步建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相关卫生行政监管体系与制度法规的确立。

民初，北京的医疗卫生行政组织划归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管理，其第二科具体负责管理医师和产婆。1925年9月，京师警察厅与协和医院商议，成立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事务所。1928年，北京改名北平特别市，成立卫生局，该所更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1930年，卫生局归并公安局，改设卫生科，1932年卫生科缩编为卫生股，隶属于公安局第二科。1933年，北平市卫生处成立，1934年扩大为卫生局。随后，该局分别成立了第二、三、四区卫生事务所等([16]，页15—17)。这些卫生机构的成立，促使北京的卫生行政开始从警察势力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运作的体系。通过它们的运行，与产科医疗密切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逐渐被纳入政府卫生行政监管体系之中。

其中，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工作范围包括“生命统计、传染病管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工厂卫生、环境卫生、卫生教育、疾病医疗等项。”[29]该所的创建源自兰安生(John.B.Grant)的公共卫生构想，实际运作依赖协和医学院和一批留美医学生。其中，杨崇瑞在担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讲师兼该所保健科主任时期，构建了该所妇婴卫生方面的工作框架。这一框架在保婴事务所的职能设置上得到了鲜明体现，如上文所言，该所为全面监管和指导北平妇婴卫生工作的专门机构。在它的主导下，各卫生区事务所、市立医院和诊疗所几乎承担了北平产科诊疗和妇婴保健工作的全部职责。至1938年，保婴事务所一直是北平唯一的妇婴保健执行机关，凡上述工作均由该所办理，并且还扩充设备，附设平民产院，添置病床，以备贫苦产妇免费住院之需([16]，页180—181)。

在建立行政监管体系的同时，北京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1913年，京师警察厅发布《暂行取缔产婆规则》，规定凡产婆营业者须将姓氏、年岁、籍贯、住址等呈报警察厅听候核办；凡产婆有非法下胎或私自打胎，妄为处置畸形生儿等行为，将给予相应处罚或追缴执照[30]。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管理接生婆规则》，在遵办该规则的基础上，北平于1930年颁布了《北平特别市接生婆注册领照规则》，规定请求开业之接生婆必须在公安局附设之接生婆讲习所毕业并领有证书才算合格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按照情节轻重惩以相应罚金[31]。对于那些无照营业的产婆，一律坚决予以取缔，具体执行机关即为保婴事务所。该所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共处罚或取缔接生婆21人([16]，页116)。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助产士条例》，规定20岁以下女子在国内外助产学校、产科学校或产科讲习所学习两年以上，领有毕业证书者或者修学不满两年在本条例施行前执行助产业务满三年以上者，可给予助产士证书[32]。1931年颁布的《特种考试助产士考试条例》对参试者资格、考试的类型、程序及考试科目等做了详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助产士的西医产科教育背景和实践要求[33]。1934年，在此基础上，北平修订了《北平特别市助产士注册领照规则》，规定医师、助产士必须按规则注册领照，对于查明未领照的医师、助产士，令其停业；领有执照开始营业的助产士须将每月接产数目按月呈报给主管部口[34]。可见，此时北京的产科医师、助产士和产婆均已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体系的严格监管之中。

第二，住院接生人数缓慢增加，产科公共诊疗空间逐渐扩大。

民国时期，北京产科诊疗的公共空间主要包括私人诊所、医院、卫生局隶属医疗机构、专科产院等。1919年，留日女医师杨步伟和李贯中联合开办了“森仁医院”，专理妇科和产科。尽管规模小，却也“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一阵一连十五个晚上都在忙接生而不能回医院多呆。”([35]，页217—218)至1936年，北京私立医院主治科目中列出产科的有5家，私立诊疗所中列出产科的3家。其中，私立公益产科医院属于中等规模，发展至1939年有13张病床可供病人前来诊疗，其他医院或诊疗所相对规模更小，医疗设备较为简单，诊疗的医师数量也较少([16]，页362)。尽管对诊治科目范围为“各科”的那些私立医院与诊疗所是否设立产科病床尚不清楚；仅就森仁医院、公益产科医院的情况来看，此时私立医院和诊疗所能提供的产科条件相对较弱，医师出诊接生的情况较为普遍。

相比之下，卫生局附属各院所和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是当时国人在北平提供产科医疗公共空间的主力。据杨崇瑞估计，“1928年左右北平居民百万应有产床600张方能敷用，但当时北平的产科病床不及70张。然而，事实是北平很多家庭的状况不适合在家分娩，虽遇到富有经验的产科专家照料，也收效甚微。因此，十分有必要将大多数孕产妇的分娩空间由家庭转换到专科医院，她希望通过督促政府开设更多的专科产院以解决该问题。”([13]，页63—64)也为此，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新立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附设病床10张，正式接纳孕产妇([11]，页89)；1939年增至40张([16]，页364)。实际上，1929年至1935年该院接生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其中，第一年度(1929.11—1930.6)在院生产仅125人，发展至第六年度(1934.7—1935.6)在院生产增加到1538人([22]，页36)。

相对于门诊和家庭访视，接生工作并非北平市卫生局附属各院所工作的重点，但仅从1935年至1937年的部分数据来看，这些机构也承担了一定的来院接生工作。其中，1935年2月至4月送院接生59人([16]，页37)，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送院接生311人([16]，页78)，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送院接生331人([16]，页144)。显然，这一时期相对于产前、产后门诊检查工作，接生环节的空间公共化程度并不高，大多数依然由助产士或医师前往产妇家中助产。但相比于清末，如果再加上各教会医院的住院接生数据，20世纪30年代北平产科诊疗空间的公共化程度包括住院接生率确有一定的提升，专科产院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并开始进行建设；分娩接生总体上呈现出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转移的趋势。

第三，相关医学团体的成立及其对产科专业化教育的推进。

1937年之前，北京最重要的产科专业团体为北平市助产教育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推动北京乃至全国产科专业团体的建立和促进产科专业化教育的推广方面贡献卓越。

1928年，杨崇瑞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作题为“我国助产教育”的报告，阐述了助产教育的必要性及产科教育计划，提出应设国立产科专门学校，并配套附属专科医院以供学生实习和社会之需；由此拉开了北京及全国产科专业化教育的序幕。该提议获得时任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的支持，经由北平市卫生局任命，由李德全、曾宪章、杨崇瑞等五人组成了北平市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即筹设北平市卫生局接生婆讲习班及助产士讲习班，同时还拟具了“中国助产教育意见书”呈准教育部，成为中国助产教育的催生剂([11]，页149)。在该委员会的呈请下，1929年卫生部和教育部批准成立了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任职委员除教育、卫生部各派两人外，还聘请了医学专家及热心赞助教育事业的人士。第一届委员会委员9人，由颜福庆兼会长。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模范助产学校，处理并保管助产教育专款，审定助产教育标准和审查公私立助产学校([11]，页76)。1930年，教育部下设医学教育委员会，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更名为助产教育专门委员会，下设助产、护士两个专门委员会；并筹设国立中央助产学校，亦由杨崇瑞担任校长。1933年，为联络各地助产士感情，共同研究和推进产科学术，促进助产职业教育发展，杨崇瑞进一步推动成立了助产学会，由她和杨葆俊担任顾问，凡国内外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公考合格之助产士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保证经本会审定后皆得本会会员[36]。

通过筹备和多年主持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杨崇瑞不仅开辟了学校与产院相结合的产科教育与实践模式，还为此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和课程体系，同时还创办了《第一助产学校年刊》、《助产学刊》等学术刊物。北平市助产教育筹备委员会尤其是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推动和示范效应，效果显著。据统计，该校自1929年建立至1952年撤销，共培养本科学生32届，毕业生共450多人。办助产士训练班4次，毕业学员22人，护士助产特科8个班，毕业学员50人，助产士研究班5个班，毕业学员48人。此外助产士师资训练班毕业16人([12]，页236)。在杨崇瑞的倡导和坚持下，这些毕业生先后被分配到陕西、青海、甘肃、四川、贵州、河南、浙江、山东、南昌、海南岛及河北清河、定县等省、市、县创办助产学校，开展助产工作。至1937年，中央各省、市立案的助产学校已有54所，其中十几所学校有附设产院([11]，页5)。至此，北京的产科教育模式与经验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推广。

4 小结

综上，1912年至1937年间北京产科医疗近代化转变的主要表现可归纳为三个相互交织的方面：

其一，通过西医学校教育和西医师的努力，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产科学逐渐取代中医胎产理论成为民国时期北京产科医疗领域的支配性话语。并且，透过现代产科教育与政府卫生行政的共同推进，借由国家权力的介入，自民初至1937年之前接受过西医产科教育或培训的助产队伍开始在北京产科医疗领域占据重要甚至主导位置。

其二，产科医疗逐渐从民初由传统产婆前往产妇家庭认门、看胎、旧法接生转变为由接受过西医产科教育的产科医师和助产士进行规范化的定期产前、产后门诊检查与家庭访视，进而初步应用以强调“灭菌消毒”为核心的新法接生技术。同时，产科器械的配备和西医产科手术的开展亦有较大的发展。

其三，产科医疗逐渐走上了建制化的发展道路，主要表现为设立了专门化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从产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监管，相关孕产数据的统计调查，以及实际的门诊、出诊到家庭访视等产科医疗的各个环节均被纳入政府卫生行政监管体系；住院接生人数增加，专科产院出现，诊疗空间的公共化程度逐渐提高；在杨崇瑞等西医师的努力下，成立了相关医学团体，积极推进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产科专业化教育和产科人才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