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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环保意识的考察
——以日本垃圾回收为例

2018-02-07黄健翔王晚明苏布道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8年35期
关键词:垃圾处理受访者问卷

黄健翔,王晚明,苏布道*

(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1 日本垃圾分类

日本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地震火山频发。环境影响文化,催生出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1]。危机意识影响环保意识,从高速经济成长期爆发“四大公害病”到21世纪环保大国,日本循序渐进走上垃圾分类治理的道路。

首先,日本制定了详尽的制度来促进垃圾分类。以《基本法》为循环型社会的框架下,先后制定了《家电回收法》等多部法律作为补充,对垃圾回收作出了分门别类的规定。同时,每年制定明确的排放和循环目标,并为达成目标发布了《环境白皮书》,其中包括排出量、循环率和每年垃圾增长率等数据,及时向外界公布。这既促进了学者对于相关数据的研究,也让居民了解到目前的垃圾分类处理情况,增强其成就感。

其次,在法律中确定国家、都县、企业和个人的职责和义务,并通过教育进行宣传,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垃圾分类进程中来,提高了参与积极性。再辅以奖惩措施,如每年环境部对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的个人、企业或团体进行表彰,形成崇尚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最后,政府促进垃圾分类回收产业化,对垃圾分类实行计量收费,并扶持相关产业发展。日本政府制定政策和督促政策落实,具体事项则是委托企业进行处理。在日本回收垃圾按垃圾类型向居民收取处理费,再加上一定的财政扶持,促进日本垃圾处理产业的发展和垃圾分类回收工作。

总之,日本在垃圾分类回收方面不断完善垃圾处理的基本设施,以全面宣传教育为基础,通过细致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各主体的责任,同时辅以道德压力和奖惩措施来促进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回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

2 中国垃圾分类现状

“垃圾围城”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城市垃圾占地危害公共健康,引起了居民的强烈不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城市垃圾处理。根据环保部发布《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6年我国全国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8850.5万吨,并以7%至9%的增长速度逐年增加。面对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产生量,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垃圾产生量和增加垃圾处置量?垃圾回收问题成了困扰城市发展的一大难题。目前垃圾处理存在以下问题。

2.1 配套设施不完善,处理能力弱

简单的处置方式露天堆放和填埋焚烧已无法满足垃圾的回收需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垃圾填满占用土地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紧缺。垃圾焚烧造成粉尘上扬,并散发出恶臭,在浪费能源的同时造成了大气污染。

2.2 居民意识有待提高

近年来,随着环保支出的增加,一些城市正在改变“垃圾围城”的困境。但由于其起步较晚,城市垃圾处理面临层层困难,学术界相关的理论研究偏少,无法给予决策者准确的建议,进而阻碍了垃圾分类意识的形成。另外,相关知识宣传力度不大。目前除学术界开始垃圾分类回收的研究外,管理者以及普通市民对于垃圾分类回收的概念以及重要性并不是很清楚,我国垃圾分类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3 中国垃圾分类意识

由于我国国情,垃圾分类涉及各个主体,改革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如社区方面,该如何协调社区、居民和环保企业的垃圾处理职责关系?企业方面,在现阶段提倡垃圾处理有偿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下该如何确定收费制度?政府方面,应该制定怎样的法律来支持垃圾分类处理?

居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作为垃圾处理末端的居民既是垃圾的产生者,也是垃圾处理的参与者,并不是说垃圾扔完就处理完了垃圾,在垃圾分类处理的工作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居民去做。如果居民有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也就容易推行垃圾分类。同时垃圾分类作为居民行为的选择结果,受到居民主观心理的影响,因此,对居民态度的分析十分有必要。

3.1 问卷设计

为分析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感知居民想法,问卷依据我国垃圾分类回收现状,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方面研究验证方法[2],设计了20个问题,包括居民个人基本信息、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对学习日本相关经验的看法和影响垃圾分类因素4个维度来寻找突破口,以提出合理化建议。

3.2 问卷回收

问卷正式发放之前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了能效度检测,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了部分的修订,对于不合理的题目进行删改,之后形成最终问卷并进行发放。共收回问卷222份,包括在线发放电子问卷和线下的纸质问卷,经过整理阶段和检测阶段的剔除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11份,问卷回收率95.05%。

3.3 问卷分析

3.3.1 信效度检验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0.0对问卷进行分析,得到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大于0.8,问卷信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3.3.2 数据描述分析

从问卷样本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占41.71%,女性占58.29%。职业方面覆盖面广,涉及学生、高级专业人士(金融、法律人士、教师、医生等)、科研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自由职业人士,其中,高中学历及以下占比较少,为6.16%,大专本科占比75.52%,研究生及以上占18.32%,受访者普遍受过高等教育。

在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方面,90%以上的受访者对“绿色环保”有一定认识,但清楚垃圾分类知识的人数只占其中的15%,说明受访者对于垃圾分类了解程度不高,垃圾分类知识仍需普及。

在垃圾分类回收宣传方面,大部分受访者在身边可发现垃圾分类宣传。在没有的情况下,88%的受访者觉得设施好的话可以尝试进行垃圾分类。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其周围垃圾分类情况很不理想。由此可知,大部分地区已开始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但由于起步晚等原因仍存在着宣传不到位的情况。

在垃圾桶的选择上,76%的受访者选择使用分类垃圾桶,在见到有垃圾分类桶时,会按照指示进行垃圾分类的人数占比就下降到59%,选择的理由是卫生环保和减轻清洁人员的负担,说明受访者主观上有一定的观念,但行动力亟待提高,如有一定的压力或动力,这部分人群的垃圾分类可以做得更好。

在垃圾分类知识及来源方面,95%以上受访者知道或至少听过垃圾分类。其中超过一半受访者是通过电视媒体、社交网络及政府宣传来了解垃圾分类知识,说明随着网络的发展,社交媒体在宣传垃圾分类方面成为有效的方式。另外,还有5%的受访者完全不知道垃圾分类的知识,对于这一部分人群,如果能够利用网络媒体,再辅之以政府宣传,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

在关于受访者对日本垃圾分类回收态度方面,有56%的受访者表示听过日本垃圾分类回收并赞同日本垃圾分类回收的经验,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可以适当借鉴日本垃圾分类回收。而在垃圾分类方式方面,40%以上受访者知道将垃圾分成“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厨房垃圾”和“非厨房垃圾”、“干垃圾”和“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这4类,说明我国在垃圾分类回收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支撑。

在垃圾分类困难的来源方面,受访者普遍反映居民相关意识淡薄,缺乏垃圾分类知识,垃圾分类过程中设施不够完善。在调查中有不少人对于垃圾分类回收话题不了解,并放弃接受调研。受访者认为设施的不完善是垃圾分类的阻碍,这印证了上文提到的设施改善能促进垃圾分类这一结论。

最后,有44%受访者表示会做到垃圾分类,2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出台规定会遵守,此外仍有31%的受访者对我国垃圾分类持观望态度,并表示目前很难做到垃圾分类。如果有关部门出台规定,会促进这25%的受访者去做到垃圾分类。对于剩下的31%,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让他们相信目前我国有能力做到垃圾分类,这不可能让政府单一主体去做,日本“多主体参与,协同促进”[3]的垃圾分类体系值得我国思考。

4 日本垃圾分类回收经验

调研中,不少受访者对日本垃圾分类回收表示赞同。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借鉴日本的经验可以让我国在垃圾回收方面少走弯路。

4.1 完善基础设施,助推产业化

推进垃圾分类处置基础设施的完善,重点开展垃圾转运和分类清运设施的建设,在垃圾产生、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各个环节都应该统一科学规划。在现有垃圾分区管辖的基础上,增设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和垃圾分选场。在源头对垃圾进行分类,提高分选回收效率。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垃圾处理按条件收费。政府将垃圾回收处理交付企业,对有能力开展垃圾分类的企业发放许可证,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吸纳资本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建设和运营上来。遵从“谁产生谁处理”的原则,落实主体责任,在有条件的区市推行垃圾分类处理有偿制,促进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长效化。

4.2 健全法律制度体系

有效的制度法律可以促进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回收的意愿,在促进政策的长效化与连续性的同时,也以一定的压力、动力以及足够的时间让居民去适应和做到生活垃圾分类,可以在总体上落实现有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垃圾回收制度,不断健全相应的管理法律和制度,对不同的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细致规定,奖惩分明,进一步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4.3 多主体参与,多样化宣传

虽然前期应该有政府来主导,但是垃圾分类处理并不能只靠政府来做,应该促进居民、政府、社区、学校、媒体和企业的多方面参与。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多主体参与的方式,推进“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体系建立。促进居民社区、学校媒体等多主体参与到垃圾回收中来,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联合社区,加强对各企业单位以及个人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在现有的“三包”清洁制度的基础上,深化垃圾分类回收的网格化作业。

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辅以社区宣传,充分发挥媒体导向作用。企业事业单位可将垃圾分类处理写入规章制度中,将分类理念深入产品,积极宣传和践行垃圾分类,并承担相应责任。

5 结论

日本垃圾分类回收取得巨大成功离不开细致的法律制度、完善的设施、全民参与和宣传教育等。目前,我国已开始对垃圾分类的探索,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可以在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的同时,从法律和教育方面入手,培养居民分类意识,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以法律为强制手段,辅以教育的道德手段,以一定的压力和动力促进居民做到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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