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晶晶 葛涛安

(1.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江苏 南京 210001；2.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江苏 淮安 223001)

从革命党成长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以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文化领导方式的变革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事实上，文化领导权的有效争夺与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经验和战略出发点。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顶层设计，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下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也开启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构而言，其任务更加复杂和严峻，也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期待下进一步提升建构能力。面对新形势和问题域，回顾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实践，总结其基本经验，对进一步实现文化强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一、从文化工具到文化秩序：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阶级功能实践中的文化领导权争夺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入与文化的宣传工具作用

20世纪初，在运用报刊、研究会等宣传教育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文化已成为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政治的独特介入方式。此时文化领导权聚焦于文化宣传工具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推动作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权。一是积极创建报刊、研究会，打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以争夺舆论主导权。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随同其他社会思潮一起被引入中国的。对早期共产主义者而言，亟需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正当性。陈独秀在上海筹办《新青年》《共产党》，李大钊在北京主办《劳动音》，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董必武在武汉主办《武汉星期评论》，以利群书社为主阵地，毛泽东在湖南成立文化书社……借助报刊与研究会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黑暗之批判、封建传统思想之批判、其他社会思潮之批判中验证了自身的科学性和适用性，用真理力量抢占舆论制高点。二是以文学阶级性的论争明确无产阶级文化领导任务，确立文化改造的主动权和理论主导权。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阶级理论中意识到了文学的阶级倾向性，围绕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阶级、文学与生活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论争，并提出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任务：动员无产阶级来影响引导革命文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将文学的本性概括为美术地、绘影绘声地描写历史的事实、当日的现实。瞿秋白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等文章中引入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在文学发展规律上论证无产阶级文化取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必然性。通过论争，文学的创作理念和目标任务得到了阶级性的明确和改造，确立了文化形式改造的主动权。而这种阶级改造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大众化，使其掌握理论的主导权。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功能的实践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社会批判、理想论证转向了现实主体政党的传播，自觉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阶级教育转换。这种转换的意义在于，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地在各领域争夺文化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更在放大教化功能的同时将宣传工具本身纳入教育、规制的对象。我党开始真正以治国战略的高度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旗帜鲜明地争夺文化的绝对领导权。

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宣传以及革命精神的培育功能，着重解决以什么思想领导的问题。毛泽东对我党的定位是“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1]因而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战争前线，共产党一直未放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和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以使共产党人自觉掌握批判的武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2]

第二，将抽象的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转译成共产党这一现实主体，明确由谁来领导文化权的问题。一大时党的纲领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二大则明确提出党作为斗争的旗帜，共产党人进一步将其转译为“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这种普遍陈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更为坚强、更为明确的主体符号——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正统性的塑造、党派形象的区分、革命精神的凝练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宣传转化为有目的、有组织的政治观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在艰苦的斗争过程当中，不断锻造形成了共产党人实践性的精神、品质，也得到了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使革命英雄人物成为了文化生产鲜活的素材，也使党真正掌握了意识形态认同这一领导权本质。

第三，在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的促进中明确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途径和载体，多形式争夺话语权。毛泽东曾明确提出，革命文化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助战线。有效争夺文化领导权，必须要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3]这样一来，文艺不仅在政治目标中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党性，更在紧密围绕党的实际宣传工作中注重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共产党人一是以革命故事、革命歌曲、戏剧表演等通俗易懂的文艺方式在军队中引起一种坚忍、系统的党组织纪律宣传运动，并进行典型、榜样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激发战士保家卫国的爱党抗战热情。二是在面向各阶层群众的强调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细化共产党的形象，走革命性群众文化路线。三是全面出击，扩大战线以争夺电影、广播等领域的话语权。1930年，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和“剧联”成立，逐渐将电影作为“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1932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式建立了党的电影小组。从一开始，共产党就积极将宣传政党、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专制联系起来，将电影、广播电台视为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工具，发挥其在宣传、教化方面的作用。

第四，通过组织架构和文化秩序的确立，巩固文化领导权。为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我党一直注重党对宣传机构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一大普遍要求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产业工会，宣传机构必定要掌握在党的手中，不得登载违反党主义、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二大提出“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5]1930年，共产党领导成立“左联”。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1949年文联成立……通过组织架构的建立，一方面防止文化界的“同室操戈”，团结各方力量。另一方面以有文化的革命者的联合发挥革命的一翼作用。我党开始有意识地组织文化界参与革命实践，促成了中共中央直接抓文艺的领导系统，进一步巩固了文化领导权。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就文艺工作者的使命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确立了文艺发展的标准、秩序和权威。这包括文化创作的主题选择、写作方法、文艺的斗争性等，形成了我党注重文艺政策的经验和传统。至此，中国文艺走入了统一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领导权时代。

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建设形态转型中的文化领导权变革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事业与文化领导权权威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实现的政治目的不再是民族独立、解放，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推进以及新中国的建设。面对依旧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斗争，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亟须建立正确的舆论立场导向，以此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地位。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明确文化领导权的阶级立场。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6]而这种合法性首先指涉的则是价值认同。因此，文化领导权必须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是继续明确“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文化事业从一开始就确定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福利性目标，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二是明确“党组”在文艺阵地领导层的核心地位。在“全民办文艺”、“全党办文艺”的动员下，党组领导亲自抓文艺，形成层层下达、逐级负责的体制。毛泽东“一再指出各省省委要抓文化工作”，“每个省委第一书记都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我们过去一个时期抓农业，现在抓工业，文艺工作也要抽出时间来抓”。[7]此外，党组还决定着重要刊物、出版社、剧团等文化阵地负责人的升迁任免，以通过最有效的选择和最节省的成本达到治理目标。三是明确文艺创作的阶级高度。文艺创作应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融合。而这种政治标准逐渐演化成为文艺创作的“宏大叙事”语境，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地被托举到高度精神化和充满激情的存在水准。阶级高度、宏大叙事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显性特征。

第二，通过“计划”“统购统销”的方式限制文化的资源分配，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在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通过“计划”、“统购统销”的方式限制了文化的资源分配，实现了国家对文化领域的有效动员和控制，抑制了“市场文化”生长的可能和空间。依托计划经济体制的“分层、分类”格局，不仅文艺作品出版、发行、放映的范围严格地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分界划分，形成“中央与地方”的等级关系、各地方之间的共存关系，而且在进入“市场”的作品分类上也有着明确的分工，不存在竞争关系。

第三，依托单位建制将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政治体制轨道，统筹文化领导的载体和方式。1953年，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全面进行。通过政策导向和舆论压力的方式，国家对文艺剧团、新闻出版、图书出版、电影等实行了公营转向，以此确立文化行业的“事业单位”属性。通过单位组织化的建设，文化工作者的工资、福利乃至生老病死的全部都纳入了国家体制。由此，国家以身份管理统一了文化管理主体和对象，实现了对文化的全程监管，进而统筹了文化领导的载体和方式。

第四，通过批判和“运动”方式实际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更好解决当前文化和社会主义方向不适应的问题，我党始终注重批判和“运动”方式对文化领导权的改造和争夺意义。毛泽东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8]1951年我党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3年批判梁漱溟思想，1954年展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65年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时期的各种“文化运动”更是将文化领导权原先的非强制性以斗争和强制的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逐渐趋向于以政治上的统一管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影响和介入方式。但其结果只能是造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体化”文化专制和以“斗争”、“专政”、“革命”为特质的“革命文化”新传统。

(二)市场化转型下的文化产业与文化领导权的变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党和政府开始在市场化的“生产——需求”当中展开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作为新的文化建设形态也逐渐获得合法性地位。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也是我党文化领导权问题上的重大的理论革命，原先行之有效的文化领导权争夺方式如单位建制、计划资源分配、批判运动等也都不复存在，文化领导方式发生着重要变革。

第一，重建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确保党的文化领导权。一是“以斗争求繁荣”的文艺治理观得到重新认识，更新文化领导权争夺的话语体系。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9]并将文艺建设紧密联系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目标、方针、针对对象的变更也使得文化领导权讲述的方式得以更新。二是坚持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两手抓。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市场化转变着文化建设形态，也使文化领导权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这包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合法性质疑；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下的意识形态结构挑战；国际文化多元下的“非意识形态性”表征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和抗拒；社会阶层分化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新旧价值观的冲突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基础。党和中央一方面加强主旋律的正面宣传，另一方面坚决进行思想领域的斗争。1983年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986年12月，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三是以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支撑抢占舆论制高点。为配合文化体制转轨，国家在这一时期主动做出理论和舆论支撑。在理论上，我党不仅加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探究，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事业建设等做出进一步理论研究。在舆论导向上，舆论跟着理论走，这一时期新闻媒体积极报道各地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弊端，发挥着“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10]作用。

第二，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以导向和共识实现文化领导权。以观念形态或是直接以政策命令要求文化具有导向性以实现党的文化领导权方式显然在当前已失去了最初效力。文化领导权需要正确的导向也需要普遍共识的支撑。对此，我党主动更新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形象，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树立导向和凝聚共识的统一。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有着明确的政治导向和社会、个人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概括囊括了全体人民的意志，使导向也更为丰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具体文化形态中的融入和引导，以期通过价值认同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自觉认同。

第三，以评奖的荣誉光环和评论的引导实现舆论领导权。文艺评奖，一直是国家推动文化建设、体现党的文化领导权、促进文化创作繁荣的重要方式之一。为集中表现“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新时代的价值观，国家在文化领域积极设立各类政府奖项，如“五个一工程”、国家图书奖、“华表奖”等。这些奖项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弘扬主旋律、教育启发民众方面具有明确的导向性，鲜明地承担着意识形态职能。在我党历史上，文艺评论对于文化的引导、推动作用可谓是至关重要。1942年毛泽东就曾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目前在评论格局上，文艺评论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三元格局：主流评论、专家评论、群众评论。他们共同丰富着文艺评论的体系内容，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系统引导和监督。

第四，以文化产业扩展文化领导权的主体以及实现的途径和方式。我党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掌握之中一直强调组织、党政部门的力量。应对文化产业命题，无疑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这包括党政部门、社会团体、知识分子以及个人的多元协同参与，文化领导权实现的主体得以扩展。在实现途径和方式上，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生产、资源配置、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

第五，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增强文化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文化领域，党和中央同样高度重视文化的开放。十六大提出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十七大强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十八大肯定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局面。通过文化交流、走出去等方式，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进而增强文化国际竞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三、文化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现实重构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逐步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着重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探索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命题，文化治理现代化成为了新时期文化繁荣的新坐标和新任务，也推动着文化领导方式的再次变革，更新着我党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能力。

(一)文化治理价值定位更为明确，文化领导权的建构由自发向自觉转变

在西方语境中，文化治理是将现代公共行政的“治理”理论引入文化领域，针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失效，强调通过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协调合作实现对文化的治理。与西方强调政府分权与社会自治的治理理论和实践模式不同，我党对于“治理”和“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础上的。文化治理的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探索的是意识形态领导与文化管理的有效性和有机性融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导向和负责任的“善治”，形成党、政府、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治理格局和文化发展格局。从文化治理的内涵可看出，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则是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过程。中国文化治理有着明确的价值定位，从而将文化领导权的实质前提性、内在性地置于文化治理当中，以使文化治理能够向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方向发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实现文化领导权自觉的建构。

(二)文化治理责任逻辑更为清晰，文化领导权的实现由权力导向向责任导向转变

文化治理现代化要求治理主体有着清晰的责任逻辑，不仅要清楚可以得到什么，更要清楚定位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党和政府作为文化治理的元主体，有责任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促成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结果。对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而言，文化治理责任逻辑则促使其从权力的争夺和实现目标上转向责任导向。这种责任体现为：一是建构责任。文化领导权不仅是对当前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更应主动建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以引领繁荣中华文明。二是维护责任。即文化领导权应主动担负起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释与回应职能，自觉、自信地肯定与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三是批判责任。对文化当中的各种低俗、庸俗、媚俗现象以及消解当下健康价值观的倾向保持一定的敏锐性，并进行坚决批判、抵制。

(三)文化治理格局更为丰富，文化领导权载体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二分法”向相互融合和渗透转变

2002年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划分，承认了文化产业在政策和实践上的合法性，也使文化领导权的实现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载体。应当说这种划分的思路是对的，但是实际操作中这种“二分法”反而造成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无法逾越的鸿沟。文化事业被限制在公益性当中无法通过市场化开发凸显更高的价值，文化产业同样被所谓的市场需求“绑架”不屑体现公益、主流，文化领导权实现的载体也因此受限。文化治理现代化囊括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文化开放水平提高和文化安全构建四大任务，文化治理格局更为丰富。这也促使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由简单的“二分法”向相互融合和渗透转变，从而更有效地实现文化领导权。

参考文献：

[1][6]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上)[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1).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15.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852.

[4]侯平.从创作人员看建国前电影与戏剧的亲缘关系[J].东南传播，2008，(6).

[5]中关党史参考资料(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44—347.

[7]王任重.作家和生活——在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N].文艺报，1958.

[8]马社香.前奏：1965毛泽东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56.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

[10]双传学.让理论与舆论同向发力同频共振[N].红旗文稿，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