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丹

20世纪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是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指抗日战争后期由国民政府选派赴美留学，学成后因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才回到新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其主体是科学家和理工科学生，也有部分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和学者。这里之所以使用“学人”而未使用更常见的“留学生”一词，是因为该群体不仅包括就读于美国高校的留学生，还包括进入美国高校任教、在美国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或实习的学者。虽然最终归国的人数只占派遣总数的少部分，但主要由其构成的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在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是跨文化、跨时代的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在近现代中国留学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档案资料的散失，目前学界对该群体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史料，试图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线索，以期推动学界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的进一步研究。

一、相关文献和研究概况

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截至目前，国内将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作为特定群体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系统性、整体性和思想性较弱。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对归国留美的普通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较少。

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的研究与该群体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相比，很不匹配。从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还没有把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已有成果多为史料或史料梳理。笔者目力所及，相关的史料集有三部：其一，口述史资料集《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收录了28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口述史资料，主要反映了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出国、在美期间、归国和归国后的一些情况；其二，回忆录性质的资料集《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收录了37篇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美学生的回忆文章，侧重归国前后情况的介绍；其三，尚未出版的人名录资料集《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生学者人名录》*王德禄、刘志光、程宏主编：《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生学者人名录》，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稿。，收录了约1000位留美学人较为全面的基本信息资料，另有约500人的资料尚待完善，几乎涵盖了所有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提供了迄今为止该群体最全面的人员名单，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这三部史料集是进行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研究的基础资料。

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中个人资料的搜集成果，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等丛书的出版上，其中有许多这一群体的传记性史料，如《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朱康福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杨纪珂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涂光炽回忆与回忆涂光炽》(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从土家族走出的药物化学家：彭司勋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大音希声：应崇福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做一辈子研究生：林为干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举重若轻：徐光宪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等，主要反映了他们个人成长经历及其为国家所作的重要贡献。这类丛书的出版使较有成就的科学家群体的个人传记、口述史、回忆录等资料日渐丰富。

从中国近现代留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虽然相关著作对该群体有所涉及*如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李喜所主编，田涛、刘晓琴著：《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章开沅、余子侠：《中国人留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等。唯有姚蜀平《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对该群体有专门的介绍。，但大多侧重于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留学背景研究，未将该群体与总的留美学人群体进行剥离，因此鲜有对这一群体的专门研究。

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王德禄、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一文对该群体的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另有一些学术论文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归国历程和贡献等有所涉及。

虽然国外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研究没有专门的著述，但有部分研究涉及该群体的历史。如张纯如著《旅美华侨叙述史》(Iris Chang.TheChineseinAmerica—ANarrativeHistory.New York: Viking, 2003)，对冷战格局影响下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有所交代。其他涉及该群体的外文文献有：费慰梅著《1942—1949年美国对华文化策略》(Fairbank Wilma.America’sCulturalExperimentinChina, 1942—1949.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U.S.Department of State, 1976)；爱荷华州立大学Waldrop Nick的博士论文《为敌人提供教育：1948—1955年的中国留学生与中美冷战格局》(Nick Waldrop.EducatingtheEnemy:ChineseStudentsandtheSino-AmericanColdWar, 1948—1955.Diss.Iowa State University, 2016)；Han Yelong的学术论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49年到1955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研究》(Han Yelong.“An Untold Story: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55”.JournalofAmerican-EastAsianRelations(1993): pp.77-99)；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专门针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较为鲜见。出现这种研究的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史料的散落与匮乏，该群体的人数尚未明确，群体的人员构成、人员基本信息等仍不健全。此外，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本人收藏的一些关于留美经历的个人物品等，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破坏，或下落不明，成为当前研究中的遗憾。

二、关于归国留美学人群体归国历程的研究

中国近现代留学史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留学背景及归国历程有较多涉及，主要包括抗战后期国民党的留美政策、留美高潮兴起的原因、两波“归国潮”及归国人数等。

首先，关于中国留美政策的变化和留美学人的留学背景。抗战初期和后期，中国的留美政策有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外汇匮乏，不得不对留学教育加以严格限制。第二次是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好转，抗战胜利在望，都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留学条件；抗战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在抗战即将结束之际，国民政府为了战后重建国家，放松对留学的限制政策，较大幅度增加出国留学生派遣数量。从1943年起，国民政府出台了《留学教育方案》《三十二年度教育部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教育部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推动留学教育的发展，并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级技术专精人才和业务管理人才上。除国民政府鼓励留学的政策引导外，美国与国民政府交好、美国是二战后为数不多的有实力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国家等重要因素，也成为留美潮兴起的重要原因。*参见孔繁岭：《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1—32页；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第125页；王德禄、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1944年到1949年掀起的留美高潮，留美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中国留美史上的最高峰。民国时期的留美教育分为6个阶段，其中包括1946年至1949年抗战胜利后的留美热*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第115页。。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大多数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留美高潮中赴美留学的。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在美的中国学子人数仍在5000人以上*Han Yelong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1949年，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有5600人，参见Han Yelong.“An Untold Story: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55.”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pp.77-99.也有人认为，1946年至1949年四年间赴美者即达到5000人左右，占百年留美学生总数的1/4以上。参见《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95页。根据梅贻琦195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1944年到1949年美国高校在校中国学生人数分别为，1944年270人，1945年543人，1946年648人，1947年1194人，1948年1274人，1949年1016人，参见Mei Yiqi, and Cheng Qibao.A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New York (1954): p.27.。

其次，留美学人的归国选择。50年代，留美学人群体牵连着冷战格局中的各方利益，更涉及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发展和科技战略。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各国对科学技术人才的争夺是空前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军备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实力尤其是高精尖的国防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也就是科技人才的竞争。在冷战格局、国内政权交替和中美关系变迁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影响下，当时在美国的留美中国学人尤其是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和学者，成为中美两国争夺的对象。争取到这批留美学人，就意味着既增加了自身的科技人才储备，又避免了人才“资敌”可能带来的威胁。正因为如此，50年代在美国未归的留美中国学人群体面临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留学后去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量留在美国的中国学人在国内政权变更的情况下，需要作出是否归国的抉择。1949年至1957年，留美中国学人形成了两波 “归国潮”，其间归国的留美学人构成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的主体。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的归国历程，因冷战格局、中美关系、国共冲突、政权交替等因素，呈现曲折复杂的局面，也因此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第一波“归国潮”：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1年10月。相关文献表明，美国自1884年颁布《排华法案》至1943年取消该法案，其间对中国人成为美国公民作出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必须回到中国，不允许滞留美国。此时的美国政府将赴美中国留学生看成是传播美国民主和文化、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潜在力量，认为他们学成回国后，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但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发生转变。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对于是否支持中国留学生回国存有争议：以美国移民归化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从而在中国推行美国民主；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认为中国留学生归国用其所学为新中国服务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参见王德禄、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高国卫：《建国初期留美学生刘永铭的艰难归国》，《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但美国政府还没有明确的法令禁止中国学人归国，对留美中国学人归国的限制较为间接，因此在此期间，许多留美学人得以回到祖国。这是两波“归国潮”中归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这批回国者包括梁思礼、葛庭燧、陆星垣、唐敖庆、华罗庚、朱光亚、邓稼先、叶笃正、冀朝铸等近1000名留美学人。这一时期也有少数留美学人在归国中遭遇美国政府的阻挠，其中有三个讨论较多的典型案例：一是钱学森在1950年7月即准备回国，但直到1955年9月才得以离开美国，其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逮捕、关押、监视等无礼待遇*事件经过可参见〔美〕张纯如著，鲁伊译：《蚕丝：钱学森传》，中信出版社，2011年；张现民：《钱学森回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二是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等人1950年9月在回国途中，被美国政府在日本横滨拦截并关押，经中国政府外交抗议才释放回国*王德禄、程宏：《“威尔逊总统”号不寻常的第17次航程》，《百年潮》2014年第9期；王德禄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第39页；刘珊珊：《新中国初期的留美归国学人》，《神州学人》2005年第10期。；三是谢家麟等8位留美学人在1951年9月回国时，被美国政府在檀香山拦截并押回美国，直到1954年7月才被允许出境*参见《留美学生谢家麟谈美国当局阻挠他回国经过》，《人民日报》1955年8月21日；《谢家麟自传》，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3—44页。。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发生转变。为避免“资敌”，1951年10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颁布禁止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法令，如果留学生离开美国国境，就要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是不高于5年的徒刑，或是二者兼施”*《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47页。。许多归国留美学人在回忆中都提到，凡是曾申请回国的留学生几乎都接到了美国移民归化局禁止离境的通知。同时，美国政府又拨款“救济”留美中国学人，并为他们提供加入美国国籍的便利，妄图拉拢他们*Han Yelong.“An Untold Story: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55.”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pp.77-99.。在此阶段，留美中国学人寻求各种解除困境的途径：尝试与美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和民主团体接触，争取同情并寻求帮助；通过媒体等渠道发声，将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实公之于众，形成舆论压力；想尽办法与国内取得联系，寻求中国政府的帮助等*参见王德禄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第209—214页。。最终美国移民归化局在1954年11月撤销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第488页。。

第二波“归国潮”：1954年11月至1957年。随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的撤销，再次形成了留美中国学人的 “归国潮”。众多史料表明，美国政府虽然迫于各方压力撤销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允许他们离开美国国境，但美国政府机构对中国留美学人归国仍有诸多限制和刁难，设置了变相的障碍，增加其归国的难度。当时，“要在美国移民和归化局规定的极短时期内办好离美手续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办过境签证和订船票的困难外，有不少人要立即筹措一大笔旅费，要变卖家具，还债和纳税；有的人职业合同没有期满；有的人学业未结束，学位未取得，这些都是在短时期内很难解决的”*《最近从美国回来的十五个我国留学生 诉说美国政府阻挠我留学生回国的无理行径》，《人民日报》1955年8月20日。。在中美日内瓦谈判期间，中国政府也将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提上了会议议程。中美双方经过艰难谈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ume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1985).，于1955年9月10日最终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协议的声明》。但在美国政府执行禁归令期间，迫于无奈或个人选择，已有部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谋生、结婚生子甚至已决心定居美国，因此，在此期间回国的留美学人相对减少，但仍有不少人回国，其中包括钱学森、陈能宽、郭永怀等在内的一批科学家。

根据目前的材料，还无法完全确定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总人数。有关学者估算，截至1956年中旬，约1300名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1949年和1950年约1000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1951年以后，超过434名中国学生申请离境许可。截至1954年6月，314名中国学生获得离境许可，其中1951年150人、1952年53人、1953年84人、1954年27人。*Han Yelong.“An Untold Story: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55.”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pp.77-99.1956年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份文件《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对这一时期的归国留美学人人数有所说明：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77页。。除了上述记载之外，根据最新统计，50年代归国的留美学人约为1500人*参见王德禄、刘志光、程宏主编：《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生学者人名录》，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稿。。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争取留美学人归国工作的研究

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选择回国，与中国共产党对留学人员的归国争取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在抗战后期兴起的留学潮中，秘密选派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国民政府的留学渠道出国留学，其中以赴美留学为主。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指示在美中共党员留学人员积极开展归国动员工作。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记载：“团结留学人员，结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统一战线，在条件成熟时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成为中共在欧美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中共争取留美学人归国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内的工作，包括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设置“归国留学生招待所”*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普遍回忆，在刚回国时，他们曾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的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中等待分配工作。、向海外中国学人播送广播*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参见王德禄、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于杰：《海外赤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7页。，以及动员留美学人的亲人、朋友、师长等写信等。另一部分是在海外的动员，通过留美中共党员在留美学人群体中直接开展，主要包括在留美中国学生组织中开展活动，通过报刊进行宣传等。

其一，在美中共党员创办或利用一些留美中国学生组织，借以开展动员中国学人回国的活动。1949年前后，美国全国性的留美中国学生组织主要有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留美科协)和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英文简称为C.S.C.A.)，除此之外美国很多城市的留美中国学人成立过一些松散的社团组织，如纽约的“星期日马戏团”、波士顿的“中国问题讨论会”等。*程宏、姚蜀平、王作跃、刘志光：《1949年前后留美学生组织及其期刊》，《神州学人》2015年第11期。

目前研究最多的是留美科协。该组织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之下由在美中共党员组织建立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是中共争取留美学人回国的最重要力量。留美科协实际上是中国科协在美的分会，为避免在美国登记国外社团的麻烦，未使用中国科协美国分会的称谓，而以留学生团体的形式出现*王德禄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第154页。。1949年6月，全美留美科协在匹兹堡召开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宣言，规定留美科协“总的目标是为争取团结更多的留学生回国，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而努力”，并向留美同学发出回国的号召，提出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是“我们这一代科学技术工作者无可旁卸的责任”*《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第7页。。留美科协在美国各地有许多地区性分会，经常组织活动，就各种问题，尤其是归国问题进行讨论，为想回国的同学提供互相交流和照应的平台，同时使仍在犹豫是否归国的同学在某种程度上对归国产生认同感*1991年到1992年，傅君诏和侯祥麟两位留美科协骨干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讲述留美科协的成立和发展。中央肯定了该报告，同时肯定了留美科协当年的工作。傅君诏口述(2014年8月)，“北京沙龙：1950年代归国留美学者座谈”，《剑桥中国近现代留学史研究论文集》，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稿。。

对C.S.C.A.的研究也较多。该组织创立的初衷在于传播基督教，其政治立场中立。因其中留学生人数最多、影响力较大，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对该组织政治立场的发展作了梳理，认为40年代中后期，随着进步学生进入该组织，尤其是自1946年起，中共党员开始进入这一组织，C.S.C.A.内部出现了政治立场的分化。1946年举办首次夏令营时，左翼进步学生学者和右翼亲国民党的学生学者之间时常因政治立场不同引发激烈争论，到“1947年后，C.S.C.A.各领导层和很多中坚分子多为左翼进步学生，有的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浦寿昌、陈一鸣、陈秀霞、孟繁俊、徐鸣等”*程宏、姚蜀平、王作跃，刘志光：《1949年前后留美学生组织及其期刊》，《神州学人》2015年第11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该组织已成为中共团结留美学人和动员他们归国的重要平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案”，要求有共产党行为的组织进行登记，以避免其进行非美的和颠覆性的活动*McCarran Patrick A.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of 1950.”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vol.12, no.4 (1951): p.487.。C.S.C.A.和留美科协因具有一定的共产党倾向，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对象，为了保护会员的安全，两个组织在1950年相继解散。

此外，其他留美中国学人组织因规模相对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材料缺失等原因，开展研究相对困难，成果不多，今后需进一步关注和加强。

其二，中共地下党员在美创办了一些中文刊物，作为宣传新中国现状和动员中国学人回国的阵地。当时主要刊物有如下几种：《美洲华侨日报》是在1940年由中共主导创办的，在北美华人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留美科协通讯》是随着全美留美科协的成立，1949年由中共主导创办的，地方科协在此前后创办了《美中科协通讯》《明州科协通讯》等刊物；《留美学生通讯》是由中国留学生自发创办的，也是当时在留学生中影响力最大的刊物；另外还有《留美青年》《中国学生意见》等。这些期刊在动员留美学人归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留美科协通讯》的研究最多。它是留美科协创办的内部刊物，与留美科协的活动相配合，开展留美学人归国动员工作。留美科协经常组织一些讨论会，就留美学人归国问题进行讨论和动员，刊物每一期都登载讨论归国问题的内容，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立即回国、是否再多学习和研究几年后回国等问题上。在讨论中，不急于回国的理由是，认为自己学得还不够，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有所疑虑，担当不起祖国建设的重任，需要继续学习以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主张立即回国的讨论则占了上风，其理由是，战争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建设，各个岗位都亟需人才，应该立即回国，根据所学结合国情发挥自身的作用。*旧金山海湾区会：《回国问题专载——欢送会上谈回国问题》，《留美科协通讯》第5期，1950年2月。留美科协的讨论会起到了一定的动员效果，《留美科协通讯》对讨论的刊载也将归国动员扩大到未参加讨论会的留美学人中，进一步鼓动了留美学人归国的士气。

其他刊物如《留美学生通讯》发行量很大，在第1卷第1期(1949年3月6日)的首页上，以及第3卷第7期(1950年3月4日)周年特刊上，反复刊登了当时留美学人对归国犹豫不决的12个问题，包括新中国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地位怎样、中共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我们在这里学的回国后还有没有用、新中国是否重视新技能新知识等问题*《发刊的话》，《留美学生通讯》第1卷第1期，1949年3月6日。。这些问题客观反映了留美学人对于归国问题的考虑。同时，刊物还经常刊发留美学人自发的归国动员信，如朱光亚等52位留美学生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强调“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号召留学生“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不要再彷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留美学生通讯》第3卷第8期，1950年3月18日。。《留美学生通讯》从创办开始就服务于留学生回国问题的讨论，为留美学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探讨回国问题的平台。

中国共产党争取留美学人归国工作的研究目前只是初步的探索，更深入的研究仍有待更多档案资料的公开和留学生资料的挖掘。

四、关于归国留美学人群体对新中国贡献的研究

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对新中国的贡献，体现在各行业各领域，而最突出的是他们对新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贡献。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现代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留学生在这一“移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第151页。。有一些人成为了新中国的科学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发展对高精尖科学技术的急迫需求。因此，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中的科学家群体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毋庸置疑，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在新中国科技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科学界，直到80年代初，长期占有着最重要的比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学习了欧美较宽广、先进的科学知识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受到了坚持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良好熏陶，回国后致力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并培养和指导了我国科技队伍的后续力量……而留美科技群体对新中国科技的突出贡献更是任何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第156页。。截至1981年，中国科学院的400名学部委员中，有344人(占86%)曾经在国外留学，而其中有204人(占59.7%)曾留学美国，其中大多数是40年代出国学习，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回国的*李佩珊：《1949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4期。。

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贡献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重大科学技术项目上，尤其以“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最为突出，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

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的四大紧急措施中，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罗沛霖、疏松桂*王德禄、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此外，邓稼先、赵忠尧、卢鹤绂、朱光亚、陈能宽、郭永怀、钱学森等对发展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师昌绪等对发展高温合金技术，留美女科学家林兰英等对发展半导体，杨嘉墀对发展计算机技术，常迥等对发展无线电技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贡献*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第157页。。

在“两弹一星”研制方面，归国留美科学家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人不负众望，在困难的条件下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一辈完成了“两弹一星”的艰巨任务*姚蜀平：《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第155页。。据疏松桂回忆，当时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九院的四个部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副主任是疏松桂。其中，除龙文光是留学英国回国以外，其他都是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王德禄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第286页。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获得者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此外，为配合研制“两弹一星”的人才需求，北大技术物理系、清华工程物理系、南开核物理教研室等相继成立，钱学森、朱光亚、邓稼先、虞福春、李恒德、何国柱等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亲自为学生授课，不仅创建了新的学科，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

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中的科学家群体对新中国的贡献在他们的个人传记、文章、访谈录、自述、回忆录等资料中都有较多记述，而专门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贡献和影响力显得并不突出，学界的研究也较少。“因为当时的观点是，西方的社会科学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反动的，所以从美国回来的社会科学家，一般都不让他们教学或研究，让他们改行，教外文、搞翻译等等。”*范岱年：《现在中国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问题》，《〈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座谈会纪要》(2013年6月)，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提供，未刊稿。国家对于学习文科归国留学生的工作分配意见是，“凡是分配给各有关部门的文、法、财经等科的留学生，原则上应当根据他们的专长，分配适当的工作”，但适当的工作也只是“编译工作、资料工作、图书馆工作等”，学财经的可以进入“银行、商业及其他财经部门”*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3页。。显然，人文社会科学的归国留美学人所能从事的职业领域十分有限。总体上来说，人文社科领域的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人数和归国后的境遇及贡献的文献记载较少，是研究的难点。

五、结 语

近代以来，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数次向西方留学的潮流，其中赴美国留学是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趋势。50年代的归国留美学人属“第六次留学潮”，他们“为中国科技大厦筑基”*参见姚蜀平：《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第155—174页。。显然，进一步深化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其中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科技政策和留学政策的变迁，也涉及留学生个人与国家、科技与政治等重要命题。但目前的相关研究并不系统和深入，对该群体的研究尚有一些空白领域和突破口，除了对已经梳理出线索的历史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外，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从史料挖掘角度来看，一方面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人数众多，对他们进行史料挖掘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随着这一群体普遍步入耄耋之年，亟须对健在者进行口述史料的抢救性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该群体具有跨时代与跨文化的特殊性，对他们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国内资料，应同时结合国外资料，尤其是美国现存的相关史料。例如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在美国高校档案馆、图书馆等有所收藏，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史料补充和扩展。

二是从研究范围来看，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该群体中的科学家，忽视了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归国留美学人的研究。虽然人文社科领域的归国留美学人未作出如“两弹一星”一样突出的成就，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尤其在沟通中美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加强对人文社科领域归国留美学人的研究，深入挖掘他们的复杂经历、贡献和社会价值。

三是从研究思路来看，可以尝试突破目前对该群体研究进行历史梳理的局限，拓宽思路，或可依据学科背景，将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进行合理的分类，更深入地对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思想取向和实际工作等进行分析，从局部研究扩展到整个群体。

四是从研究深度来看，对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该群体本身，应从中引发更多关于个人与国家、归国留学生与国家现代化、科技与政治、科学家与祖国等重要命题的深思。

在当代，留学史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因为留学历史不仅记载着国家、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足迹，也是人类文明演进和知识传播的阶梯。加强留学历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近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