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 高雨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正是依靠广大农民的支持才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并最终赢得胜利。而中共依靠农民的过程，既是取得兵源和钱粮的过程，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民生活的过程。在推动农村经济和稳定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涉及许多方面、许多问题，其中如何减轻由战争和灾荒所导致的困难，对中共革命、中共政权一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当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以往对中共根据地、解放区的灾荒及其救治已有不少研究，但由于受到传统革命史观的束缚，大多仍在“政策—效果”的叙事模式之下，重政策、重结果而轻过程，由此弱化了革命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笔者近年来一直倡导“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尤其是中共救灾措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与农民的传统习惯是否存在矛盾，中共政权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尚未引起党史学界的足够关注。本文拟以1948年夏山东沂蒙解放区的抗旱救灾为例对此作一初步探索。之所以选择此例，主要是因为笔者在山东临沂市档案馆发现了与此相关的史料*目前笔者尚未发现学界发现和研究过这一事件。有关地方党史著作、革命回忆录在涉及1947年至1948年的生产救灾叙述中，亦未提到农民祈雨事件以及祈雨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有三篇硕士论文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救灾有所阐述(赵晨：“山东抗日根据地救灾机制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肖丽婷：“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救济事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武盼：“山东抗日根据地对灾荒的治理及启示”，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商业大学，2012年)，但较少反映中共政权与农民群众的互动关系。应该说，不止山东，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相关研究也大致如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祈雨事件，相关史料并不是特别丰富，因此在叙述和分析上都受到一定局限，不过大致能够说明问题。。其实，这一事件本身在中共革命史甚至山东革命史上并无多大影响，但通过对这一事件进行梳理、描述和分析，仍然能反映比较宏大的历史问题，即中共革命的救灾理念及实践、农民群众的心态及行为，尤其是中共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革命政策与民间传统之间的相互纠葛。

一、1948年沂蒙解放区的旱荒与生产救灾

沂蒙解放区主要指蒙山、沂水地域，在解放战争时期归属中共山东解放区。山东解放区由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而来，包括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等五个行署，沂蒙解放区在鲁中区的范围之内。根据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中区党委的划分，鲁中区包括沂蒙、泰山、沂山等三个专署。沂蒙专署包括蒙山、蒙阴、沂东、沂中、沂南、沂源、新泰、泰宁等八个县。1948年7月，鲁中、鲁南合并为鲁中南区，沂蒙专区辖蒙山、蒙阴、沂水、沂南、沂源、莒沂等六个县。*《中共临沂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3、435—436、583—584页。

作为中共华东的主战场，到1947年下半年，山东解放区已经连续取得多场战役的胜利，成功遏制了国民党的进攻步伐，战场基本转移到国统区。在此情况下，中共华东局将工作重心转到生产救灾工作上来，通过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生产，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中共临沂地方史》第1卷，第395—396、446—448、573—577页。其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战争引起的灾荒问题。在长期被国民党控制的农村里，农民的存粮几乎被征用一空，牲畜和农具也都遭到严重破坏。据沂源县张庄、黄庄、鲁村、历山等四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被国民党军队抓走或逼走青壮年1万多人，被拆房屋1万余间，被抢粮食164万斤，损失牛、驴、骡、羊等8.8万多头，被割走庄稼几万亩*朱兆彬、刘兆东主编：《沂蒙旌旗》，黄河出版社，1996年，第475页。。即便战火停止之后，灾荒依然非常严重，断粮情况颇为普遍。蒙阴县大崮区的饥民数量上升到全区的1/2，个别村达到2/3；石匠窝有88户人家，断粮即达40户，群众多以翻白草、菠萝叶充饥*《中共蒙阴党史大事记(1922—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部分群众发生脸肿、无力移动甚至病饿而死等现象。中共革命的大好形势面临严峻考验，“若不能迅速、全面的解决，就有可能在春荒之后，造成夏荒、秋荒、冬荒，使灾荒成为长期的连续的，以致影响到大反攻能否更顺利的发展”*社论：《紧急完成生产救灾，继续贯彻整编工作》，《军政通讯》第14期，1948年4月。。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1947年冬至1948年初，华东局连续召开会议，将生产救灾作为山东解放区全党全民的中心工作，提出“不饿死一个人、不荒掉一亩地”的口号，并颁布八项禁令，全党全机关厉行节约，以减轻农民负担*《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8页；《中共临沂地方史》第1卷，第573页。。这一生产救灾的理念，继承了中共建立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以来组织农民渡过战争灾难和自然灾害的基本模式。在传统社会，官方较少介入农家生产和农民生活，而在根据地、解放区，共产党一直比较重视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领导，并成为中共革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华东局的指示下，沂蒙地委于1947年12月成立生产备荒委员会，全面负责领导本地的生产救灾工作*《中共沂蒙党史大事记(1923—1949.9)》，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主要是取消之前土改过程中强迫建立的互助组，重新按照群众自愿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建立劳动互助组，鼓励发展副业*沂蒙地委：《关于副业救荒的报告》(1948年4月20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44-015。。1948年开春后，沂蒙地委又于3月初召开会议，部署生产救灾的具体工作。地委拨出贷种粮25万斤、救济粮13万斤，支援沂南等重灾区，将发放生产所需的救济粮食和资金称为“生产粮”“生产金”，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生产自救*丁龙嘉主编：《中共鲁中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28页。。相反，对于没有生产计划又要求救济的劳动力，一律不发放救济粮。在农业生产中，中共提出“多锄一遍地、多上一车粪、多打一成粮”的口号，组织群众抢种蔬菜，多种早熟作物，加强田间管理，在生产互助组中则采取人工换牛工的方式，以牛主的利益为优先，鼓励群众多养牲畜。沂蒙地区的生产救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如蒙阴县消灭荒地9338亩，开生荒地1092亩，播种荞麦1517亩，7744人参加支前运输，共运粮食160万斤、煤55万斤、花生1165637斤，从中提成粮食770636斤*《中共蒙阴党史大事记(1922—1949)》，第201页。。

整个山东解放区也是如此。在1948年上半年的生产救灾运动中，调剂了近百万亩土地，开垦150万亩以上的荒地，补充了一部分群众的生产工具，安全渡过1948年初的严重春荒。春季救灾的成功经验让华东局进一步意识到，生产救灾既可以促进生产、安定民心，还能消除前期土改造成的矛盾，纠正过去侵犯中农和错误划分阶级成分，拉近党群关系，巩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华东生产救灾经验总结》(1948年)，《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5、300页。

然而，春季救灾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灾荒停止了，在战争灾荒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然灾害。到1948年初夏，沂蒙地区久旱不雨，旱情浮现。沂源县自5月中旬至7月麦收前后50余天未降雨，严重影响夏收夏种*沂蒙地委：《抗旱工作总结》(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1-018。。沂南全县豆子仅种半数，已种豆子多有旱死的情况，如桥崖子庄即有400多亩旱死，没有旱死的也大部发黑*沂蒙地委：《各区村夏种夏锄及抗旱的贯彻情况》(1948年7月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45-012。。旱情的出现让农民急躁不安。沂源县历山区西北麻村的村民纷纷议论没有办法，“什么时候是个盼头，天又不下雨，想着南瓜早下来接接口现在都旱坏了。也有的说天这么旱，地锄不了，锄了也不管事”*沂蒙地委：《历山区西北麻抗旱情况通报》(1948年7月3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8。。可见，遭遇旱情之后，一些农民缺乏生产的积极性。

为了应对旱情，沂蒙各县、区继续以生产救灾的积极态度，纷纷召开大会，进行抗旱工作的动员与布置，提出“水浇水种”的抗旱方法，以“浇一亩，收一亩；浇一分，收一分”“多种一棵多得一棵，多浇一棵多收一棵，谁种的多、浇的多，谁收的多”为口号，号召群众全力抗旱。沂南县委向全县发布了抗旱救灾的具体通知。*沂蒙地委：《各区村夏种夏锄及抗旱的贯彻情况》(1948年7月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45-012。沂源县也先后在人代会、分区大会上布置和组织群众积极参加抗旱*沂蒙地委：《抗旱工作总结》(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1-018。。西北麻村支部召开村民会议，教育村民不要光着急，不要等雨靠天，要行动起来战胜天旱，并以两家农民的事例说明抗旱救灾的效果：马兆兰家一亩地浇了两遍水、锄了两遍、上了四车粪，打了190多斤麦子；相反，张朝珠家两亩地都没浇，锄了一遍，也没上粪，只打了70斤*沂蒙地委：《历山区西北麻抗旱情况通报》(1948年7月3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8。。在地方政府的动员下，一些群众提高了抗旱生产的积极性，开始了抗旱保苗行动。如沂源县到6月底，水种3.2万余亩，占夏种任务的30%以上，每天平均进展2400余亩*沂蒙地委：《抗旱工作总结》(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1-018。。

显然，沂蒙解放区应对旱荒的办法与中共革命政权一直提倡的生产救灾精神是一致的，与整个山东解放区春季生产救灾的做法也是一脉相承的。

二、农民祈雨活动

尽管各县区的抗旱救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如春季对付战争灾荒那般顺利。在自然灾害的“天灾”面前，不少农民仍如旱情刚开始发生时那样缺乏足够信心，因为他们在传统意识中有对“老天”的畏惧和祈盼。

一些农民并不完全接受和相信县委提出的抗旱措施。有的人说天旱是天意，浇也不管用，特别是豆子*沂蒙地委：《各区村夏种夏锄及抗旱的贯彻情况》(1948年7月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45-012。。在水利条件较差的地方，群众不仅缺乏水种水浇的种植习惯，而且缺乏对水种水浇做法的信心*沂蒙地委：《抗旱工作总结》(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1-018。。在此情形下，群众投入抗旱运动的热情当然难以持续。部分村干部也认为，水利条件的好坏是决定开展抗旱工作的主要条件，因此对水利条件差的地区的抗旱同样缺乏信心。有的区干部甚至对抗旱生产的领导也不够坚决，没有找到抗旱的具体办法。*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这些因素导致水种农作物的进度缓慢。沂源县从麦收后到6月下旬近十天时间才水种8000余亩，仅占夏种任务的7%，每天平均进度不到1000亩*沂蒙地委：《抗旱工作总结》(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1-018。。不仅如此，群众更多地选择水种玉米、水浇地瓜、玉米、南瓜，但这类作物种植亩数较少，对于种植面积较多的豆子却很少浇灌*沂蒙地委：《各区村夏种夏锄及抗旱的贯彻情况》(1948年7月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45-012。。

正是由于抗旱的效果不够理想，农民就开始用民间传统的祈雨方式来解决问题。一般来说，中国农民比较务实，他们相信祖辈留传的经验，没有应验的事不做，超出经验之外的话不信，一切均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为准，但“也讲究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虚文礼数，爱听爱传些不着边际的谣言”*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页。。受这种矛盾心理的影响，农民既会在生存边缘线的压迫下积极投入生产，又有着“靠天吃饭，天命难违”的被动心态，坚信老天爷不下雨，不求老天爷，干什么都没用。在旱灾发生时，许多农村都有祈雨的风俗。如蒙山县有俗语“大旱大旱，过不了五月十三”，如果过了五月十三还不下雨，就认为是“关老爷磨刀不用水，干磨”*《蒙阴县志》，齐鲁书社，1992年，第511页。，“此地过去曾有祈雨风俗，天旱时即抬关公，因祈雨落雨竖过两次碑”*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所以，当沂蒙解放区发生旱灾时，一些群众对抗旱救灾的态度非常消极，有人甚至说：“现在天也不下雨，旱的这个样，庄稼种不上，种上也都干死了，打不着粮食了，打了粮食也不够交公粮的，这样还能过吗，趁早逃荒吧。”*沂蒙地委：《关于祈雨事件给张周政委的信》(1948年7月18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3。与中共政权提出的生产救灾措施相比，群众更愿意选择祈雨这种古老的信仰仪式来应对旱情。农民集体敲锣打鼓，敬神拜天，通过祈雨仪式宣泄内心对旱灾的恐惧，渴求老天怜悯庇佑，将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举办一场完整的祈雨仪式需要持续四天到九天的时间，前三天由领头人带领，用坛子取水放到关帝庙，参与祈雨的群众在庙前烧纸磕头，上供求雨。第四天左右开始用轿子杆把关公的神像抬到街上去游行，游行队伍里有人专门敲锣打鼓。举行完这样的仪式之后，如果几天之内落了雨，村民还要集资请戏班子唱大戏，感谢老天降雨。如果仍未落雨，就要“晒神”，把关公塑像抬出来，放在路上暴晒几天。由此表明，农民是很实际的，当信仰者或崇拜者得不到所求恩惠的时候，他们就会对神灵或偶像大加“毒打”*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蒙山县仲里区的祈雨活动由康家营的几个村民发动，其中既有复员军人，也有军属，还有党员。他们先后到刘庄、白龙庙、魏家庄等村联络，共有八个村的代表到关公庙商量祈雨事宜，制订了一个简单的计划：祈雨仪式一共分九天进行，三天上场烧香，三天跋壇抬辇，如果六天之内不下雨，就把关公石像抬到太阳下晒上三天。村干部对于祈雨的准备过程都是清楚的，且大多参加了祈雨。甚至有区干部表示，尽管嘱咐村干部不准求雨，但对群众求雨，政府不予干涉。*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同样，朱满庄、胜良庄、薛庄、王林村、安定庄、单家庄、丁王庄等村庄也合作办理祈雨活动，规模更大。在祈雨的第二天，以朱满庄为中心，西到70里的卞桥，东到方城，南到徕庄铺，北到费县城里，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六七千人。安定庄共有80余户，有75户参加祈雨活动。附近的黄米崖村的青年妇女儿童有组织地来参加祈雨活动。大部分党员、村干部、民兵也都参与了祈雨活动。*沂蒙地委：《朱满区胜良庄祈雨事情经过》(1948年7月1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2。

在沂源县，历山区田庄共有211户，几乎每户都有人参加祈雨活动，其中男性78人、妇女70多人、青年儿童100余人。在普通农民和军属之外，21个村干部、16个党员以及村长、闾长等几乎都参加了祈雨活动。有的表面上没有参加，实际上也参加了。*沂蒙地委：《封建迷信祈雨情况》(1948年7月2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6。

在沂水县，崖庄区崖庄的祈雨活动还掺杂了民间组织的力量。该村是以当地民间秘密会社“老母会”的名义发起的，将里面所有的人员都动员起来。但与上面几例一样，村干部、党员也开会同意祈雨。*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

由上可见，祈雨不仅仅是一场普通村民参加的活动，村干部、党员作为村民的一员，也有着与村民一样的心态、利益和行为，从而使得祈雨活动变得复杂化。而个别区干部的暧昧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革命理念对农村现实的迁就。

民间习俗尤其是祈雨活动，带有强烈的传播性、模仿性。如沂源县西台村一听到王村祈雨后，很快就行动起来，集中了150多人开展祈雨活动。据一个乡的不完全统计，有16个村在农历六月十五前后举行了祈雨仪式，其中文坦区八个村就有四个村举行祈雨活动，甚至出现多个村联合举行大型求雨仪式的现象。*沂蒙地委：《封建迷信祈雨情况》(1948年7月2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6。

但祈雨活动的频频举行，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花费。如蒙阴县小东崮村为举行祈雨仪式，每户捐麦子一斤，共计捐出200多斤。沂源县历山区田庄村的三天祈雨活动就花费北洋币400多元。朱满庄、胜良庄、薛庄、王林村、安定庄、单家庄、丁王庄等地村民参与祈雨的热情十分高涨，有钱捐钱，有物捐物，短短两天就凑齐北洋币176.8万元、麦子389斤。有的群众还自发购买猪头、纸箔、鱼和酒等，当晚就在朱满庄开设祭坛。周围村庄的群众闻讯，也陆续赶来，有人自带两天的食物参加祈雨，有的老太太自带纸箔来烧香上供。*沂蒙地委：《朱满区胜良庄祈雨事情经过》(1948年7月16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2。由于求雨仪式从准备到实施大致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耽搁了农业生产的进行，使抗旱救灾运动一度陷入被动局面。因此，对于一向提倡节俭和生产救灾的中共政权来说，显然是不愿看到也不能接受祈雨活动的。

三、区干部与祈雨民众的冲突

在沂蒙地委的指示下，各县召开会议进一步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部署抗旱救灾工作，并开始入村调查祈雨活动。调查和阻止祈雨事件的任务，主要由区干部来完成。如前所述，有的区干部对抗旱生产不够积极，个别干部还对农民的祈雨活动抱有暧昧态度，不过绝大多数干部拥护生产救灾的理念，将农民的祈雨活动视为封建迷信。在此情势下，区干部首先在村民中开展反封建迷信的思想教育，阻止祈雨活动，动员村民重新加入抗旱救灾的生产工作中去。

然而，村民并不认同区干部的做法。未举行或正在举行祈雨的村庄，得知区干部即将入村调查的消息后，不仅没有打消祈雨的念头，反而变得更加强硬。在一个难以预测和不可把握的自然灾害的生态环境中，人们往往会把造成饥饿之苦的直接原因(如久旱无雨)与人的某些不适当行为——破坏宇宙平衡的行为——挂起钩来*〔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5—96页。。一些农民对中共政权的抗旱生产就产生了埋怨情绪，认为共产党“抗旱”就是“抗天”，“共产党靠着咱交的公粮吃饭，他们不用靠天，咱自己得靠天吃饭”*沂蒙地委：《关于祈雨事件给张周政委的信》(1948年7月18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3。。在这种意识的笼罩下，区干部阻止祈雨就变成阻止老天下雨的“破坏”行为，共产党的形象不再是“人民的亲人”，转而变成“老天的敌人”。反之，农民将求雨视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并由此形成一个群情激愤的利益群体。各村村民聚集在一起，更加周密地准备祈雨计划，反抗甚至打败区干部成为村民集体行动的一个目标。*法国学者勒庞认为，当愿望受阻时，群体很容易就进入激愤状态，任何障碍都会被粗暴地摧毁。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夏杨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7页。

在蒙山县，仲里区的祈雨村民已经做好应对区干部的准备。他们说，区干部一来村里就揍他，如果求雨求来了，还要到区公所去打仗。当村民强烈要求祈雨时，村干部不仅没有设法加以教育和阻拦，反而纵容祈雨活动的发生。*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在小张庄的祈雨活动中，村干部不仅纵容群众祈雨，还带头组织祈雨。村长和农会长一起召开全村的群众大会，村干部问群众：“天旱了咱怎么办啊？”群众说：“祈雨。”村干部又问：“大家都愿意祈雨吧？”大家说愿意。村干部接着又问：“祈雨的时候，区干来了不叫祈雨怎么办？”有群众说：“来了就打。”还有人建议，对村长、农会长假打，对区干部要真打。在埠南庄村，为争取祈雨的权利，对抗区干部，群众还准备了镰刀、剪子、棒子等做武器。*沂蒙地委：《兹将小张庄祈雨情况再次报告》(1948年7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7。

然而，村民的心态和行为是区干部始料不及的。他们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仍按部就班地到村庄干预和阻止祈雨活动。当区干部秦恒仁指导员、县公安局刘勇股长和通讯员小崔得到小张庄祈雨的消息后，立即赶到村里与该村林指导员汇合，还到农会长家中了解情况，要求撤掉神棚、轿辇等迷信工具。但农会长并没有如区干部所想象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而是认同祈雨村民的观念和做法。他以外出教育群众为由脱开区干部，实则向小张庄村民通风报信。当农会长返回不久，先有三四十个妇女涌过来打林指导员，而后又有三四十个青年，除了打林指导员以外，也假意给了农会长一个耳光。有意思的是，这个与村民一致的农会长，被打了一耳光之后就不见了。其实，村民最主要的攻击对象是秦指导员和刘股长，他们不仅卸掉两人的枪，还将他们捆绑起来，边往街上走边用棍子和鞋底打，街上一二百位村民也加入进来，将刘股长的头都打破了。*沂蒙地委：《鲁村区小张庄祈雨打区干情况报告》(1948年7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5。平时保守、懦弱的村民，之所以敢于冲击拥有一定权力的区领导，不仅与传统观念的精神支持有关，更与人多势众的推力有关。有的村干部躲避区干部并暗中支持村民的对抗行为，则与其本来就是村庄的一员以及参与、组织了祈雨活动是一致的。

在驷头村的关帝庙，也发生了村民和区干部的冲突。与小张村的情况稍有不同，区干部到驷头村之后，并没有要求村民立即拆掉祈雨的工具，而是主动将随行民兵的枪卸下来放在屋里，以缓和紧张气氛，试图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与参加祈雨的村干部和群众沟通。但即便如此，当区干部和祈雨领头人商量处理方法的时候，领头人却突然喊了一声“揍了吧”，周围群众立刻围了上来，用石头、棍子追着区干部打，一边打一边喊“打死区狗子”“共产党抗旱抗的不下雨”。直到区干部在几个参加祈雨的党员干部的保护下逃进屋里，群众才停止殴打，但仍站在门口大骂。不久，愤怒的群众又听闻刘庄的群众被区干部拦住，不让来驷头关帝庙参加祈雨，便带着菜刀等赶到刘庄。因为没有找到住在刘庄的区干部，就抄了他的家。*沂蒙地委：《关于祈雨事件给张周政委的信》(1948年7月18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3。在这一冲突中，参加祈雨的村干部分为两类：一类是不仅煽动群众情绪，而且参加殴打区干部的行动；另一类则只是默许并且参加祈雨活动，当殴打事件发生后，能主动保护区干部逃跑。但不管村干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没有一个人将群众的祈雨计划提前告知区干部，这导致整个教育工作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区干部既不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也无法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当有的村庄“打败”了阻止祈雨的区干部后，举行了祈雨仪式，这对许多有意祈雨的村庄造成了暗示和刺激，认为祈雨是正义的，不让祈雨的区干部是“敌对者”，只要打跑了他们，就能获得抗争的胜利。在这种心态的鼓舞之下，谋划对抗区干部进行祈雨的村庄数量明显增加，情绪也更为激烈。某村在组织祈雨的过程中，有群众声称当东关村祈雨时，区干部来阻止，村里人把区干部打了一顿，上级来人给村里人道歉了。准备祈雨的村庄甚至说，打死区干部算了。杨家庙准备好武器，利用军属和妇女对付区干部，还提出了几招应对之策。*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沂蒙地委：《关于祈雨事件给张周政委的信》(1948年7月18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3。

祈雨村民对抗区干部的情绪愈演愈烈，甚至出现围攻区政府的情况。在沂水县崖庄区，区干部到崖庄村制止祈雨，祈雨领头人号召村民：“咱今天去祈雨，区上不叫祈咱就和他打起来，谁也不要装孬种。”村民当即带着木棍去九岺坡区政府寻找区干部，区干部黄指导员与独立营于干事带领两个班到路上试图挡住他们，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说祈雨是劳民伤财的行为。但村民不仅予以拒绝，反而继续涌向区政府。黄指导员和独立营于干事仍想阻拦，妇女们蜂拥而上，边打边将沙子扬到他们脸上。黄指导员在抵抗的同时，仍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但继续遭到乱棍齐打，他“看势不妙，忙逃跑九岺坡，后面拥集而追。若一时躲避不及，性命难保”。与黄指导员不同，面临来势迅猛的村民，胡区长以和蔼态度予以安慰，述情赔礼，但同样遭到痛打，他“看势不妙，与黄指导员一同逃跑”。村民对他们追赶了二三里路，直到不见踪影，才集合回到崖庄。在返回的路上，又碰到区干部兰玉玺、李世武，某村民同其弟弟卸掉两人的枪，拳打脚踢数十下，还硬逼他们推车，车上有四个人，走不动就用棍子打。张同新集合300余人，命令都不许回家，鼓动到区政府把政府人员取消，另选人当区长，“就成了咱的了”。到区政府之后，吃伙房，砸仓房，场面混乱至极。当区财政助理刚回到区政府大门外，村民也不由分说拳打数十下，打肿的胸部十多天后才消肿。此外，还拿走白面、衣服、火柴、茶缸、蓑衣等。*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冲突到了这个阶段，村民几乎完全失掉理智，变成“无政府主义”者了。

作为祈雨事件中的受害者，区干部的反应比较复杂。有的区干部认为不能吃这么大亏，于是采取报复行动。遭到小张庄群众殴打的区干部秦恒仁，被村民扭送到邻村杨庄后，偷偷派人送信给临近的村子，要求村干部集合民兵站岗查路，不要放走小张庄殴打区干部的凶手。邻村的村干部立刻组织民兵队伍，将秦恒仁解救出来，一起到小张庄，将打人的主要村民扭送到公安局；将殴打干部比较厉害的三个妇女在院子里罚跪，边拷打边审问。区干部的报复使小张庄陷入一种恐慌的情绪，参与斗殴事件的村民惴惴不安。*沂蒙地委：《兹将小张庄祈雨情况再次报告》(1948年7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7。在崖庄，区干部将带头祈雨的群众和参与祈雨的村干部关进牛棚审查，村干部极为恐慌，有的村民因害怕被追究，匆忙出逃，甚至出现自杀事件*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不过，更多的区干部保持了对祈雨村民的克制，但产生了低落、畏难情绪。特别是一些村庄放话说要打死、杀死区干部时，他们十分恐慌，感觉已经无法领导群众了，于是拒绝到村走访，不想再去阻止群众求雨。有的区干部甚至期待不下雨，害怕群众真求来雨，自己脸上挂不住。*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

以上祈雨过程的暴力冲突，体现了群众和干部之间互不信任的面相，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出现了危机。如何缓解和消除这一矛盾，对中共地方政权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四、以温和的方式解决干群冲突

深入基层社会，广泛接触民众，解决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获得民众的拥护，一直是中共领导革命的看家本领。针对祈雨事件中的冲突，中共沂蒙解放区地委、县委“理法并用”，以安抚干部群众情绪、稳定乡村混乱局面为目标，主要依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原则，也就是以情感而非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矛盾。

蒙山县的做法首先是解决区干部的思想问题。县委、县政府领导与区干部开展一对一的谈话，对他们既进行教育，又给予安慰，稳定情绪。县领导着重说明群众和干部的对立是暂时的，群众终究会依靠干部，要求他们在开展工作时讲求方式方法，大胆耐心地说服群众，不能太过死板，以防止群众不满甚至出现驱赶干部的现象。蒙山县委在教育区干部时提出：“如果真正群众不叫我们参加，不让我们发言时，即利用当地党员村干，或党员干部的亲属关系直接参加与群众一块进行祈雨，打入里面进行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坏分子活动情形，再进行研究作适当的处理。”与此同时，县委还要求区干部不能畏惧退缩，重建和提高区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在工作中，中共允许基层区干部因时因势进行调整，显示了革命的原则性与实际工作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在战争尚未结束、政权还没有稳固的情况下，革命政策可以适当与农民的传统观念实行妥协。与消除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相比，维护党群之间的和谐以保障战争补给，才是最为急切和重要的。

其次，县领导亲自到村里召开村民大会，以安抚群众情绪为主，兼顾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号召群众下地浇田，积极参加抗旱生产。蒙山县领导主要强调了五个方面。一是强调共产党与农民群众在抗旱问题上的一致性。为消除农民的“共产党不想让老天下雨”的思想，县领导首先表态，天旱不下雨，政府和群众一样着急，政府理解群众的痛苦，政府也想让老天下雨。二是强调共产党干部与群众是一家人。县委领导特别指出，在村民殴打区干部的过程中，区干部并没有还手殴打群众，“你们打区干的时候，区干手里明明有枪，为什么不用枪打群众，因为干部和群众是自己一家人。哪有一家人还打架的事。咱一家人，因为几个坏分子闹了别扭，就应该孤立坏分子，咱们干部宁愿挨打也不能去打好群众啊”。三是强调法令意识。政府有法令，打人杀人都是违法的事，遵守政府法令才是好群众。四是强调抗旱救灾的重要性。天不下雨，不能埋怨共产党抗旱，共产党已经帮群众克服天不下雨的困难，浇一棵得一棵，浇一片得一片，比如在汶区，就已经浇灌豆子、玉米、地瓜270多亩。五是强调群众只有依靠共产党和政府才能获得幸福生活，“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从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到今年春天的生产救灾，共产党一直是向着群众的。国民党来了，又是占村又是像土匪一样抢掠杀害，这时候是谁救了咱，是共产党救了咱。所以说，只有靠共产党才能活下去”。*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

沂水县的做法与蒙山县大致类似，同样是先做区干部的工作。县领导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认为祈雨事件尽管源于群众的迷信落后，但也与区干部抗旱工作不力并在祈雨事件发生后采取命令镇压的方式有关，这一偏差直接造成了脱离群众以及殴打现象的出现。因此，县领导决定先由区干部向支部群众大会做检讨。区干部驻村之后，向全体党员大会做检讨，说明问题发生的经过，承认工作不够耐心，方式生硬，把群众干部押在牛棚里是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体会到群众的痛苦，没有理解群众迫切要求落雨的心情，没能很好地领导群众抗旱。尽管祈雨劳民伤财，对群众不利，进行制止是对的，但由于盲目制止，导致抗旱工作停顿。参与祈雨的村干部党员也做了检讨，承认他们得知村民祈雨后，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向区里汇报，完全是不管不顾、不负责任的态度。之后，召开村民大会，由祈雨主犯当众反省，作出保证后获得担保释放。区领导还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事件，也与无辜群众受到坏人的欺骗拉拢有关，强调共产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保护人民利益和领导群众生产的政府，谁积极领导生产，保证抗灾生产，就是好干部。*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

沂源县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县领导特别对祈雨事件中可能存在的敌对势力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各地之所以发生祈雨事件，除客观上群众的迷信思想及主观上领导未将抗旱工作发展成为运动以外，也有个别村庄与会道门或敌对分子借机控制群众、实行捣乱破坏有关，因此必须找出原因，订出改进计划。为此，县委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对付会道门。“对此问题我们体会不够，因此不善于向隐蔽的敌人作斗争，我们也未采用隐蔽的斗争方式求得消灭敌人。没有认真负责的向个别认为有祈雨问题的村庄及反动的道会门敌特组织中注意作打入工作及侦查工作(很早就布置作打入工作各区至今未建立)。同时对业务技术不能迅速提高，仍然存在敌人看着我们而我们看不着敌人。今后对这样问题各区应很好的注意防止，应采用麻痹敌人的方法进行内线侦查工作，了解敌人”，当然，没有确实把握就不搞，严格逮捕手续，纠正乱捕。二是对付特务分子。在发生祈雨问题的村庄，“我们除了严肃的检讨自己改变作风外，进行周密的侦查了解工作，派遣(即打入)党员干部进行了解，弄清是非，如系特务分子乘机掌握时要将其活动的全部材料详细搞来讨论，以法惩办，严禁捉风捕影随便逮捕的现象”。三是改变与群众的对立状态。针对违反政策的现象，“在制止群众祈雨中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竟绑押打群众，造成党群对立。这些问题，我们应以严肃的态度来进行检查纠正总结，找出问题的原因，提出今后的保证，以现有的材料教育全党”。*沂蒙地委：《关于夏防工作及群众祈雨给分区委指示信》(1948年8月17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40-013。

经过以上调查、分析和疏导等工作，祈雨群众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县政府对祈雨参与者进行了比较温和的处理。譬如沂水县崖山区对参加祈雨者分四个层次分别予以处理：对于已经逮捕的首要分子，经大会反省并提出今后保证，同意担保释放；对于盲从分子，经大会反省并提出今后改正，给予无条件释放；对于没有逮捕的一般分子，经大会反省并提出今后保证即可；对参加祈雨的一般群众，经大会揭发，进行教育，保证今后警惕不再上当。即便是参加祈雨的党员干部，只要群众意见不多，自我检讨反省，也不做处理。对此结果，村民反映“问题的处理大都同情满意”，县干部也感觉“部分群众初步主动和我们热心谈问题”*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蒙山县也大致做了类似处理。村民感叹道：“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不和无知人一般见了。这次完全上了坏分子的当”，“今后可别再干这样的事了，共产党还行”*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

从以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矛盾和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权避开了与传统天命信仰的直接冲突，没有一味斥责群众祈雨和殴打区干部的行为，而是首先说明政府对群众的痛苦感同身受，共产党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进而用“坏分子挑唆”这个理由，巧妙地解释了部分群众暂时疏远党的原因，将一场党群关系的冲突转化为阶级矛盾的对立。除此之外，中共还借助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人情关系，进一步拉近了群众与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共产党为民服务的宗旨，民众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共产党。这样一种革命话语下的情感动员，缓解乃至避免了群众对共产党干部的反感情绪。

一场党群关系的危机由此得以基本化解。当村民祈雨但并未获得下雨的结果时，开始纷纷表示没有什么神灵，求了也白搭，浇地才是正事。在蒙山县，参加祈雨的群众拆了求雨的会场，收拾东西，回家浇地。*沂蒙地委：《祈雨情况报告》(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4-034。在沂水县崖庄区，村支部发动村民推动生产，尤其是对抗属的地要给予帮助、尽快锄完。某抗属老大娘说：“俺的地锄了，早都是管饭，这不用管饭了，我想去送水给他们喝来，也没好意思的去送。”*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在沂水县，县委鉴于以往政府驻村干部对村庄工作了解不够、帮助不够，重新成立驻村工作小组，改选村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夏锄秋种，检查督促，帮助生产*鲁中三地委：《崖庄区崖庄祈雨问题处理情况报告》(1948年9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2-006。。在沂源县，县委组织机关干部40余人，到各区进行区村干部的思想动员，强调干部党员带头组织起来开展水种，用算季节、算时间打破区村干部的松懈休息思想和部分群众认为“晚不了”的思想，以“豆子入了伏打着有和无”的民间俗语提醒群众及时计算种植任务。另外，中共还通过未祈雨村庄水种水浇的典型实例来教育群众，打破群众听天由命的思想。在以上措施的推动下，大部分村庄订出抗旱计划，广泛开展了水种。到7月10日左右，全县水种玉米、豆子、地瓜等5万余亩，已接近夏种任务的一半。*沂蒙地委：《抗旱工作总结》(1948年8月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1-018。至此，从祈雨危机回归到正常的生产救灾轨道。

五、结 语

一旦突破传统革命史的“政策—效果”书写模式，透过历史的具体过程，就能凸显中共革命和乡村、中共革命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共军队迅猛推进、不断扩大解放区之时，始终贯穿着一个非常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棘手的战争灾荒和自然灾荒，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满足军事战争的需要。中共革命的历史经验昭示，只有改变单一的传统救济模式，介入乃至掌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发展生产，才能渡荒救灾，促进和巩固根据地、解放区的大好形势。而包括沂蒙在内的山东解放区在革命实践中，一直遵循这一生产救灾的理念，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革命和建设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此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因素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或者说，革命从来不曾离开传统，革命与传统从来不是割裂的，传统生活伦理始终在缠绕和影响着革命进程。更进一步说，农民在认同革命政权及其法令、认同新的社会经济理念的同时，也继续遵循着以往自认为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甚至还要求革命政权也要给予一定的承认。结果，农民的传统理念及其行为就可能与革命政策发生矛盾乃至冲突。

1948年沂蒙解放区旱灾的爆发及救灾的具体过程，就十分鲜活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战争灾荒不完全一样，面对自然灾荒，农民虽然也部分接受了革命的生产救灾理念，但在“天命信仰”的支配下，农民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传统祈雨这一民间仪式来应对旱情。问题是，经过多年的革命熏陶，中共地方干部已无法接受这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的仪式，更不能容忍其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所以就试图阻止农民祈雨。农民却认为干部的行为是“逆天命”的，甚至将他们当成敌人，进行暴力殴打。在这一冲突过程中，农民的不满与对抗、村干部的纵容与默许、区干部的愤怒与消极彼此交错，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共政权并没有将其革命意志完全强加到农民身上，而是以温和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在革命与传统的融合中重建干群关系，为有效地化解社会危机提供了一个案例。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革命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并未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很长时间乃至今天都仍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