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清 华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

地域史研究的兴起无疑是新世纪以来党史国史研究领域较为引人注目的新动态。作为对于此前党史国史研究中某种宏大叙事模式的扬弃和改进，地域史研究为党史国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地域史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不仅许多党史、国史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地域史为研究对象，而且许多中青年教师甚至一些原本从事古代史、民国史研究的教授也开始涉猎当代地域史研究，为进一步推动地域史研究注入了新动力。但检视目前地域史研究的相关成果，笔者发现作为地域中心的城市，在地域史研究中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显得尤为薄弱。而毛泽东时代的城市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是深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一、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整体性的成果主要有两套。一套是20世纪90年代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史工作部门和中央有关单位协作编纂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丛书。该丛书主要收集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的接管、改造和建设中所形成的重要文献资料、当时主政者的主要文稿以及有关重要事件的回忆录和统计资料，总体上是一套城市接管和初步改造的资料集。目前已有数十个城市的党史研究部门收集了大量史料，完成了丛书的出版工作，但该丛书的资料利用率非常低。另一套是由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牵头、中国城市史丛书编委会组织编纂出版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十几个城市的专著，大多数都是从该地城市的起源开始，分门别类叙述各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下限一般都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因而对毛泽东时代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大都有所涉及，但基本上是一带而过。

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的另一类成果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各项政策和事件的研究。如关于城市接管政策的形成、变化与执行，以及中共主要领导人有关城市接管方面的思想和贡献，或者是具体城市的接管介绍等；关于具体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的研究，如关于“三反”“五反”运动、底层社会改造等；或者是与城市人相关的历史研究。目前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则开始关注新中国成立后都市社会的变迁与延续等问题，为进一步理解当今中国城市社会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James Z.Gao，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2003; 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张济顺：《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史林》2006年第6期；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举世罕见的，其叙事空间混杂着关涉历史和现实、政治和学术的各种言说，既有严谨的科学之论、探微之作，也有大量因袭旧说、重复雷同、粗制滥造的读物，还存在着许多造成误记和误读的情况*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总体来说，中国当代史研究已然起步，“‘流水已到，渠成有待’，不远处将会响起澎湃的潮声”*王家范：《对当代史研究的期望》，周武主编：《上海学》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页。。但目前当代中国史研究极不平衡，不仅存在宏观历史、中观历史和微观历史的不平衡，甚至还有很多空白领域无人问津，无法形成总体史的研究态势。得益于大量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乡村研究，许多带有经典意义的著作的出版和流行，加深了人们对于当代中国前30年农村社会变迁和基本生活场景的了解；但对于当代中国更为重要的城市而言，相关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作为超越“地方史”而具有整体意义的地域史研究而言，必须将城市与乡村纳入同一体系中加以研究，才能更为完整地揭示出当代中国前30年历史变迁的基本规律。

二、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的必要性

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但目前研究现状显示并非如此简单。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在此进一步论证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的必要性，尤其进一步论证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对于促进和深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作用。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治理的中心地带，成为中共工作的重心所在。只有加强城市史研究，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前30年的社会变迁及其背后的理念与原因。城市是人类思维的创造物，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和各种活动的聚集体*〔美〕爱德华·克鲁帕特著，陆伟芳译：《城市人：环境及其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3页。。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城市更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许多中国城市的历史非常悠久，虽然在很长时期内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不高，但城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依然越来越大。中共虽然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曾长期坚守农村，但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了城市”，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工作由此成为中共的工作重心。

城市作为人口和各类资源集聚地，能够更好地在短时间内集中和交换资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作的社会价值。中共接管城市后，党政军等领导机关几乎全部迁入城市，城市无可争议地成为各级行政中心。在以重工业化为目标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民政府进一步将优质资源集中到城市，城市也成为各区域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说，中共入城以后，城市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命根子”*冯筱才：《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命根子”：1959—1961年上海的粮食紧张及应对》，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223页。，是中共新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最重要阵地，也是中共施政的基础。

其次，城市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有海外学者指出：“研究中国社会，都市问题是一个关键。”*〔日〕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2页。著名学者施坚雅也肯定：“(中国)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形成及其中心职能的发展——是地区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242页。研究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社会，必须重视城市问题；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城市问题更是关键中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建立起以“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会。这一被改造过的城市，既不同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也与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存在巨大差异，更与国外城市具有天壤之别。以“生产基地”为目标的城市改造，将原本城市具有的消费性和服务性以及创新性和亲近性等特征大部分加以消除，城市成为一个个生产单位以及围绕着生产单位的居民组织和各种为单位人群服务的机构的集合体。像上海这样原本国际化、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经过改造，虽然表面上“摩登依旧在场”，然而“都市迅速远去”了*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第17页。。“都市性”作为城市的最基本特征，在共和国城市中却曾经渐行渐远，但城市又的确是共和国时期最为重要的基地，所以研究者必须要通过共和国时期的城市，才能理解共和国时期的整个社会。城市作为观察共和国前30年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窗口，必须加强相关的历史研究。

再次，从地域史的角度来说，城市是地域之中心，加强地域内城市史的研究，无疑是加强地域史研究的中心工作，更是深化地域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施坚雅在研究中国农村基层市场时提出了著名的集市体系理论，认为中国农村集市网络是一个包括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的三级“市场共同体”。在市场共同体中，中心城市既是地理上的中心，也是市场的中心，是人员交流和物资集散的中心；而此中心城市又是更高一级城市体系的基础，几个中心城市共同围绕一个更高层级的城市组成更高一级的市场共同体。*〔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编，第329—343页。尽管这一模式受到诸多挑战和批评，但至今无人能予以彻底颠覆或推翻，而只能不断修正和完善它*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在“施坚雅模式”中，城市无疑是地域的中心，不同层级的城市是不同规模级别的地域中心，而整个中国则被分成九大区域，形成几个巨型城市。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在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安排下，政府更多介入市场，使得原本大体有序的市场体系出现巨大变化。人口和物资的流动不再单纯遵循市场运行规律，而是夹杂了更多的政治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地域的界线变得更为模糊，尤其是随着大型公共建设的开展，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许多原本难以企及的地方变得容易到达，极大地改变了地域的范围和边界。但是，不管地域边界如何变化，地域范围如何伸缩，地域内的城市总归仍然是地域中心。研究地域内的城市史，将城市史置于整个地域史的核心位置来加以研究，更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整个地域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更高级别的地域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特色和发展规律。

最后，当今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快速发展之中，研究共和国前30年的城市史，有可能给当今城市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智力支持。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0.64%，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1978年达到17.92%；改革开放后，中国驶上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2011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市人口总量超过农业人口的总量*王凛然：《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中国当代史研究新课题》，《兰州学刊》2016年第10期。。截至2017年末，中国城镇化率更达到58.52%*《统计局：中国2017年末城镇化率为58.52%》，新浪财经2018年1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cn/7x24/2018-01-18/doc-ifyquixe3813845.shtml.。中国已经完成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化，中国的城镇化率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提升。因此，急剧发展变化的城市化，需要相关科学研究的跟进，而作为诸学科最重要基础的城市史学自然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自身的职责。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研究城市的学科——城市学直到17世纪至18世纪才伴随着欧美工业化、城市化运动的步伐得以创建，专门研究城市问题的城市社会史学、城市史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在城市化发育充分的美国等地开始形成，城市史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更是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这些学科之所以在当时出现，就是为了回应和处理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所面临的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城市化发展，尽管无论从规模还是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上都存在巨大差别，但是前30年城市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可能都对当今中国城市化发展具有某种正向或反向的价值和意义。积极研究前30年的中国城市史，充分挖掘和分析前30年城市发展、变化的各类资源，总结经验，归纳教训，并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可谓正当其时。即使共和国前30年的城市具有与世界各地城市很不一样的特性，但是城市依然是集聚人口和资源的最重要空间，并随着改革开放而越来越恢复其原本应该具有的“都市性”、服务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城市也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早就宣布，作为“最健康、最绿色、最富裕、最宜居的地方”，“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美〕爱德华·格莱泽著，刘润泉译：《城市的胜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笔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和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城市也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最终应该是理性和良性的，而不能重蹈西方城市发展已经历过的各种问题，更不能继续走中国前30年历史已证明不良或不够健康的城市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加强对共和国前30年城市史的研究，梳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基本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也是历史学回应当下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的方向和议题

城市史应该是以城市文明兴衰为主轴的专门史，但作为中共地域史研究核心的当代城市史研究，其方向和议题则与传统的城市史研究有所不同：它既应该包括传统城市史所关注的城市文明发展变迁过程，也必须更多地体现作为地域核心的城市在当代中国前30年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解释今日中国城市发展的路径选择。

首先，要厘清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即“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规定和制约，因而也呈现相应的时代特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来改造城市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基地”，强调突出城市的生产功能而弱化城市的消费功能。可以说，这个基本定位是中共城市政策的基本前提和改造城市、建设城市的所有方针政策的着眼点。明乎此，研究者对当代中国城市史上的很多问题才可能提出新的解释，也才能理解政策初心之所在。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持续不断采取措施疏散大城市人口，似乎走上了一条与城市化发展背道而驰的路。但因为新政权施政的基本目标是带领中华民族走上富国强兵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而这一目标选择应该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如何理解这一矛盾？实际上这既是新政权集中资源建设重工业的无奈之举，更与中共对城市基本功能的定位有关：只有将大量不直接从事现代工农业生产的“消费性人口”迁移出城市，才能保证城市的“生产基地”功能。另外，与之相关的大量中小企业、学校、医院、文化机构、剧团等单位的外迁和疏散，虽然同样有各自的原因，但背后也都受到城市基本功能定位的影响。

其次，要加强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史研究。城乡关系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对重要关系，也是中共地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打通城乡关系的关键要素是移民。移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会越来越多。根据移民研究中的“推—拉”理论，人口会向着有吸引力的地方流动。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具有强大的拉力，而乡村则由于生产的衰落和破败而具有强大的推力。这一推一拉，自然使得近代以来原本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这也是近代中国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途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巨大的推力，拉力虽然也在，但人为的更为强大的推力却将农民阻挡于城市之外。同时，农村原本对人口就有一股强大的推力，但1949年后，城市人口却大量向农村推，导致农村不仅不能推出自己的多余人口，反而要接纳更多城市人口。因此农村对人口不仅有推力，实际上还有一股强大的拒斥力，希望将外来人口排除在本乡本土之外。在人口的迁移进程中，不仅有推拉，还有拒斥与反推拉，这就导致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反复奔波，是为当代城乡关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这些关系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影响城市和乡村社会，都是党史学界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再次，要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这也是加强中共地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诸如《翻身》《十里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林村的故事》等著作以及许多相关论文，使人们对改革开放前农村生活的基本场景已经有了很多认识和了解，对于集体化时期的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多少有所了解，但由于缺乏有分量的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人们对同时期的城市则知之甚少。关于集体化时期城市居民如何生活和娱乐、城市里各单位内部的生产生活如何开展、政治运动如何发动、单位以外的里弄街道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生活等课题，目前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但仍然极为薄弱。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地域史研究不能缺少人们的生活史，尤其是共和国时期的地域范围和界线大都有所变化，因而也都加入了新的因素，具有了新的特征。只有研究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史，尤其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史，研究者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地域的整体历史。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生活，生活环境的改变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决定行为方面，一个人成长的物理背景和一个人居住的地方，每一点都与一个人的基因传承或社会阶级一样重要”*〔美〕爱德华·克鲁帕特著，陆伟芳译：《城市人：环境及其影响》，“前言”第1页。。城市的发展变化深刻地影响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每一个人的生产与生活。加强毛泽东时代城市史、城乡关系史的研究，是深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