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与时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来自西方的思想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这些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帮助中华民族走出被奴役的时期。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注意到了我们接受的这些“西学”在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同时又将我们带入了新的困境。这个新的困境基本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是否全盘模仿西方而放弃自己的传统的争论。

持“全盘西化论”的人多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古代的专制以及众多丑恶的现象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无法成立的。大多数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根本不理解儒学真正的内涵。对此，干春松教授提出了“制度儒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制度儒学》一书中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儒学对于当代中国以及全世界的重要意义。

《制度儒学》这本书主要引发了我关于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作为贯穿中国社会始终的思想主线，儒学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制度具有着普遍适应性。另一方面，作为与“心性儒学”相对的“制度儒学”，它与前者必然拥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我认为它可以体现为一种名叫“风俗儒学”的概念。因此，本文将以这两条线索作为贯穿全文的思路，探讨儒学在当代中国存在以及发展的合理性。

一、儒学的普遍适应性

作为历史上中华民族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