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倩茹

庾信，一位历经四朝十帝的文人，他是南朝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将南朝绮艳华美的文风发展到极致，并对后世的宫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侯景之乱为界，此后的创作把南方文学的华美绮艳与北方文学的刚健清新结合起来，庾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前后文学创作风格迥异，人生轨迹转变莫测，庾信用他的文采见证了一位文人在乱世之中的人生骤变，最终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本文以庾信的人生际遇为主线，分析其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

南北朝因地域与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学风格，而庾信的诗歌则兼而有之，既承袭南朝文学的柔婉，又有北方文学的刚健浑厚。庾信人生经历是他诗歌风格转变的主要原因。早年的庾信深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对儒家学说颇有研究，他从小就受到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在詩歌创作上，他主张诗歌的声韵格律，以宫体诗著称。假如庾信一直生活在太平盛世，那么他可能只是一个受祖上恩荫的颇具才华的世家子弟或宫廷诗人。然而世事无常，梁朝五十年无战事的繁华表面一朝破碎，庾信的人生波折骤起，历尽沧桑。庾信深受梁朝皇室的恩遇，梁朝却被西魏灭掉，这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内心的煎熬，还是精神上的痛苦。在文学创作上，庾信前半生致力于宫体诗的创作，在诗歌风格上洋溢着南朝文学的婉转柔媚；后半生融合北朝刚健浑厚的文学风格，这也导致了庾信前后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笔者主要从庾信的四个人生阶段来分析其诗歌风格的变化。

一、诗礼传家书香溢，家学渊源父子传

庾信，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人（今河南省新野县）。他生于一个既是书香门第又兼具政治地位的世族家庭。八世祖庾滔随晋室南渡，遂徙家江陵，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庾信的祖父庾易是一个“志性恬静，不交外物”的隐士，有“文义自乐”之志。庾信父辈兄弟三人均有文名，其父庾肩吾的诗文更是“辞采甚美”，是当时大官之一，亦是著名的文学家。庾氏一门都颇具文才。祖父庾易以文采清高受人称赞，大伯庾黔娄以孝顺为世人称道，二伯父庾於陵位任冼马，举家都行仁义之事。庾信的父亲庾肩吾，在兄弟之中文采更为出众，庾信继承了其父的才华，一时之间，庾氏父子满门华贵。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后，庾肩吾成为太子中庶子，“初太宗再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越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在这种环境下，庾信在少年时代便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文化教育。从以上的史书记载人们可以看出，庾信自幼成长于书香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周书·庾信传》记载：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之“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这又体现了少年时期的庾信在文学方面的天资十分出众。

二、少年风流动江南，诗韵绮艳善精工

庾信十五岁任太子萧统东宫讲读，十九岁任太子萧纲东宫抄撰学士，与其父及徐摛、徐陵父子出入宫禁，深得萧纲宠信。而无论是出于对上位者喜好的顺从还是时代环境的影响，他们都致力于发扬永明新体的创作形式。“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于往时。”庾信出入东宫，成为以萧纲为首的东宫文学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他在东宫文学集团诗文“新变”的基础上，融入新的体会，做出创新，不久便在当时的文坛上崭露头角。庾信与徐陵父子的作品深受当时文人赞誉，被合称为“徐庾体”。所谓“徐庾体”，是指徐、庾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庾信前期的诗作以《和咏曲》与《奉和山池》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梦入堂内》《奉和春秋》《镜赋》《鸳鸯赋》等，此类作品多是应和之作，内容大都描写风花雪月，如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香脂水粉。创作题材相对狭隘，主要围绕宫廷景色、胭脂美人进行创作。诗风偏向自然艳丽、绮靡柔弱，具有典型的齐梁之风。

徐庾体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较高水平。但是，庾信前期创作的诗歌作品至今流传的数量并不多，其中却不乏精品。例如，《和咏曲》：

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顿履随疏节，低聚逐上声，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鸾回镜欲瞒，鹤顾市应倾。已曾天上学，讵是世上生。

此诗描写了灯火通明的洞房之夜，在宾客酒罢宴后，一对璧人轻盈起舞，随着节拍或顿足、或低头、或转步、或长袖飘舞，舞步变化多端，变化万千，仿佛鸾舞鹤顾。末尾两句称其舞步非人间所有，应是天上有、不为世上生。

这首诗本是和梁简文帝《咏舞》而作，本身就是一首酬和诗，在声律上一贯继承发扬了永明体的文学主张。虽然描写细致精巧，写出了舞姿的妙曼婆娑和舞步的难得，但立意并不高深，目光局限在美人与舞姿上，华而不实。又如《奉和山池》：

乐宫多遐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

此诗为庾信在南朝梁担任文德省学士、作为皇太子萧纲侍从时，和萧纲的《山池》诗之作，主要写游赏皇家池苑的场面和所见之景色。虽是和作，却并未落入一般宫廷应制诗华贵刻板的俗套。后一首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观察、描绘都很细致，与萧纲的诗十分相近。具有宫体气息的六言诗《舞媚娘》大概也作于南朝：“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本诗描写爱美的少女对青春的眷恋，即使隐含着伤感的情绪，但仍是活泼且具有蓬勃生气的。

三、一朝动乱破繁华，二次败亡尽沧桑

在侯景之乱之前，庾信一直生活于江南水乡的温婉柔媚、杏花春雨的缱绻缠绵之中，加之梁朝统治者大为提倡宫体诗创作，青年的庾信秉承前人宫体诗柔弱无骨的诗风，仍沉浸在艳冶文风、繁华太平的深宫高墙之中。世事难料，由于梁武帝贪图侯景投降所献出的河南之地，进而引狼入室，致使“五十年来，江表无事”的局面被打破。作为一个宫廷词人，生活安逸，未识人间疾苦，他空有士大夫的文化知识和不切实际的“文人抱负”，事实上缺乏实际操作能力。面对兵临城下、国破家亡的局面，庾信作为六朝士大夫懦弱性的一面在此刻暴露无疑。在侯景兵临城下之时，“庾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庾信逃跑的举动在道德上遭后人诟病，但也有学者认为，面对侯景的十万精兵，用仅有千余人的宫中“文武”去对抗本身就存在不可抗性，所以不应在道德上过多评判。endprint

庾信在此之前一直生活在梁朝稳定繁华的时代，而这次的国破家亡彻底撕碎了歌舞升平的生活假象，将他暴露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庾信从小深受父辈的影响，作为文人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礼，弃城而逃本就使庾信的内心受到很深的煎熬，加之一路逃亡的所见所闻造成庾信人生观、价值观的巨大转变，同时也让庾信的目光从宫廷景色、鲜花美人转移到国家忧患和自身的人生遭遇上来。这就促成了庾信诗歌创作风格转变的思想萌芽。

四、中兴无望江陵破，身陷北朝終未还

公元552年王僧辩平定侯景之乱，太子舍人羊鲲斩杀侯景。同年十一月，梁元帝萧绎在江陵即位，庾信将复兴梁朝的希望寄托在萧绎的身上，先后担任过御史中丞、右卫将军、武康县侯、加散骑侍郎。但是由于梁元帝萧绎刚愎自用，敏感多疑，大臣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得不到采纳，庾信也并未得到重用，眼看中兴无望，庾信对梁元帝的希望寄托很快破灭。此时庾信心境已经发生了改变，脱离了醉生梦死的温柔江南、金脂水粉的深宫内闱，亲身体会了战乱的残酷与疮痍。逃亡的苦难磨去了庾信少年时期的光环与骄傲，他的内心有了家国忧患意识。

从在此期间庾信的诗作《燕歌行》《杨柳歌》中，人们就能窥视探出一二。《燕歌行》前半部分描写恢弘大气，感情基调悲凉壮阔；后半部分愁思弥漫、婉转蕴藉，同时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的场景相互印证、互相补充，将每个情景或意向所表达的情感相互勾连起来，由一处情景而触发相关联的情感，在整体上达到“宛转相生，逢原皆给”的效果。庾信的诗歌被明代杨慎评价为“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也说：“唐初四子源出子山。”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认为庾信这首《燕歌行》是“开唐初七古”之作。此诗一改之前绮艳柔靡诗风，不仅在创作上纵横捭阖，在内容格调上也富有气概，同时引经据典，蕴藉委折之中显现出丰富情感。庾信走出了宫体诗的桎梏，他的目光不再局限在江南温婉柔媚，他的眼中有了战争的疮痍和国破的哀痛。

庾信在北朝生活了二十八年，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而庾信的诗风与前期也大不相同。经历了国破流亡，遭受了羁旅扣压，庾信在他四十二岁以后的人生中经历了世事的变迁、朝代的频繁更迭和上位者的轮换更替，这些对庾信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期庾信的诗歌创作思想更加丰富，情感更加深切。在艺术上，其诗歌融合南北文学所长，更加成熟，笔调苍凉健劲，主题多为忧嗟身世和羁旅异国、乡关之思。例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和一些与故国旧友的诗文，其中有几首颇能体现庾信在北朝的内心世界。客居北朝，官位再高也难以抵消庾信的亡国、思乡之情。再如《重别周尚书二首》（其一）：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该诗的大意是：万里之遥的旅途，却不见归途之人，尚不如河边的大雁，在南迁之时还能回南方。一个独立城墙之上的落寞背影，目睹旧友回归故里；连远处空中的大雁都能回到南方，而自己却身不由己，羁留异乡，其中寂寥滋味溢于言表。

晚年的庾信在精神上是十分凄苦的，北周武帝准许寓居在北周的南朝士人回到故乡，“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不遣”。庾信因其才华得到多位帝王的重用，也是因其才华，他失去了最后一次回归故国的机会。虽然在两年后，庾信征还长安，担任了司宗中大夫，但是已风烛残年的庾信内心仍是沉痛纠结的。少年的意气风发，中年的国破家亡，晚年的还乡无望，以及仕宦敌国的内心煎熬，埋骨异乡的人生归结让庾信留下了他最著名的辞赋《哀江南赋》。过了两年，67岁的庾信因病辞官过上了归隐生活，又二年，公元581年，69岁的庾信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因病卒。

无论是年少风流、文采过人的少年庾信，还是经历了人生骤变、身陷异乡的老年庾信，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对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庾信的一生，唐人崔涂将其完整地概括：“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庾信前期的诗歌创作攻于技巧的雕琢，更倾向于显露个人的文才学识，而后期的诗歌创作则饱含自己历经沧桑的人生感悟。在风格上，他的诗歌创作既融合了南朝齐梁文学的声韵、修辞技巧，又体现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庾信在文学造诣上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新高度，成为集南北文学之大成者。

（海南师范大学）endprint